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關進羅布昆澤破廟改成的監獄
以前我只從遠距離看過羅布昆澤，關於它的歷史唯一知道的是，此處是一個被遺棄的破廟。中國人在寺廟的頂層建了兩座木製的瞭望台。我們在步槍瞄準之下，被推進大門，很多年紀只有十幾歲的士兵們好奇地盯著我們。裡面有更多的士兵在等候，我們被交付給一個年長的軍官，兩個守衛開始搜查我們隨身帶來的物品。
我帶來了臥具和家裡給的一些衣服，另外還有一個珍貴的禮物—一只金的勞萊斯手錶，這是1956年我進入哲蚌寺時，哥哥送給我的。「拉薩離這裡很遠」，他對我說，「你如果踫到任何的困難，可以把這只手表賣掉。」僧侶們是不可以戴手錶或珠寶的，我從來沒有戴過這隻勞萊斯手錶，可是記得哥哥的忠告，所以始終把錶帶在身上。現在羅布昆澤的中國人把錶收走，交給我一張紙條，說是錶的收據。看守人把我們隨身的東西都沒收了，也拿走皮帶及藏人用來繫藏袍的長腰帶，他們給了些長的細繩子，用來繫褲子。
我被帶到一間很大的長方形屋子裡，佈滿塵土的地上，放著七張墊子。看得出這間屋子以前是很華麗的，牆壁上還有已經褪色但是隱約可見的壁畫。守衛們把我的棉被往地上一丟，揚起一陣灰塵。其他的犯人立刻圍過來，好像是在自己家裡歡迎客人那樣，他們伸出手來幫我把背上的袋子取下來。一個老人挪出一塊空間，把我的棉被放了上去。
這裡的犯人都穿著平民衣服，但是從他們的光頭可以看出其中三個人曾是僧侶。他們急切地要知道，我從哪兒來以及為什麼被逮捕。他們大都因為捲入了西藏的抗暴而下獄，雖然大家在那次行動中都只扮演邊緣角色。中國人堅持說我們犯了反抗共產黨和祖國的罪，這是一項嚴重的罪狀。在嘎東時，他們就說過，共產黨會無情打擊一切它的敵人。
羅布昆澤有二百名犯人，大部分是鄰近的村民。我在這裡待了幾個月的時間，手和腳從來都沒有離過手鐐和腳銬。由於雙手被銬在身後，沒有別人的幫助無法吃東西。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腳步聲吵醒了，一名守衛打開了沉重的木門，提進來一壺茶。我們就靠著茶和各人家裡送來的食物為生。我大哥也關在羅布昆澤，雖然不能交談，但是在院子相遇的時候，我們總是交換眼神。我很擔心家裡怎麼能負擔我們兩兄弟的食物和煮食的燃料。家人提供給我們簪粑和牛油，外加一些油炸的小餅。
接見家人是不允許的，他們只是每天把食物送到守衛那裡。這套系統著實聰明，監獄的費用攤到普通西藏人民的肩上。囚犯家屬被告知，他們是否跟當局合作會直接影響到犯人待遇的好壞。普通家庭都以為他們如果能夠按時供應食物，牢裡的家人就會受到比較好的待遇。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文化大革命時，上面認為犯人家庭越跟政治犯保持聯系，就越表示他們的思想反動。
嚴刑侍候逼我作偽證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我又被叫去審問。一個中國軍人上身穿著普通士兵的土色制服，褲子卻是官階比較高的干部所穿的藍色長褲。他的頭發剪得很短，長圓的臉。一個叫鄧珠的翻譯作了自我介紹，像很多其他替中國人做事的藏人一樣，鄧珠看起來緊張而缺乏自信，他也穿一身中國干部的藍色中山裝。
審問開始很溫和，同樣的開場白﹕你知道黨的政策嗎？接下來又是那句口頭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翻譯用詩歌所特有的輕柔和韻律，把這兩句話說了出來。「你懂不懂什麼叫做寬大？」中國軍官問我。
我沒有回答。
「寬大」，他緊接著說，「不表示黨對一切反革命行為閉上眼睛，如果一個人應該被判死刑而政府卻判了他無期徒刑，這也算是寬大。」
我點點頭，但是這並非表示我同意。
次日，我被帶進另外一間很暗的房間。從一張狹窄的窗戶射進來的一束光，使我可以看清楚靠牆的桌上擺著刑具，一根大棒子和一些粗麻繩。屋子的角落有一堆手銬、鐵鏈和腳鐐之類的東西。
中國軍官提了一大串我八歲以來的生活的問題，我的回答被記錄下來，並且跟我以前說的話做了對照。審問者靜靜地聽，偶爾打斷我，讓我解釋一些更細節的事。刑具在桌上，牆角是那堆手鐐腳銬。
第四天談到1959年的事情。這名軍官現在提高警覺，對我說的每個細節都仔細分析，他特別想知道，拉薩起義是不是有組織的行動，如果是的話，是誰在幕後組織？他一再重複地問﹕誰指使你的？你有哪些朋友？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我提到的任何名字都會被當作嫌疑犯。我堅持說沒有任何人指引我在3月10日那天，到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去參加示威活動。軍官突然用手猛拍桌子，舉起一雙手銬在我的面前搖晃。我警惕地觀察他手的動作。
