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報》特派記者周三19日從鄭州發回報道指出，為了配合蘋果公司的營銷策略，富士康的生產線只在一年中的部分時間需要工人。薪酬的波動性讓人們不願長久留下。
《世界報》這篇特別報道開頭寫道，中國中部的河南省會鄭州，十月初的夜幕降臨。橫跨馬路連接巨大廠區K區的天橋，原本幾乎空無一人，突然間擠滿了人。很快，日班結束時離開iPhone組裝線的工人流像極了高峰期火車站擁擠的走廊。他們分散到戰略性設置在那裡的食攤之間，在霓虹燈下擺滿炒麵和包子。另一些工人則走着相反的路，接替夜班生產。
結束了工時的劉和馬（兩人都是18歲）正走向宿舍樓。《世界報》選擇只使用受訪者的姓氏（因為這些姓氏很常見，他們不會被認出來），因為當地政府官員和便衣警察一直跟蹤我們，並恐嚇了我們的一些受訪者。
劉和馬在九月初相遇，當時他們被分配到iPhone 17 Pro Max的生產線上，負責將中央處理器及其電路固定在智能手機中。在那裡，他們使用自動螺絲刀擰緊零部件。劉出於好奇數過：他每天重複相同的動作約1300次。
劉和馬都不確定他們剛開始的戀情在11月中旬之後會發生什麼，因為他們將在工作滿三個月拿到工資後離開富士康。“這份工作結束後，我會去別處再找一個”，劉說。“工廠的生產線太壓抑了，這份工作沒有未來。我們只在工資高的時候才待在這裡。我會拿到獎金後再決定去哪裡。不幸的是，我不能為了感情而犧牲薪水”，這位年輕人在離他女朋友不遠的地方坦言。他將離開貧窮的家鄉河南，可能會去江蘇，一個位於上海以北的沿海省份，那裡的工資更高，工作更穩定。
在此之前，這對戀人跟這個季節里“iPhone城”——這座擁有十五年歷史、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工廠——的大多數工人一樣，都緊緊盯着這三個月的獎金。這筆獎金已成為管理工人的核心要素。為了適應蘋果公司生產的強烈季節性，富士康實施了極端靈活的工作制度，使得在生產節奏放緩時無需留住工人，從而避免在淡季支付工資、社會保險和與年資相關的加薪。
季節性工人
為此，工廠提供了較低的基本工資，通常為每月2100元人民幣（255歐元，即法定最低工資，略低於鄭州平均工資的一半）。薪酬只有通過加班，尤其是承諾留崗三個月後發放的獎金才變得有吸引力。
富士康和蘋果將iPhone工人變成了季節性工人，就像採摘葡萄的農業工人一樣。這種節奏符合美國公司的商業和營銷日曆：每年，在蘋果老闆庫克（Tim Cook）著名的9月新款iPhone發布會之後，銷量就會達到頂峰，為中國的“光棍節”（又稱“雙十一”）、美國的感恩節（兩者都在11月）以及最重要的聖誕節等消費高峰期做鋪墊。
長期關注iPhone工人狀況的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創始人李強對《世界報》解釋說，“這就是兩家公司之間的關係模式，他們的‘商業模式’，它不是以人為本的：富士康只在需要時才使用臨時工，就像蘋果只在需要時才使用富士康一樣。”
李強就此強調，這種分包關係使蘋果公司擺脫了對其組裝產品的中國工人的責任，同時沒有真正損害其形象。他的非政府組織最近對鄭州工廠進行了一項調查，結論是超過一半的工人是通過中介機構安排的臨時工——儘管中國法律理論上將這種做法限制在企業勞動力總數的10%。
中國最大的私營僱主
儘管存在這種不穩定性，但這種獎金制度使得富士康在許多工人眼中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僱主。許多來自內地的農民工在三個月後會離開，去別處尋找製造業工作，也有人會回到田間勞作。
一位在工廠附近一家大眾餐館吃完一碗麵條的40歲女士對《世界報》表示，她和她的弟弟、丈夫三年來每年都來這裡工作這三個月。她10歲和12歲的兩個孩子留在了他們的家鄉登封，距離這裡約一百公里。她在8月份簽訂了合同，當時的獎金是9100元，接近最高值。“我等到11月底，很多人會那時離開”，她說。
蘋果公司在1980年代初首先在美國製造Macintosh，但於2004年關閉了其在美國的最後一家工廠。在2007年推出其智能手機時，它將大部分組裝外包給了富士康，這家台灣公司因此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僱主。
