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退教授宋永毅主導編寫的《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一書最近在美國出版，這部30多萬字的書籍彙集了20多位專家學者的觀點，揭示了“洗腦”機制，確立了“洗腦”成為極權政治的重要工具。這部書籍首次從多學科、以及全球縱橫比較，回顧了極權者運用“洗腦”理論操縱民眾的歷史，並展望了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洗腦的新方式，從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的視角探尋“洗腦”的精神淵源，並梳理了世界多名哲學家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唯權主義對“洗腦”的影響。
籍此書出版之際，我們連線到本書主要作者之一-夏明教授，請他來談談相關的話題。由於此部書籍涉獵範圍廣，我們的節目時間有限，因此，我們謹滿足於將話題的重點瞄向當今中國。
法廣：“洗腦”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嗎？共產黨當政之後，如何運用了“洗腦”工具？
夏明：對，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洗腦”這個專用名詞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因為英文“洗腦（brainwashing）”這個詞是從中文翻過去的，而中文的翻譯“洗腦”的最早的運用，根據目前的文獻，是從延安時代、包括當時叫“思想改造”、也有“洗腦”或者是“洗心”。所以就是說，從延安時期到後來、尤其是解放-1949年前後-包括進行的各種“三反五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洗腦”就變成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詞彙。最突出的特徵表現在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美國的這些俘虜，許多受到大規模的思想的扭曲改造，而且還有21個人投誠、往中國來，不回去了，叛國了。這些回到美國的士兵，表現出了非常奇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著名的記者亨特就研究這批人，他寫了兩本書：1951年寫了一本《紅色中國下的洗腦》；1956年，寫了一本“洗腦：美國和英國的士兵如何戰勝挑戰洗腦的”（《洗腦：它的歷史；極權共產主義政權對其的使用；以及反抗它的美國和英國士兵和俘虜的故事》）。所以“洗腦”是跟中國共產黨緊密聯繫的。
但是我想說一下，我們在今年五月底，在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邀請了21位學者來探討“洗腦”。“洗腦”在中國如此重要，跟中國政治史如此地連接緊密。但是，在中國研究裡面，很多重要的英、美的這些外文的這些中國研究，都沒有用“洗腦”這個詞彙，或者說都不敢用這個詞彙。我們覺得這個詞彙在中國的研究裡面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有21位學者認真的來從各個方面探討“洗腦”，從目前探討的“洗腦”，我們可以看到跟中國緊密地相關聯。
但是，“洗腦”它有悠久的歷史。有學者也都追溯它的悠久歷史，像我的研究裡面，我就說：從柏拉圖的“洞穴理論”-把囚犯放在洞穴裡邊，給他們傳播虛幻的理念，讓他們見不到真的太陽。最後他們相信：牆壁上的幻影就是真正的太陽-，這樣我們就看到，其實“洗腦”已經開始出現。當然“洗腦”的決定性的出現，轉折點是在1919年，也就是巴甫洛夫跟列寧見面以後。列寧認識到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可以幫助列寧實現他的建設共產主義新人、建設蘇維埃新人的計畫。所以列寧把巴甫洛夫請到了克里姆林宮，而且讓他在那小住，把他的研究全部寫出來，幫助列寧對俄國人-或者以後的蘇聯人-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建設，大規模的“洗腦”。而這個“洗腦”重要的理論，跟列寧格勒1924年發生的一次水災是有關係的。