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0日
在中國，一黨專制依然故我，那不是因為有多少人還在支持，那只是因為沒有多少人堅持反抗。我承認，面對強權，我們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們切切不可把忍受變成接受，變成認同。只要我們始終心存一念，或多或少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飽經患難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說：「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 胡平
右派寫的關於右派的文字似乎已經很多了，我也讀過不少。但當我讀到周素子女士這本《右派情蹤》，仍不禁生起一種特殊的感動。
周素子女士現旅居新西蘭。五七年反右時她還在上大學，就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陳朗先生也是右派。夫妻雙雙被發配大西北，後來陳朗被送去青海的勞改農場，這一去就是十三年。周素子則獨自帶著三個未成年的女兒，先是在蘭州，後來一路流浪到杭州，靠打零工，甚至撿破爛維生。二十年後右派改正，夫妻始得團圓。憑著周素子的堅強與遠見，一家人歷經艱辛磨難而不散，而且三個女兒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學。周素子出身名門，擅長詩詞音樂戲曲。她的文字滄桑厚重，樸素典雅，簡潔含蓄。
堪與《往事並不如煙》相媲美
「四人幫」垮台後，中國文壇解凍，出現了一大批激動人心的作品，包括許多關於右派的作品，包括許多右派寫的關於右派的作品，在社會上造成廣泛而強烈的影響。但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過頭去審視則發現，這些作品大多已經失去昔日的魅力。在自由社會，隨便什麽作品都可以發表，所以幾乎沒有什麽作品受到特別的珍愛。在專制社會，幾乎不可能產生什麽傑作，因此，略有價值者都格外引人注意。生活在專制社會中的作家們，一方面固然因為不能暢所欲言而苦悶，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可以從數目龐大的讀者群的熱烈反響那里得到精神上的補償和安慰。於是很多作家便盡量約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給定的界限，以求得自己的作品能在國內官方媒體公開發表。但這樣一來，作家們也就自我閹割，難以發揮出自己最大的潛能。這就是為什麽那些湧上第一波浪頭的東西多半只是第二等的貨色。早在二十年前，我便期待而且相信，會有這樣一些作家，也許現在他們名氣還不大，有的甚至默默無聞，正在悄悄地從事真正自由的寫作。「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周素子這本書就正屬於我期待的那種作品。
讀周素子，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章詒和。兩人同是大家閨秀，一代才女，都具有剛毅柔韌的個性和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在很多方面，《右派情蹤》都堪與《往事並不如煙》相媲美。如果說章詒和的筆下人物多是「最後的貴族」，那麽，周素子寫的則更貼近底層，更具平民精神（其實，章詒和也曾深深地墮入社會最底層，只不過她還沒有把那段經歷寫下來而已）。
遭遇更悲慘的窩囊右派
和章伯鈞、羅隆基這些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相比，周素子記錄的右派們沒有那麽顯赫的社會地位，作為右派也不是那麽大名鼎鼎。他們被打成右派往往更無辜，其遭遇也往往更悲慘.就以作者本人為例，被打成右派時還是個學生，僅二十二歲.周素子自稱是最窩囊的右派，因為當時的她實在談不上有什麽政治主張政治見解，遑論「反黨反社會主義」。只因作者才華出眾，又出身名門。在講到原北大學生沈元為何被打成右派時，史學家黎澍說是「妒忌」。在那個時代，才華就是原罪。如果你再有個壞出身，打右派不打你打誰？在一開始，誰也不知道右派分子這頂帽子究竟意味著什麽.周素子在被打成右派後還天真地問校方拉下的功課什麽時候補.很多人還把「右派分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或「敵我矛盾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些說法來安慰自己。殊不料右派分子這頂帽子絲毫不比「地富反壞」輕，且一戴就是二十年。有的右派早早摘了帽，哪知道摘了帽竟和沒摘差不多，摘帽右派還是右派，受的罪並不比不摘的少。從五七年到七七年，右派分子們前十年就已是備嘗艱辛，後十年更是雪上加霜，這中間還遭逢大饑荒。右派分子不僅自己陷入苦難，而且還殃及配偶和子女。在右派分子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等到七七年七八年右派改正，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已經過去，無可挽回。如此漫長而深重的苦難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右派情蹤》一書收錄了七十多篇文章，實際上是七十多位右派的小傳。在簡要地講述了各自的生平和遭際之餘，作者還通過一兩個故事或細小的情節，寫到了他們的情——愛情，親情或友情，故取名「情蹤」。情是人間最美好的東西。它可以是最堅韌的，也可以是很脆弱的。它可以是巨大黑暗中的最大亮點，也可以是巨大悲劇中的最傷心處。正是在愛情、親情或友情的問題上，我們最能透視到人的靈魂與性格；也正是在愛情、親情或友情的問題上，我們最能感受到命運的垂青或殘忍。嚴酷的政治迫害本身就是對愛情、親情或友情的沈重打擊，更可惡的是，共產黨還一邊搞株連，一邊搞劃清界限。這就使當事人陷入深深的道德與感情的雙重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幾乎做不到兩全其美，無論你有多對都有錯，顧了這頭就顧不了那頭。無論你做出怎樣的決定，在有所堅守的同時都不能不有所放棄，從而無法避免良心上的負疚和感情上的虧欠。正因為如此，我們很難對那些右派夫妻的離異，子女的隔膜和朋友的背棄簡單地進行道義譴責。畢竟，圓滿的道德和情感只屬於幸運者，不幸者的道德與感情不能不是殘缺的；而在一個罪惡的時代，好人幾乎不可能是幸運的。但是，正如古人所說「時窮節乃見」，人世間最崇高的道德與最聖潔的感情，難道不正是在這種無可規避的沖突與分裂之中顯示出來的嗎？正是在那種有取也有捨，有保全也有犧牲的迫不得已的情境中，人性的偉大才得到最充分也最淒美的體現。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著名的右派作家王蒙曾經對人講：「你要知道對我來說，今天中國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一切都比最壞的要好，今天中國的一切都不算太壞。王蒙這話固然講的是一個事實，但言外之意卻流露出一種茍且的心態。正像古人說的，渴者易為飲，饑者易為食。偏偏是一些經歷過大災大難的人最容易在現狀面前知足，最容易茍且。他們明明知道現實中還有很多很多罪惡，遇到政治環境寬鬆時也不是沒有進一步追求的衝動，但只要見到勢頭不對就立刻收心，放棄抗爭，然後自我解嘲道：其實現在這樣也就不錯啦，再壞也比過去好吧。豈止是右派！今天，幾乎每一個活著的中國人，都能夠根據自己的親歷親聞，講出一段又一段悲傷的歷史。全中國究竟有幾家幾戶沒有枉死餓死的冤魂？在中國，一黨專制依然故我，那不是因為有多少人還在支持，那只是因為沒有多少人堅持反抗。我承認，面對強權，我們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們切切不可把忍受變成接受，變成認同。只要我們始終心存一念，或多或少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飽經患難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說：「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我堅信，對反右運動的最好紀念，就是激發起我們的正義感和勇氣而奮起抗爭，否則，我們不要說對不起歷史，對不起後代子孫，我們甚至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我們自已經歷過的苦難。
注：周素子《右派情蹤》已由香港田園書屋於二○○八年三月出版
來源：動向雜誌
《胡平文庫》讀書·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