但隨着北京成為華盛頓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地緣政治問題又疊加了美國就業問題。早在2011年2月，蘋果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就坦誠地告訴時任總統奧巴馬：“這些工作不會回來了。” 然而，如今承諾將工廠遷回美國的總統特朗普仍然執着於“美國製造”iPhone的夢想。
貿易緊張局勢
在中國，富士康最初在東南沿海靠近香港的深圳工業區組裝iPhone，但隨着該地區的發展，工資也隨之上漲。為了保住蘋果的合同，這家承包商開始尋找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
2010年，地方補貼說服這家台灣集團選擇鄭州作為新工廠的所在地。事實上，河南省為它鋪了紅地毯：提供2.5億美元貸款（2.15億歐元）、稅收減免、市政資助的宿舍，以及對附近機場的大規模建設——零部件從那裡運來，智能手機從那裡運走。遠離沿海的河南是一個欠發達的地區，卻是中國人口第三多的省份，提供了較低工資的勞動力儲備。
儘管鄭州的工廠比深圳更靠近工人原籍地，但它並不適合帶孩子居住。“工人必須犧牲個人生活，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工廠。這些做法在他們心中滋生了不滿，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或其他地方的勞工則覺得他們的工作被‘偷走了’，所以說，雙方都不滿意”，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觀察到。
在2016年至2017年的活動高峰期，該工廠長期僱傭了30萬工人。但隨着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以及在貿易緊張局勢下富士康在印度開設工廠以降低其對中國的依賴風險，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減少。導致鄭州工廠的工人數量現在可能只剩下15萬，而大約20%的iPhone現在在印度製造。
一些宿舍樓已空置在那兒
這對該地區是一個沉重打擊。手機在2015年占河南出口的60%以上，但到2023年只佔46%。在市區，一些宿舍樓空置了，附近的餐館關門了。“以前，下班時，如果一個工人在人群中掉了鞋，根本不可能找回來”，一位在工業區入口附近經營小診所的醫生回憶道。在一家臨時工中介機構，一位招聘人員表示，一些求職者擔心被安排上夜班。她還說，“這份工作太單調了，很多人堅持不下去。有些人來抱怨。我們就告訴他們為了獎金要堅持三個月。”
在宿舍樓下的一家理髮店裡，朱（一家小型招聘機構的老闆）在等待理髮時有很多話想訴說。理髮店周圍有小超市，還有按摩店，黑暗中的女孩們向孤單的工人招手。朱曾親身經歷了2022年鄭州的工人騷亂，當時相關視頻傳遍了全世界。當時，隨着工廠和宿舍里新冠病例激增，這個擁有20萬工人的園區被封鎖，但許多人因害怕感染而逃離，徒步返回家鄉。
地方當局曾承諾提供獎金以吸引其他人來工作，但這些工人被困在園區內，食物供應極差。由於承諾的工資沒有兌現，工人們在街上反抗身穿白色防護服的警察。隨後，政府官員要求軍隊退伍老兵和共產黨員前來富士康重新啟動生產，因為這關乎當地經濟。
朱說，即使是今天，儘管富士康和蘋果缺乏社會承諾，當局仍然為他們做了大量工作，這與2024年在鄭州開設工廠並提供穩定工作（儘管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製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低於智能手機）的比亞迪不同。朱詳細描述了在河南的每個縣，當地勞動局如何組織集會來幫助富士康招聘。他依舊相信蘋果離不開中國。“iPhone依賴中國，因為中國人工作努力又聽話”，朱解釋說。“你被告知：‘你是上夜班，你就是上夜班。’ 現實就是這樣。”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