當時許多的狗、在這個水災以後就把它們過去的很多的記憶訓練全部都得消失掉了，就是把腦子給洗白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洗腦”一方面跟巴甫洛夫這些研究是有關，另外跟宗教也有關，因為中國-包括佛教裡面的“洗心革面”-跟“洗腦”其實是連在一起的。而在巴甫洛夫的研究過程中，巴甫洛夫的身世-因為他是從一個非常濃厚的宗教家庭出來的-他跟斯大林一樣，都受過非常正宗的東正教的教育。其實“洗腦”跟天主教歷史上的、尤其是16、17世紀的在西班牙發生的宗教法庭審判也是連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宗教法庭用它的暴力來對老百姓進行轉宗的教育，或者是迫害異教徒、或者對有異教思維的人、或者有所謂的不正統的思想進行強制“洗腦”，這些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主要的“洗腦”應該說是跟共產主義運動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從1919年，列寧跟巴甫洛夫運用他的條件反射的心理學。以後也影響中國，因為中國無論是康生、王明，還有就是建國以後-中共建政以後-的包括郭沫若，專門在北京還開過一次全國的心理學的大會，就在向巴甫洛夫學習，用巴甫洛夫的理論來建設新中國。這裡可以看到，在整個的“洗腦”發展過程中，應該說“洗腦”是跟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跟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怎麼樣運用這個“洗腦”工具？中共整個在追求政權和建立政權的過程中，一個，就是用大量的政治運動-無論在延安時期，搞思想改造、整風，到了以後“三反五反”、反右、向黨交心運動；以後再有“四清”。。。而文革，應該說是小規模的、或者是小範圍的運動“洗腦”的失敗以後，進行的一種全國的急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的“洗腦”。中國共產黨當政以後，把運動、把學校、把監獄、把各種工具都用起來，來強化它的“洗腦”，而在共產黨的整個統治中國的頂峰時期，是藉助文革。其實文化大革命，就是它建立社會主義新人、進行全民“洗腦”的一個最重大的工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洗腦”應該作為中國研究裡面一個重要的研究的題目。同時因為“洗腦”涉及到很多心理學的和西方的哲學、宗教學、政治學、還有腦神經的各種研究，所以我們這個會議，尤其是我的論文，把西方的百年的洗腦理論系統的整理（出來），我們希望西方的學術研究理論跟中國的案例-尤其是歷史的和當下的這些案例-能夠協調起來，幫助中國人認識什麼叫“洗腦”，從而我們可以防疫、怎麼樣能夠保持自己的大腦的清潔衛生，保持我們的清醒。
法廣：到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的“洗腦”方式是否有了新的變化？
夏明：是，到了習近平時代，應該說跟前面的兩個時代-一個是毛澤東時代“毛時代”，另外一個當然是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應該說它們有三段不同的演變，像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這種古典的“洗腦”方式，就是完全用暴力來改造靈魂、改造心，毛澤東用這種粗俗的運動的暴力的形式是比較多一點；後面到了現代，尤其我們剛才講到巴甫洛夫，他的心理學被運用以後，許多更精緻的一些武器-尤其是心理學的武器-，無論是對個人的情景心理的掌控、或者是控制、或者對我們生存的環境，尤其是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社會環境的這個控制，給我們帶來的壓力，這裡面就有一種現代“洗腦”的發展。
但是到了21世紀，我們就會發現有一種高科技的“洗腦”。高科技的“洗腦”主要是在藥物、腦神經的控制下面，同時利用當下的主要的計算機、電腦的科學和社交媒體-大規模的無所不在的社交媒體-高科技的這些-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大數據，還有大監控-，我們看到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應該說，習近平的洗腦方式進入到了高科技的階段，但是並不是說他完全放棄了前面的、毛澤東的粗俗的暴力，他現在還在用-我們看到，他不論對新疆還是對異議人士都還是用粗俗的暴力，尤其是宗教迫害。
