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嘏德Gudrun Alber與家人一道，在中國度過了童年，也經歷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下鄉勞動等等。
1966年文革開始，她成為了紅衛兵，這樣「可以保護我的父親和母親」。
她曾經歷沈陽的武鬥。
1972年，方嘏德離開中國，回到奧地利，在那裡讀了大學、結婚、工作。後來，她的母親以及兩個弟弟、中國父親相繼也來到奧地利。
如今，她與家人生活在維也納。
在接受德語媒體採訪時，她和家人曾講述過，回到奧地利後，對他們來說，適應生活是十分艱難的。此次德國之聲對她的電話採訪，則主要請她講述了在中國的歲月。她用中文接受了採訪。
下篇：大字報、「雞蛋人」與沈陽的武鬥
您為什麼決定回奧地利？
從小我媽就跟我說，你的前途、你的將來是歐洲。我媽一直灌輸我，讓我回到歐洲來。
我當時在工廠裡上班，隔壁的工廠是一個機械廠，男工人比較多。我師傅經常來給我說媒，隔壁那工廠有個小夥子看上你了，要不要我給你拉拉線，做個媒人。我說不要不要不要。那個時候我二十歲了，大家都來給我說媒，可嚇死我了。我從來沒有說我在中國要成家立業，因為我看到我那些同事，結婚了以後生了孩子，56天就背著小寶寶到工廠裡去上班，好辛苦。我就想，不行，我絕對不能在中國紮根，我絕對不會找一個中國人當做丈夫。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在中國，一舉一動，大家都在看我。我長得是歐洲人的樣子，藍眼睛、黃頭髮，在中國特別顯眼。如果我在中國要找個對象，那就得出去看看電影、壓壓馬路、逛逛公園；如果不成的話，就會被說成是「破鞋」。所以我在中國一個男朋友都沒有，也沒有這個想法。
被貼大字報
然後我快要離職的時候，好像離職的第二天，工廠裡給我貼了大字報。整個走廊裡，那個長廊裡頭，都是大字報，都貼我的，說中國人民給我養育成長，然後我現在要享受資本主義的生活，要到歐洲去，要到奧地利去，要到國外去，就是寫的那些東西，好像是我沒良心怎麼怎麼的一大堆。有一個紡織廠裡認識的一個朋友，挺好的，跑到我們家來告訴我，說今天工廠裡貼了好多好多大字報，關於你的事兒，批評你。我一聽，我也沒有做什麼壞事，腳正不怕鞋歪。
第二天，我就到了沈陽的外事處，找他們的領導人。我就提出來，第一個，周恩來說，外國人不介入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給我貼那麼多大字報。我也沒有做什麼壞事情。外事處的人勸我，說不要著急。那個時候已經同意我回奧地利，但還沒有完全批下來，他們也很小心。然後說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就直接派了人到了工廠，把那個大字報全撕掉了。
之後工廠領導給我父親打電話，說到我們家來，跟我賠禮道歉。我父親跟我說，你今天下午在家裡待著，廠裡的領導過來看看你，給你賠禮道歉。我一聽，一氣之下就走掉了。我說我不聽他們的賠禮道歉，都是裝的。我不理他們，來了三次，我都跑掉了，沒有接受他們的道歉。
我們家我父親呢，在文革期間，皮肉上沒有受到衝擊，媽媽也沒有受到衝擊。媽媽一張大字報都沒有得到。因為媽媽人很好，我媽媽性格很好，不跟人翻臉，吵架什麼的都沒有。所以我們家就算是跟當時在中國的很多歐洲人家庭比，那我們真是不錯的，沒有受到皮肉上的衝擊，精神上是有的。當時那時候知識分子都受到衝擊。
老外的稱呼
你說我為什麼要回奧地利來，因為我長得就是歐洲人的樣子，在中國雖然我說中文，我到哪兒去都是（外國人）。還有當時在中國，我們一些鄰居還是同學，在我背後都叫我黃毛子、大鼻子雜種，當我面叫我名字，背後都是黃毛子、大鼻子雜種這些東西。
在奧地利，有一次我在中國餐館去吃飯，我跟老闆娘很熟。那天剛開門，有一對夫婦是中國遊客，他聽我說中文，就跟老闆娘說，這個老外會講中文呢，講得這麼好。然後我就對那個中國人說，在這裡你不能叫我老外，你們是老外。我說你們中國人在公車上，在歐洲什麼地方，一說就是老外怎麼怎麼的，好像到處都是他的國家，挺有意思的。
我先生就說，有一次，——因為他原先在大學裡教書，搞過一次好像是一個課題，叫包裝學，他就說，我太太這個包裝是歐洲式的包裝，裡面的貨是中國貨，你明白嗎，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思維都是中國的，長相是歐洲人。
