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 Patten on Taiwan, Chinese Diplomacy, and more
PS問：您在去年10月曾示警，「一個由全面掌權統治者領導、已過巔峰的中國，幾乎無庸置疑會加劇全球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近來事態發展，從中國「清零政策」混亂退場到間諜氣球飛越美國等，都似乎支持您的評估。這些事件是會替中共領導班子敲響警鐘 (習近平當初崛起的主因，就是因為這些人對於共黨能否持續掌權「日益擔憂」)，抑或是讓他們加倍支持習近平？中共要反制習近平是否為時已晚？
彭定康：在經濟失衡、人口挑戰，以及習近平明顯偏好由國有企業持續主導經濟，而非讓民間創新及成長驅動企業發揮所長的情況下，中國將難以恢復過去或甚至近期的經濟成長榮景。
在中國這種監控大國的極權體制中，局外人對於內部正在發生的政治鬥爭只能訴諸揣測。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習近平已經犯下一些政治錯誤，常見於那些無人膽敢批評的領導人身上，無人敢發表迥異於其情緒及直覺的意見。在這種情境下，不可避免會發生諸如「清零政策」這類政策髮夾彎。
習近平顯然決心維持鐵腕掌控中共領導班子，但目前尚不清楚他將如何處理將隨經濟成長放緩而來的政治問題。令人擔憂的是，他可能為此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等。我們只能冀望他已經從俄羅斯總統普丁對烏克蘭野蠻而失敗的入侵汲取到教訓。
PS問：你在6月份指出，「中共現在已經處理掉所有可能講述香港歷史真相及其願望的教科書。」但你在去年12月也寫到，「若要自由民主戰勝威權主義」，「我們不能忘記那些跟 (親民主派倡導者) 黎智英擁有一樣勇氣與信念的人。」您在著作《香港日記》中確保這一點。您最想記錄下來的香港經歷是什麼？
彭定康：我想指出的是，香港市民大多是逃離中共統治的難民或難民後裔，他們具有強烈的公民意識，深刻了解以下兩者之間的關係，一是開放社會的法治與自由，二則是經濟上的成功。從中國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門大屠殺，他們都不會忘懷，這些事件是促成他們其中許多人爭先恐後穿越帶刺鐵絲網或偷渡上船，以英國殖民地為避風港的原因。
跟史達林一樣，中共認為教育應該以洗腦為目的，就連幼兒教育也一樣。但獨裁者永遠無法成功讓人民完全失去記憶。關於過去的記憶猶在。
PS問：在《香港日記》書中，您提到不光只是中國人，甚至部分英國商人和公務員也抵制你企圖鞏固97之後香港的法治，以及確保自治政府還可以存續。外派人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在如今中國對香港的攻擊當中扮演什麼角色？您在1990年代與他們打交道的經驗，是否仍可沿用到今日？
彭定康：在我手下的中國籍公務員都非常勇敢能幹，充分理解公共服務的誠信。大多數為我工作的英國外交官也無可非議，倫敦方面當然也一直給予我政治支持。
但有少數「和稀泥派」的外交官，他們深信中國不會做錯，我們對中國應該有效採取「先發退縮」的政策。香港部分商界領袖，尤其是外籍人士，也認為我們永遠都不應該對抗中國。但他們口袋裡裝的是外國護照，部分中國商人也是如此，他們似乎同樣不關心那些可能不得不繼續在香港生活、自由卻遭剝奪的人。
至少自1997年以來，已有許多香港公民能利用英國護照計劃離開香港，單是過去幾年間，就有約14萬港人移居英國。
PS問：你在1997年5月寫到，中共「行事向來只按自視的最大利益而為，把所有協議都視為對外關係的某個階段，而非協商之後不可變更的定論。」然而，「和稀泥外交派的說法獲得聽信」，中國可以「胡作非為而毋需受罰」，「因此將繼續胡作非為」。最近西方對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的態度轉變，是否代表這方面的修正？
彭定康：國際社會對於共黨中國的政策制定，受到兩種錯覺的扭曲及弱化。首先是經濟和技術變革將不可避免地促成政治改革。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幾年後，時任英國首相的布萊爾 形容中國走向民主將是「勢不可擋」。可是呢，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第二個錯覺是中國會遵守其所達成的協議。我擔任香港總督時，主要批評者說，中國領導人或許是兇殘獨裁者，但他們不會出爾反爾。不幸的是，這個說法只有前半段是對的。中國人一再出爾反爾。他們無視於南海的《海事法》，違反他們在2006年同意的《世界衛生組織衛生條例》。他們當然也粗暴對待1984年關於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該條約在聯合國登記有案，保證97後香港生活方式與高度自治可以維持50年。
西方可能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但目標不應該是遏制中國。相反的，目標應該是確保當中共食言時，後果自負。這一點在環境外交方面尤為重要。
PS問：正如標題所示，《香港日記》收錄您擔任香港總督5年期間所寫的詳細日記。如今重讀，是否有些觀察結果看來歷久彌新？
彭定康：我希望其他人在閱讀《香港日記》時，能像我一樣，將以下兩者作出區分：一個是中國和中國人，另一個是中共。你不一定要愛中共才能成為愛中國的人。事實上，鑑於共產黨的歷史，兩者可能背道而馳。
我相信讀者也會明白，中共食言就必須自負後果。讀者可能會跟我有一樣的疑問，如果中共真的相信監控國家是最佳治理模式，那麼為什麼如此害怕自由民主價值觀。中共似乎也明白，對於世界各地強硬獨裁政權而言，這些價值觀代表了生存威脅。
彭定康（Chris Patten），英國末代港督，歐盟前外務委員，牛津大學校長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