另外，他還在用鄧小平時代當時的一些心理、宣傳戰術、欺騙。但是，今天習近平當然有一種集大成的發展，用我們的書裡面的一位作者吳國光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他寫的一篇文章，就專門談在毛、鄧、習三個階段不同的“洗腦”，他總結說：這三個階段不同的“洗腦”是：毛的時代是“灌”，強制灌輸；到鄧的時代、江的時代，就是“騙”，主要用精緻的方式、用宣傳的方式來騙你，尤其是用物質利益，其實就是叫用“胃”洗腦，就是通過掌控你的“胃”來控制你的“腦”，尤其是把人的思想、想法和動機，從你的“胃”往下去引，而不是讓你升華到“心”或者“頭腦”。然後到了習近平時代，他把它總結成一種“戰”，“戰”就是一種認知戰。現在習近平知道：要完全像毛澤東一樣的用威信、或者用強控能力、完全能夠把老百姓的腦子給洗凈，好像是比較困難的。但是“認知戰”，就是給你放出各種混亂的信息，尤其是在官方的媒體都給你放出各種混亂的信息，讓你的腦子被搞亂，這樣你就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所以這個認知戰，其實就是要向大腦開戰，最後把人的大腦給毀掉。如果我們知道中共的這個三階段的“灌”、“騙”和“戰”的話，那我們就知道：當下在習近平的認知戰下面，他“洗腦”的-無論是工具、還是他的戰略，還有他自己的這種自信-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工具當然有藥物的、甚至催眠術的、社交媒體的、高科技的、干預我們的腦神經的，中共已經開始對基因進行各種編輯等等，包括生化武器的運用、改變我們的各種生活等等。所以就可以看到：他的技術含量是急劇提高：高科技、大監控、大數據。另外，一方面，他的“洗腦”規模急劇提高、急劇擴大，因為原來在毛澤東的“洗腦”下，他是控制自己的老百姓，把老百姓變成愚民、能夠受到他控制。但是你可以發現，習近平今天把他的手伸出了中國。他現在有一個長程的洗腦。首先在台灣，我們這次論文裡邊有台灣的教授李酉潭和台灣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楊琇晶，他們提交了關於中共在台灣展開的“認知戰”，對台灣的媒體進行控制。另外，我們這邊有餘茂春教授，余茂春教授在川普時期給國務卿彭佩奧做中國事務顧問，他專門寫了中共在外交場合的“洗腦”。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在毛時期，主要是針對國內、洗中國老百姓的腦；但是，今天習近平的野心讓他要控制海外：不僅要控制台灣、香港、控制海外的華人，同時，還在外交場合、在大外宣、或者通過孔子學院、駐外機構等等，他想對外國人進行某種洗腦。根據余茂春教授的研究，其實在美國，有很多的精英人物-無論在華爾街經濟精英、還是在華盛頓政治精英、還有各種說客、遊說集團-，他們都被中共所利用，成為中共長程洗腦的機器的一部分。所以我可以看到，在習近平的統治下面。洗腦有了許多新的變化。
法廣：二十一世紀高科技下的“洗腦”以怎樣的形式呈現？
夏明：對，我們現在講的高科技“洗腦”-可惜我們這次研究沒有邀請到心理學家，沒有邀請到神經學家或者病理學家-，我們這裡邊主要是政治學、哲學、歷史、宗教學、社會學和大眾傳媒，還有文學等等，這些教授來研討的。所以我希望以後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現在高科技裡邊主要是涉及到我們的大腦神經。但是我在研究裡面，總結了西方過去百年的這個“洗腦”的理論的發展。我把重頭三分之一是放在了“高科技的洗腦”。高科技的洗腦主要是對我們的大腦。大腦對於認知的一種場景，是非常複雜的。而且有許多的切入點是可以控制的、或者是可以干預的。所以現在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也-進行過這種對大腦操控的研究項目。但是，他們認為，這種研究項目只會傷害大腦，其實沒辦法明確的控制，所以西方國家基本上放棄了研究。但是中國沒有（放棄）。
