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利勒·阿納尼 Khalil al-Anani
與其他重大歷史事件一樣，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也將在未來幾十年內重塑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架構。此外，它還將以一種沒有任何人能想象得到的方式來重新劃定區域平衡及聯盟的地圖。我們在前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及冷戰之後都目睹了這種情況的出現，在當時，國際秩序和次級區域體系進入了互動與動態的新階段，正是這些新的動態帶來了部分國家與體制的興起，而另外一些則走向衰落。
對於阿拉伯地區及其周邊地區，重新安排聯盟和平衡地圖的進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甚至早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之前就開始了。我們在過去的6年中看到了這樣的情況，特別是從2016年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以及2017年6月海灣危機爆發、卡塔爾遭到封鎖以來，與此同時，“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陷入了困境。
在過去的兩年內，我們看到了該地區各方及行為主體的重新定位，尤其是隨著拜登政府的上台，這有助於推動重新繪制地區聯盟地圖的進程。有兩個主要的變量促成了這一進程的加速：第一，美國似乎已經從阿拉伯地區，特別是阿拉伯海灣地區撤出，以集中精力應對中國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日益上升的影響力；第二，拜登政府正努力恢覆與伊朗之間的核協議，但這個變量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第一個變量。
對於第一個變量，毫無疑問的是，美國認為中國在經濟、技術和軍事上的崛起對美國的國際霸權構成了威脅，也對它在亞洲的盟友——尤其是日本、韓國、印度、菲律賓、越南——的利益構成了威脅。為此，華盛頓一方面想方設法地遏制這種風險，另一方面則不斷加強與上述國家之間的聯盟。因此，美國數十年來都沒有撤出任何一支駐紮在亞洲的軍隊和艦隊，而這些軍事力量包含了超過8萬名士兵，其中大多數駐紮在日本和韓國，不僅如此，美國還在軍事、技術和情報上給它們提供支持。此外，美國還與澳大利亞、英國建立了新的名為“AUKUS”的安全聯盟，旨在加強太平洋地區的海上威懾。華盛頓政治界深信，中國的崛起不會是和平的崛起，並認為美國需要在這成為事實之前，直面這一現實。
阿聯酋擔心，美國從該地區的撤出將導致它在軍事、戰略和安全層面上的完全暴露，這種暴露不僅僅是面向伊朗，而且還面向伊朗在該地區的盟友和代理人，尤其是在過去幾個月內反覆打擊阿布紮比腹地的胡塞武裝組織。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關注，實際上便意味著美國在包括阿拉伯地區在內的世界各地進行戰略、軍事和政治上的重新定位，這也意味著美國將減少對該地區沖突的參與，並且致力於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使這些沖突降溫。此外，這還意味著減輕直接保衛盟友的負擔——即使只是一點點，不再像過去5年內的情況那樣。因此，華盛頓對胡塞武裝組織襲擊阿布紮比和利雅得的冷淡反應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它也不去提升戰略盟友之間的牢固關系。這種情況即使是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也經常出現，當時，伊朗襲擊了沙特境內的石油設施，而美國卻沒有對此作出強烈而果斷的回應。也許這就是讓伊朗及其在該地區的盟友更有底氣堅持對阿聯酋和沙特構成威脅的原因所在。
第二個變量則是伊朗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恢復核協議的可能性。美國在特朗普統治期間，已於2018年5月宣布單方面退出這項協議。而拜登卻在總統競選期間承諾重返伊核協議，以確保伊朗不會變成可能導致該地區不穩定的核大國。因此，拜登政府任命了伊朗問題特使羅伯特·馬利，而且美伊雙方之間的非直接談判也已經恢覆並持續了近一年的時間，目前，相關談判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並且可能在未來幾周內出台協議。但是，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到現在仍一直在想方設法地破壞這項協議，因為它們擔心這項協議會影響伊朗在該地區的作用，進而威脅到它們自身在該地區的利益和作用。
上述兩大因素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在過去幾個月和幾周內看到的一場為結成新的區域聯盟而進行的不懈運動，這個新的聯盟包括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國家（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埃及、約旦和蘇丹），而在它們背後，一邊是沙特，而另一邊則是以色列。對此，它們的借口是填補因美國從該地區撤軍而產生的真空，並應對伊朗給它們的國家和政權構成的生存威脅。而這個全新聯盟的先鋒正是阿聯酋和以色列。
阿聯酋擔心，美國從該地區的撤出將導致它在軍事、戰略和安全層面上的完全暴露，這種暴露不僅僅是面向伊朗，而且還面向伊朗在該地區的盟友和代理人，尤其是在過去幾個月內反覆打擊阿布紮比腹地的胡塞武裝組織。在這個方面，阿聯酋對拜登政府的不滿，可以從阿聯酋在戰爭之初曾對安理會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決議投棄權票的舉動中得到解讀。此外，還可以從阿聯酋在幾天前對接待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訪問的舉動中得到解讀，這似乎是無視美國關於在國際和地區上孤立阿薩德的呼籲，正如它要求在國際和地區上孤立普京一樣。此外，阿聯酋也越來越堅信進入以色列安全和情報保護範圍的重要性，以應對來自伊朗的威脅，而在它之後，巴林和沙特似乎也在效仿。
而以色列則認為自身現在正面臨著一個無法彌補的歷史性機遇，它將自身打造為美國在該地區的獨家代理人的形象，並出現在阿以關系正常化的軸心，它能夠說服拜登政府——甚至是對其施壓，以免美國放棄它在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阿聯酋、沙特和埃及。而在上一階段內，它的確做到了。去年8月，當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時，便要求他不要因人權問題而向埃及和沙特施壓。此外，還有新聞報道稱，以色列在埃及獲得F-15戰鬥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華盛頓40年來一直拒絕向埃及提供F-15戰鬥機。
因此，以色列自其成立以來，首次在被占領的城市“內蓋夫”主辦一場有埃及、阿聯酋、巴林和摩洛哥外交部長參與的阿拉伯峰會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被視為由以色列領導的新的區域聯盟在該地區的誕生，而就在短短幾年前，這還是沒有任何人想象得到的情形。
轉載自《半島電視台》Aljaze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