很多在歐美長大的華裔孩子，人家稱他們叫什麼人，你聽說過沒有，對，對，香蕉人。我當時就想，我是什麼人呢，我想一想，我是雞蛋人，煮熟的雞蛋，外面是白的，裡面是黃的，我就稱我自己是一個雞蛋人。
我還是說，中國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有好的地方，我都維持著。所以說我的童年，雖然經歷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來還是一個很快樂、很愉快的孩子。因為家裡條件也不錯，父親母親對我們都很好，鄰居也不錯，同學關係也都很好。所以我回想起我的童年，一直都是很愉快的。
後來我在奧地利讀了大學。也結婚了，工作，一直到現在。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我的命挺好的。我沒有受過那麼大的苦，想做什麼，好像就都能做到，就能得到。
我在奧地利的時候，也在大學裡教過中文。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父親從《康熙字典》裡給我找出來的。他跟一個朋友兩個人商量來商量去，用哪個字。那個「嘏」字，是一個很少用的字，意思是幸福。「德」就是道德的德。所以這個名字的意思，一個是幸福，一個是道德。
後來我也常常回中國。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去過二十多次，二十四次、二十五次。1972 年我回到維也納，1974年跟一個工業展代表團在中國，在北京的工業展覽會上做翻譯。1974 年是第一次回中國，最後一次是 2018 年。
Helmut Opletal博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個人崇拜與紅色印記》一書中採訪了您，您提到您的母親在文革中曾不得不燒掉一幅瑪麗亞畫像，以防被抄家。小的時候，母親對您的教育有天主教背景嗎？
完全沒有，我就信我自己，啥也不信。對，文革期間，我一個挺好的同學找到我，說方嘏德，你們家有一張天主教瑪利亞的照片，你得給它毀掉。 破四舊嘛，不然同學會到你家裡去抄家的，這個一定要毀掉。我就回家就跟我媽說了，我媽說那咱們就給燒掉吧。摘下來，放在後面院子裡弄點稻草，一點火就給它燒掉了。
當時在我們家還有來抄家的，我也經歷過。 那個時候是66年8月份、9月份，到我們家來抄家。因為我父親呢，那個時候是被說牛鬼蛇神，那個標籤吶，天天帶這個袖標，上面寫的牛鬼蛇神。他們懷疑我父親是CC特務，那個CC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是蔣介石的朋友吧，當時好像是他們資助國民黨有這個獎學金，我父親從他們那兒拿到獎學金到英國去留學的。然後呢，就因為這個事情父親被當成CC特務。
他們就去查，所裡面就去查。父親他是頭腦很清醒的，他是哪一年哪一日見到什麼人跟什麼人說話，他都全都寫下來了，那人家就去查了，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他當時就為了得到這個獎學金到英國去留學，一定要加入國民黨，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但是呢，他根本沒有什麼活動都沒有。就是你說：參加了這個黨、加入國民黨，就給你獎學金。後來就在英國深造，就這樣。回來以後呢，那個時候是周恩來說的號召知識分子科學家回國， 建設中國。那個時候我父親就是愛國嘛，就跟他的一些教授、還有一些同學就回到中國來，來建設社會主義，就這樣。好心好意的結果呢，被打成什麼CC特務。然後呢，怎麼查都查不出來，這個事情花了很多很多錢沒查出來。
剛才提到的書中您在採訪中說，當時沈陽有一些不同的派別，您父親加入了其中一個派別。