這名軍人開始問仁曾丹巴大師的事情，他指控大師是一個印度間諜。非常奇怪，一提起大師的名字，我的精神如獲甘露。軍官說已掌握了證據，證明仁曾大師是間諜，我知道他在設圈套。我說，他應該直接去問大師，並拒絕再說話。軍官拍著一個本子說﹕「所有的證據都在這裡面。」我依然拒絕合作。軍官拿起一支筆，把它放在桌子的邊上，指著筆對我說，我的命運已經到了邊緣，他發出最後警告﹕坦白是唯一的出路。兩名士兵把步槍底座頂住我的背後，我從椅子上跌下來，跪在地上，全身顫抖。這個軍官怒吼道﹕坦白！坦白！鄧珠也跟中國人一起打我，同時還把軍官的命令翻譯成藏語給我聽。
中國人要我檢舉我的精神導師，我怎麼能夠做任何會傷害仁曾丹巴的事呢？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不知道他是被關起來還是已經被遣返印度了。我自己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跟政治有太大關係的事情，沒有什麼可以坦白的。不管他們對我怎樣拳打腳踢，也不能引誘我對無辜的仁曾丹巴大師套上這種荒謬的罪狀。
「黨是正確的，而個人是錯誤的。」
很久以後，我才真正明白，中國共產黨多重視坦白交待，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他們都強調坦白是一種美德，而抗拒人民解放軍是多麼的不自量力，有一個中國軍人拿西藏人跟解放軍的對抗比作雞蛋踫石頭。每個犯人都必須坦白自己的罪狀，只要還有一個犯人沒有坦白交待，當局就認為工作尚未完成。
一個西藏人被逮捕之後，中國人總能夠羅織一些罪名，把他投入監獄，然後用盡一切詭計從他口裡套出所謂的坦白交待來。他們找此人的家屬、朋友、和任何跟他哪怕只有分毫關係的人談話，如果這一切都沒有用的話，他們會對他周遭的人用盡威迫利誘的手段，最後找出一個人來檢舉他是反革命分子。
在羅布昆澤有一個從帕南來的藏人名叫松西旺加。他非常固執，拒絕承認犯過任何罪行。中國軍官從來沒有告訴過他，為何逮捕他，所以松西不知道到底應該坦白什麼。「我沒做錯什麼事」，他一再重複。最後，他們告訴他，他的妻子已經坦白交待，檢舉他是個反革命匪徒。
中國人發現松石跟帕南的一個婦女有過暖昧關係，就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妻子，這個女人在盛怒之下檢舉丈夫「曾經窩藏康巴的游擊隊員」。松西可能連康巴人是難民還是戰士都搞不清楚，不過他妻子的「坦白」剛好是中國人要的。
開始我弄不明白，為什麼當局堅持要人們承認自己犯了罪。不久才發覺這是共產黨政策裡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一個人承認自己有罪，就表示「黨是正確的，而個人是錯誤的。」對黨來說，坦白是真是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黨可以證明一名暗藏在人民裡面的敵人被消滅掉了。我承認西藏起義時自己在場，這一點我以為並不重要，如果中國人要把所有抗暴時在場的人抓起來的話，那就得把拉薩全部的居民都逮捕。然而不管怎樣的毒打，他們都沒有辦法逼我對仁曾丹巴作偽證，最後只能以我參加三月間拉薩抗暴的罪名起訴我。
判刑七年，後來成了三十年
一天早上，大家在院子裡排著隊，幾個新的中國軍官到達了。一個年紀大的軍人站在台階上宣布，調查結束了，我們被軍事法庭判定有罪。拉薩暴動之後，整個藏區都實施軍事管制，並設有軍事法庭。點到我的名字，我往前跨出一步，接下發給我的一張紙。信箋是紅色的，正文是黑粗體的中文，「江孜軍事裁判庭」是唯一的藏語，我不明白這文件是什麼。大會結束後，大家都拿著手中的紙，圍著那個年輕的藏語翻譯。這年輕人拿著一張張紙看，並且讀出上面所寫的判刑年數。他看我那張紙，說﹕「七年」。
在宣布判刑之前，我並不感覺害怕，因為這段時期我一直有種奇怪的感覺，認為這些磨難終究會過去，我會被釋放。並不是我一個人這麼天真，所有被關進監獄的人都相信，只要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拉薩，大家都會獲得自由。我作夢都沒有想到，以後的三十年我將會在監獄中渡過。中國軍事法庭發給我們正式的判決書，沒有法院聽審，僅僅這樣一張空泛的文件就是全部的法律程序。他們關起門來作了所有的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申訴的權利。我被判決七年，並劃為反動階級，刑滿之後三年，還得繼續戴這頂帽子，並剝奪一切政治權利。