中國現在其實吸收了許多西方國家過去的-包括學術-研究，它自己也更沒有限制和底線地對我們大腦的控制進行各種研究。現在我們通過已知的、看到的，它無論對精神病院的運用來迫害異議人士、還是對人體的基因進行編輯，這些你可以看到：中共是想用高科技來進行的（洗腦），所以這裡面主要是對我們的大腦、腦神經通過藥物的干預，通過這種毒品各種的干預。這是目前的主要的發展。另外一個，當然是社交媒體。根據目前西方的研究，社交媒體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心理狀況，而且對我們的腦神經、對我們腦的長期的演化的結構是有急劇的影響的。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中共也其實在用大數據、尤其是運用到各種算法在影響我們用的社交媒體。騰訊本身就有很多的數據設置，就要引導輿論、就要管控人們的思維、就要控制我們所說的一些敏感詞等等。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藥物、催眠術、社交媒體、腦神經的干預，所有這些高科技的東西-同時還有一種深度的一種偽造，很多東西、它可以用深度的偽造，比如用音、或者是形、影像等等來進行各種的造假。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我們現在面對的各種“洗腦”對我們大腦的新的攻擊會越來越複雜，我們怎麼樣必須認識到這種複雜性，同樣，我們怎麼樣能夠明白“洗腦”的初衷和它的手段及目的，捍衛我們自己的利益。這對我們來說，在高科技下更要提高敏感性。
法廣：“洗腦”打造了一個怎樣的中國社會？具體對中國民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夏明：對，其實“洗腦”跟“啟蒙”它們兩個結成一個矛盾體。一方面，人類社會不斷地在追求啟蒙，尤其西方國家在啟蒙運動以後，人類不斷地追求個人解放，追求用理性來認識這個世界、能夠控制我們的行為；但是另一方面，用蒙昧主義，蒙昧主義就是想操控我們的情感，煽動我們的情緒，同時削弱我們的理性思考，然後用暴力來引導我們的行為，來為“洗腦者”服務。因為我們所說的“洗腦”，就包括洗腦者和被洗腦者。所謂的“洗腦”就是洗腦者有目的的、用各種系統的手段和方法，讓被洗腦者不知道的情況下，徹底改變他的信仰或者認知。而這種徹底改變他的信仰和認知，導致被洗腦者的行為最後是要傷害自己的個人的利益的。所以當中國長期進行“洗腦”的話，那你就可以發現，中國人的許多的利益是受到了傷害，其中最大的，就是中國這個社會“蒙昧狀態”在共產黨以後其實是沒有改變，也就是“五四”以來的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是沒有離得越來越近。相反，可能離得越來越遠。這是整個對中國的影響，就是蒙昧主義盛行。當下中國的蒙昧主義還是非常濃厚，這是第一個；如果有這種蒙昧主義，那你就可以看到；許多老百姓的集體無意識的蒙昧主義的行為方式，受到國家或者政黨各種操控和煽情，其實你可以發現：個人喪失了個體性，喪失了個人的尊嚴，同時喪失了個人怎麼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同時參與決定國家和歷史命運的能力，這是另外一個缺陷；第三個惡果就是：根據當下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就是我們的腦細胞、或者我們整個的細胞，它的進化過程中，不僅是有生理上的基因選擇，它的現在的社會基因學裡邊，有一個就是我們的細胞，其實跟社會環境發生應對，發生應對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方式。這樣的話，我們整個社會大的發展、或者就像耶魯大學教授Christakis他寫的一本書叫《Blueprint》也就是“藍圖”。在這本書里，他就講到：其實我們的歷史的整個大的發展，這個弧形，總的來說是走向進步的。人類為什麼在過去幾千年，從蒙昧不斷地走向啟蒙，其實歷史是在不斷地進步。但是可惜就是當中國由這個國家進行全方位的、對14億人進行系統的“洗腦”，中國這個社會就會喪失我們所說的這種歷史的弧形，總的是向進步的方向走。其實中國你就會發現就是：我們的道德會更墮落、我們的知性其實會更延緩發展。另外，這種社會環境形成一種社會的戾氣會增加，或者就會說劣幣會淘汰良幣，所以我覺得“洗腦”的最大的危害，就是讓中國的歷史發展-也像許多的中國的觀察家或者中國老百姓也講了-，就是每一次在我們重大的選擇過程中，我們總是選擇最壞的選擇，恐怕這是“洗腦”給中國的歷史發展、給中國的命運帶來的最大的惡果。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