他加入了叫什麼硬骨頭派工人那一派。還有一派叫什麼紅旗派，是知識分子那邊的。這個硬骨頭派就是站在我父親這邊，就幫了我父親。有一天，父親晚上七點多鐘被抓到這個辦公大樓裡，不讓回來，說要審他、審查他，然後我媽媽就著急了， 說怎麼辦呢，父親被抓了。我就說，那我去找個朋友，我找一個同學，院裡的一個小姑娘，我跟她挺熟。她父親是這個硬骨頭派的頭頭。我就找這個小姑娘，說你告訴你父親，我父親被抓了，想辦法能不能給他保住，別受到什麼皮肉的那個衝擊，或者被打呀，怎麼樣的。然後呢，好像她父親馬上就通知了部隊，當時好像是硬骨頭派跟軍隊也有什麼派連接在一起的。結果後來早上五點、四點多鐘，把父親放回來了。父親就回來了，回家了，沒有受到這皮肉上的衝擊。
那個時候就是亂懷疑、亂抓人，然後是挺可怕的。每個人都要表現自己嘛，是不是？
書中的採訪提到，您還見過沈陽的武鬥？
有武鬥，見過大槍給我嚇得馬上就藏到那個樹叢裡頭去。有，在院子裡有動槍的。然後有一次，跟我媽媽到附近的一個商場去買東西。 然後走在大馬路上，那個時候年輕人造反派，他們就到部隊裡拿大卡車拿那個部隊的槍。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政府好像就是說文化大革命就讓他們去幹嘛是怎麼回事。那年輕人呢，十四歲、十五歲就去拿槍拿大卡車。 不會開就在馬路上亂開呀。然後我跟媽媽在馬路上走，看到一輛大卡車、第二輛大卡車過來，都是年輕人站在上面拿著槍。然後有一個就喊，哇，美國佬！就看著我和我媽拿槍比劃，給我嚇得趕緊把媽媽給拉住。馬路旁邊有樹叢，我就躺在這個樹底下去了，給媽媽也拉到樹底下。 然後，因為他那個車子司機沒有看到我們，車是向前開的嘛，所以就過去了。所以是很可怕的。後來我就跟媽媽說，我說你千萬不要出門，你不要出門，不讓媽媽出門。
短波聽林彪事件
還有一個事情。66年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家收音機壞了。因為當時每天都要聽新聞嘛，我就跟我媽說，我把那個收音機帶上到城裡去修。到一個修收音機的公司，公司也比較大，好多好多桌子，裡面很多工作人員，一個人拿我的收音機放在他桌上，我都可以看到的，他就是隔一個隔板嘛。然後他看了，好像裡面一個什麼燈管要換一下，他換了一下，然後他在後面又調一下東西， 咔咔咔咔咔咔。我就看他後面調什麼東西，轉來轉去，轉來轉去。無所謂，後來他說修好了。他就告訴我，你不要聽短波，我說我不聽短波。我拿回來以後呢，當然了，我是聽短波的，我都聽日本的，春夏秋冬有短波，我聽短波的地下電台。 那個時候，哎，我就發現聽不到了，什麼都聽不到了。那我就想了，好像在後面撥什麼東西，我就用想像力，哪個方向，哪個方向，試撥了兩下，哎，短波出來了。那個時候修理收音機的人呢，他的任務是短波全都給你關掉，不能聽的。收音機裡是有這個，你一關掉，你不懂這些東西，當然聽不到了。
後來我就聽短波，我媽也聽短波，我媽聽德文的。有一天，林彪事件，1971年底。我聽廣播聽到了，就說林彪被擊落下來了，死了。然後呢，我就跟我媽說了這個事兒，我媽就把這事兒跟我父親說了。我父親下班回來晚上給我叫到他房間裡，他說，你現在已經是成人了，但是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你聽到的東西不能跟任何人說。他說我今天聽你跟你媽說關於林彪這個事情，如果你說出去了，你的頭會掉下來。父親很嚴肅地跟我說，千萬不能跟弟弟說這個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說，你可以聽，你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分析，但不能跟任何人說。我說爸，你放心，我就跟我媽說了，跟其他人沒有說。 我不會跟任何人說。我說我都沒跟你說嘛，我只跟我媽說了。
這個事情呢，林彪的事情我是最早知道的。隔了兩個星期以後，我們鄰居有一個退休軍人，他挺喜歡跟我聊天的。 一會兒就過來說，方嘏德，我有一件軍衣領子，——他知道我會縫衣服，他說你能不能給我翻過來，我的領子前面都破了。我說我沒做過這個事。他說，幫我做，他挺黏我的，我就幫他做。然後挺願意跟我聊天的。有一天在我下班回來的路上，好像他也在路上碰到我了，騎著自行車。 他就跟我說，方嘏德，我告訴你個事兒，什麼人都不能說，林彪的飛機降下來了。我就跟他說，這事兒可不能說呀，會掉腦袋的，我跟你講。我還挺嚴肅地跟他說，其實我心裡早就知道了。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