黨獲得勝利，正式的調查結束了，暫時不再遭受毒打。但是審問還是持續不斷，他們每天都要問我們在想什麼，是否還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說，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進監獄不只是一種懲罰，也是一個通過勞動，改造自己的機會。第一項任務是改造思想，把舊西藏的一切都從記憶裡磨滅掉，學著擁抱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是為建設新的社會貢獻力量。
我們被強迫勞動。每天早上犯人排隊點名，然後列隊走到田裡。圖：取自網絡截屏。
強迫勞動，加上政治學習
我們被強迫勞動。每天早上犯人排隊點名，然後列隊走到田裡，這裡本來是藏人放馬的地方。村民們很早就發覺這塊不毛之地很難耕作和開墾，所以聰明地決定，把這裡當作放牧地區。現在中國人認定這塊地應該耕種開發。
1961年嚴寒的春天，我們六個人背著一個巨大的犁到田裡去墾荒，必須想法來拖這把犁，試著把繩子套在車軸上，一邊三個人往前拖犁。一個年輕的解放軍士兵站在犁上以增加重量，這樣犁的刀刃可以伸入土地裡去。這名士兵很得意，站在犁上好像駕著一輛戰車，如果他感覺到我們沒有用足力氣拖犁的話，就用一根粗線編成的鞭子抽我們的背。午飯時是唯一的休息時間，可是這段時間裡還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一個長官給大家《人民日報》，介紹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領袖的事。我們應該學習的兄弟友邦有﹕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蘇聯也在名單上，那時蘇聯還是中國的朋友。我們也應該記住一些社會主義敵國的名稱，打頭的當然是美國帝國主義和英國。我們還學了社會主義偉大領袖們的名字﹕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些人的巨幅肖像掛在監獄裡最顯著的地位。斯大林的地位特別崇高，後來在文革期間，毛的肖像佔了牆上最重要的位置。
我們花了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耕作那一塊地，每天拖著犁在充滿石塊的地裡勞動。我痛恨聽到犁的鐵片刮在石頭上的刺耳聲音。唯一的安慰是當家人來送食物的時候。
犯人被轉移到拉薩
1961年7月，我們被轉移到拉薩去。一天早上，我突然被從田裡叫回監獄。其他的犯人都已經在院裡等著了，士兵們叫我趕快打鋪蓋卷。我背著一捆毯子走出來，四五十個士兵圍著院子裡站立的囚犯們，五輛軍用卡車停在寺廟前面，行李背包集中放在一個大卡車上。士兵把我們的雙手用粗繩綁在身後，看到犯人雙手綁在身後，試圖爬上卡車的滑稽無助樣子，我簡直哭笑不得。大家推搡著，有的人甚至笑了出來。士兵們非常不耐煩，他們兩人抓住一個犯人的肩膀，把他直直往卡車上一甩，我被同樣的方法甩進卡車。一共三十個人塞上了這輛卡車，囚犯挪動身體，調整到比較舒適的位置。
四個看起來很緊張的年輕士兵端著槍坐在後面，更多的軍人坐在卡車的頂棚上，另外一些人坐在我們坐位之間的木板上。汽車兩邊插著兩面巨大的紅旗，車頂上也是一片紅旗飄飄。一上路之後，汽車就加速，士兵們開始敲鑼打鼓，命令我們唱歌，只准唱一首“贊歌”，歌名叫著“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人民真正好！
鏟除反動派！帝國主義夾著尾巴跑！中國人民大團結，卷起社會主義大浪濤！
我們必須情緒激昂地大聲唱，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指責我們暗藏了反社會主義的情緒。犯人只好聲嘶力竭高聲唱「社會主義好」。後來這支歌由於其它的原因，變得非常有名。有一名犯人無法通知家人，自己已遭到逮捕，就想出一個辦法來。他看到同村一個叫達加的人也在田裡，就編了另一個版本的「社會主義好」﹕
達加兄弟！達加兄弟！捎個信給羅布扎克。
告訴家人我有東西吃，也有衣服穿，他們要心安。
只把孩子照顧好，就說我上拉薩了。
中國守衛只知道這支歌的韻律，因而不知道它的內容已經被偷梁換柱了。卡車往前開著，紅旗飄揚，汽車引擎聲淹沒在喧天的鑼鼓聲中。在田裡耕作的農民向我們揮手，大概以為這是一個歌舞團，萬萬想不到幾輛卡車裡裝的都是犯人。
未完待續，下接第五章逃亡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