轉移到日喀則監獄
1964年年終，有謠傳說江孜監獄將被關閉，犯人將合併到西藏其它的監獄去。有一天早上，上面讓我們把紡織機撤下來，因為所有的紡織工都要被轉移到日喀則去。第二天我被命令卷起棉被，一個小時之後我就被放在一輛軍用卡車上。
在行路當中，我看到了嘎東。過去三年每天看到的只是監獄的泥牆。現在我看到以前的寺院和形狀奇異向天邊沿伸的山峰。嘎東就象幾個世紀以來那樣座落在那兒，遠遠望過去，看不出這個山谷充滿了憂傷和苦難。唯一能顯示人們在遭難的是，寺院屋頂上沒有新的祈禱旗在風中飄動。在江孜的監獄，我偶爾可以得到一點家裡的消息，才知道家人曾經是被毒打的對象，一切土地和產業都被沒收了。父親和繼母從原來的房子裡被掃地出門，分配到一間原來是倉庫的小房間。由於他們的地主出身，境況比犯人更為惡劣，以前的村民和佃戶對他們象麻瘋病人一樣避之唯恐不及。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地主成為人下人，任何人都可以打罵他們，特別是那些貼上「農奴」標簽的人。
到達日喀則，天已經黑了。幾個拿著火把的守衛把我們帶到一個大院裡，說今天晚上就在露天過夜。第二天早上，我們被帶進一間沒有窗戶的屋子裡，僅有一扇很低的門。地面非常粗糙而且高低不平，沒有墊子，我所擁有的破舊衣衫現在既要當被子蓋，也要當墊子用。我在這所新監獄的任務是建立一座地毯工廠。
到達日喀則不久，就發覺對我們而言，時局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964年10月，中國第一次進行核子試爆。一天早晨，犯人被召集去開會，中國人宣布了這個消息，軍官們都興高采烈，趾高氣揚。一個穿藍色羊毛裝和肥肥長褲的軍官站起來，宣布中國是個強大的國家，以後永遠不用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了。他謾罵美帝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說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國家因為擁有核武器而任意稱霸世界。
班禪喇嘛被指控
一個星期之後的一天，我坐在牢房裡讀著每個犯人必須閱讀的《西藏日報》，學習課的時間，犯人必須坐在一起，討論當天的社論。我當時被頭條新聞中那句「班禪一伙」的字眼嚇住了，「一伙」這個字眼一般是用來指責那些意圖推翻共產黨的有組織的小團體。這篇文章謾罵班禪喇嘛，指控他建立了一個「黑組織」，反抗無產階級專政並且要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
這一篇文章特別使我感到震驚，因為我家以前就住在班禪仁波切居所的下面，目前所在的監獄又是塔什倫布寺院以前貯藏糧食的地方。我很困惑，以往中國人總說班禪活佛是一個「愛國喇嘛」，他的寺院被稱為「愛國寺院」，現在卻如此嚴厲地譴責他。1960年西藏所有的寺廟都被中國收歸國有，唯一只有扎什倫布寺沒有遭到毒手。
一天早上，整個監獄都被士兵包圍了，說是犯人今天不用出工，這只有一種可能﹕要召開大會。大家在院子裡集合，等待中國軍官的到來。他們立刻開始譴責班禪喇嘛，宣布班禪犯了叛國罪並且背叛了黨。一位干部憤怒地指責班禪一伙脫離了人民群眾，跟達賴一伙的反動匪徒們靠攏了。說到中途，這位干部把音調降得低沉而柔和，假裝他被班禪喇嘛的行為深深傷害了，不過我們還是沒有明白，班禪喇嘛到底做了什麼。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可能跑到印度跟達賴喇嘛會合了。中國人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稱為「印度擴張主義扶持的兩個奴隸主。」很久以後，中國的報刊才提到了班禪活佛向中國領導上了一份七萬字請願書，中國人責備他污蔑了黨和人民政府。打擊班禪的運動更加深化，很多扎什倫布寺的工作人員被逮捕，關進了日喀則監獄，可是我從來沒看見過這些人。
這件事使我非常擔心，達賴喇嘛已經被趕出國門，我們現在唯一只能寄望班禪喇嘛成為西藏的領袖。在帕南地區，我們對班禪總是有特別深的情感，雖然過去有一些藏人不滿他「親中國」。現在他突然倒下來，令我非常悲傷，我很知道中國人怎麼對待其他藏人領袖。監獄領導告訴我們，必須對班禪喇嘛重新評價，每個人要表態，這表示我們將很快地被強迫對班禪喇嘛進行控訴。
再次轉移到西藏第一監獄
在日喀則沒有待多久，一天夜裡我被一個照在臉上的火炬弄醒了。「誰是班旦加措？」火光後的一個人問道。「我就是。」我迷迷糊糊地回答。他將火把直直湊到我眼前，命令我卷起鋪蓋走出監房。我已經略有所聞，知道將會再度被調到另外的工作組或是另外一間牢房。火把照著睡眠中犯人們的身軀，這人又喊了我朋友洛登格桑的名字。洛登醒了，朝我的方向望過來，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也受到同樣指令。我在卷鋪蓋的時候，腳鐐發出了金屬撞擊的聲音。我把所有東西和被子捆成很整齊的小卷，在監獄裡我學會了珍借每一件細小的物品，我的手在黑暗中摸索地面，看看有沒有遺忘其它的東西。火把後面的人看不清，可是從聲音我聽出來他是一個藏人翻譯員。他在露天舉著火把指點我們坐下，又給了一些熱水喝。這時他說，我們將被轉移到拉薩去。
把我們轉移到西藏第一監獄的原因是那裡也新建立了一所織地毯的單位，需要我們去指導那邊的犯人。這是第一次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會轉移以及將會到什麼地方去。這個翻譯接著說，我們必須在天亮的時候搭乘公共汽車到拉薩去。接著而來的是一個大好的消息，一名中國軍官在四名警衛的陪伴下到達了，翻譯員的態度突然改變，中國軍官對翻譯說了一些話，他安靜地聽著，點點頭，接受指令。令我非常吃驚，他給我了開鎖，把我腳上的腳鐐取了下來。
腳鐐被解開
我的心飛騰起來。過去兩年，這一對腳鐐已經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習慣它限制我的行動，耳熟它敲在院子石頭上所發出的沉重聲音，也習慣了早晨不能象其他犯人那麼快跑到廁所去。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我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走路方式，看上去比較自然，也較為舒服。
他們命令洛登和我背起行李，步行到汽車站去，前後各有兩名士兵把我們夾在中間。那名軍官和藏人翻譯緊緊跟在士兵的後面。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必須全神貫注地進行這個最簡單的走路動作，因為不戴腳鐐我已經忘了如何走路了。坐過牢的人一看我現在走路的這副怪樣子，就知道我戴腳鐐戴了很長的時期。
「重刑犯」在轉移的路上
已經有一大群藏人和漢人聚集在汽車站了，有些人立刻辨認出我們是「重罪犯」。我們在離開其他旅客幾米以外的地方站住了，放下背包，士兵們把我們圍在中間。那個軍官離開了一會兒，回來的時候，手上拿著幾張紙，我以為是我們的旅行許可證。他讓翻譯告訴我們規矩一些，又打開一個袋子出示兩付手銬，說上面命令給我們銬上手銬，他不要我們覺得過於尷尬，決定免了。
爬上公共汽車，車上已經有十幾個其他的乘客。從日喀則到拉薩的旅程開始了。道路崎嶇不平，沙塵滿天。塵土穿過窗戶落到我們的衣服上和臉上，婦女們用頭巾包住了頭。當道路比較平坦的時候，一個旅客拿出一盒餅干傳遞給大家。當這盒子傳到我和洛登面前時，一個年輕藏人婦女用中文徵求中國士兵的許可，他擺擺手表示同意，我就拿了一小塊餅干，洛登也拿了。那個女孩說﹕「多拿一些。」我極力克制自己，把籃子推開了。這個女孩用手抓了一把餅干放在我腿上，也抓了一把給洛登。她的細心讓我非常感動，這是四年來我第一次嘗到這種美味。在監獄裡我學會了節省，所以我把這些餅干留起來沒有吃。
那一天太陽落山後，我們到達了日喀則和拉薩中間的一站—羊八井。記得以前第二次到拉薩時，經過這個城市。很多大卡車排列在路邊，城裡有很多新修建的中國式房屋，整個區域看起來象個大軍營。我們被帶到一個大廳裡，這是卡車司機夜宿的地方。衛兵給我們端來了一碗碗熱騰騰的面，我狼吞虎咽吃下去，太美味了，洛登跟我一樣地吞食。其他的藏人旅客看見我們那副饞的樣子，好像從來沒有吃過這種東西。那一天夜裡有人又給我們送了一份，我也設法把這些得到的食物保存起來。
我們就在羊八井過夜，第二天早晨繼續上路前往拉薩。警衛允許其他旅客跟我們談話，大家問了我們許多問題，我也問旅客關於西藏發生的事情。在監獄裡，我們唯一的消息來源是中國人，而那些消息經常是不準確的。
我們風塵僕僕到了拉薩，下車時，有旅客把一些中國錢幣塞到我的手裡，我試著退還，但是他們很快下車，消逝在人群之中。汽車站擠滿了來自拉薩各地的旅客。我在監獄的幾年期間，拉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看起來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們都改穿中國式的服裝，年輕人不再穿傳統的藏袍，取而代之的是藍色的無產階級制服，男女的衣著都一樣。開始我以為他們都是屬於部隊的，後來才發覺是當局鼓勵這種時尚。
有名的犯人和異議分子都關在扎奇
一輛吉普車來接我們，車子快速穿過城市的街道，到達了扎奇。這裡的建築物也改觀了，看起來象一座現代化的監獄，而不再象一座軍營。洛登看起來憂心忡忡，我叫他不要擔憂，我們一定會見到一些哲蚌寺的老朋友，而且我們來到這裡的目的是指導紡織。
1964年，扎奇已是一座現代化的監獄，也叫西藏第一監獄。犯人都穿著光鮮的制服，監獄有電燈，天花板中間吊著一支電燈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一間有電燈的房間裡。我站在那兒，睜大眼睛，欣賞著這支電燈泡。其他的犯人都笑我，叫我鄉巴佬。這支燈整夜都開著。
許多西藏最有名的犯人和異議分子都關在扎奇。監獄分成五個大隊。原來西藏的政府官員和高僧都關在第五隊，包括洛桑塔什—西藏最後一任總理，還有拉勒，原藏東地區的藏軍司令。一大隊關的都是無期徒刑犯，二大隊關的是老年犯，第三大隊是女犯，我被分在第四大隊。每個大隊下面又有好幾個組，每一組裡有十二至十六名犯人。組其實就是我們睡覺休息的牢房，每組有一個組長，組長是監獄系統裡最重要的人物。
第二天，我被帶到一個堆滿了羊毛的大倉庫去，有的人在梳理羊毛，有的人在紡線，這裡看起來根本不象監獄，更象一個工廠。洛登和我被作為師父介紹給大家，當我們穿過廠房的時候，其他的犯人都對我們很尊敬。幾星期之後，扎奇當局宣布不要在這裡建設地毯工廠，因此新近從外地轉來的犯人又要被調到其他地方去。點名開始了，從各個地方調到扎奇學習紡織的人，又得重新卷起鋪蓋，除了洛登和我。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好在監獄裡的氣氛還算輕松，也沒有定期的大會。這表示干部們太忙或者還不知道黨的政策如何。監獄裡似乎有很多行政上的變化，但是我們無從知道變化對每個人的命運將有怎樣的沖擊。
未完待續，下接第七章紡織師傅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