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as offered an office in that ancient time, by the California Senators, — minister to China. Think of that! It wasn’t a time when they hunted around for competent people. No, only one qualification was required: You must please Andy Johnson and the Senate. Nearly anybody could please one of them, but to please both — well, it took an angel to do that. However, I declined to toy for the prize. I hadn’t anything against the Chinese, and besides, we couldn’t spare any angels then.
— Mark Twain in interview by W. A. Croffut
加州參議員曾提供我一個職位——駐中國代表。想想看！當時他們並不是在四處尋找有能力的人。其實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取悅Andy Johnson和參議院。幾乎任何人都能取悅其中的一個，但同時要取悅兩個——嗯，這是天使的工作。然而，我拒絕這個獎賞。我沒有任何反對中國人的理由，況且，我們也沒有多餘的天使。
——馬克·吐溫接受W. A. Croffut採訪
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很高，被文學評論家威廉·豪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讚譽為「美國文學界的林肯」（the Lincol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他的代表作包括《哈利·貝恩歷險記》《王子與貧兒》《百萬英鎊》等，語言風趣幽默，又不乏對社會現實的無情嘲諷。但大部分的學者都不知道吐溫曾經研究過中美關係並對華人移民有深厚的同情。
馬克·吐溫原名山姆·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出生於密蘇里州，四歲時吐溫一家搬到了密蘇里州的漢尼拔（Hannibal, Missouri），一個密西西比河上的港口小鎮。年輕時從事報社印刷業，在東岸的紐約、費城生活過。吐溫應該是從內華達的礦城，開始接觸到華工。1861年，時年26歲的吐溫，前往內華達州的佛吉尼亞市（Virginia, Nevada），這是一個位於該州首府卡森市（Carson city）附近山區的銀礦小鎮。他不當的礦工料，所以他又成為了一名報紙作家。他的西部經歷成為了他許多故事的素材。
1864年，吐溫搬到了最多華人的三藩市，當時他還是一名記者。他的幽默故事《卡拉維拉斯著名的跳蛙》（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是他第一次成功的作品，出版時，引起了全國的注意。
馬克·吐溫的作品中，華人移民和美國跨太平洋關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必須在比較的視野下看待馬克· 吐溫作品中的種族問題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
吐溫早年曾經在《舊金山晨報》（the Call）作過記者，寫有大量有關華人移民的報導，他在三藩市的經歷對其後來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他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文學創作都可以在他的新聞報導中找到淵源——無論是主題還是題材， 甚至表現手法都一脈相承。吐溫對華人的描寫是一種寫實主義的，以「新聞報導方式」的再現。他把華人當作「少數族裔」來看待，對少數族裔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抱有同情心，對迫害者懷有憤怒之情。因此，他在作品中更多地展露了自己對華人的同情心和公正態度。
吐溫在1868曾發表過一篇有點像研究論文的《與中國簽訂的條約》（The Treaty with China），由於有限的發行量，當代學者幾乎都沒讀過。吐溫在該文中詳細介紹和評論了1858年中美簽訂的《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 ，中文官方名稱是《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對該條約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對華人移民表達的強烈、明確的同情。做為一個新聞作家而言，吐溫為何要關注這個議題，可能與前面引文提到加州的參議院有意委派他去中國有關，另一方面他與蒲安臣有私人交情。1866年馬克吐溫與蒲安臣在檀香山相遇，在接下來的一年裏他與蒲安臣多次會面後，吐溫開始欽佩他，並對大使描繪的外交生活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兩人相識以來，吐溫一直在認真考慮接受蒲安臣的邀請到中國訪問。吐溫在這篇是文章中一方面對蒲安臣表達敬意，另方面展現了他這位新聞社會評論家對政治外交議題的關心。
研究吐溫的專家菲利普·福納（Philip Foner）1958年的作品：Mark Twain: Social Critic（《做為社會評論家的馬克·吐溫》）已經意識到《與中國簽訂的條約》一文的存在，但未見過文本。主要是因為該文自1868年出版以來，只有少數學者看過縮微膠片（Microfilm），是研究馬克吐溫的一缺陷，現在可以通過整個文本的重新出現來彌補。[7] 引用一段馬克·吐溫在談到《蒲安臣條約》的第六章時，用戲劇性報導文學筆法所做的評論：
當讀到（條約的）第六章時，太平洋海岸將會有哭泣、哀嚎和咬牙切齒。因為，加州針對華人所制定的嚴厲的、不寬容的、違憲的法律全都無效了。套用舞臺劇的說法，「突然發現」2萬名未來的香港和蘇州人民和官員凍結在舞臺上！我不喜歡中國人，但我仍然不太喜歡看到他們被冤枉和虐待。如果讀者不住在三藩市，對看起來樸實無華的第六章蘊含的巨大意義，只能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它把一個被貶抑的、抵制的、冷落的、詆毀的、憎恨的民族從泥中解救出來，給予他們珍貴的美國主權。它使人從怪獸的負擔中解脫出來，它反擊的第一個罪孽就是無代表徵稅。
1862年，加州通過保護自由白人勞工、抵禦華人苦力競爭、阻止中國人移民加州的法案。法案要求華人繳納「警務費」即人頭稅，每人每月2.5美元。外國礦工稅要求華人每月繳納3美元換取採礦權。吐溫曾嚴詞批判華工被迫繳納高額的「外國礦工稅」。吐溫曾說過：「我沒有厭惡奴隸制度，我也沒有意識到它有什麼問題。」他對華人的態度，後來的作品鮮少能闡明這樣的變化，包括他的口述自傳，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裏，他沒有提到這一點。事實上，吐溫後來寫作通常沒有任何公然的「粉飾」他年輕時和成年早期的種族主義。吐溫有一篇很犀利的文章《致坐在黑暗中的人》(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 1901) 。在文章中，吐溫不僅指出了華人被貶低、被臆想的缺乏教化的狀態，而且還暗批了西方擴張主義對大量被種族化和殖民化移民的影響。
吐溫撰寫過一本半自傳體旅行文學書《粗糙》（Roughing It），寫於1870-71年，1872年出版，是他的第一本旅行書《海外的無辜者》（The Innocents Abroad, 1869）的前傳。其中有一段對華人比較深刻的評論：
They are a harmless race when white men either let them alone or treat them no worse than dogs; in fact they are almost entirely harmless anyhow, for they seldom think of resenting the vilest insults or the cruelest injuries. They are quiet, peaceable, tractable, free from drunkenness, and they are as industrious as the day is long. A disorderly Chinaman is rare, and a lazy one does not exist. So long as a Chinaman has strength to use his hands he needs no support from anybody; white men often complain of want of work, but a Chinaman offers no such complaint; he always manages to find something to do. He is a great convenience to everybody – even to the worst class of white men, for he bears the most of their sins, suffering fines for their petty thefts, imprisonment for their robberies, and death for their murders. Any white man can swear a Chinaman’s life away in the courts, but no Chinaman can testify against a white man.
– Roughing It
白人要麼放過他們，要麼對待他們不比狗壞，他們是無害的種族；事實上，無論如何，他們幾乎是完全無害的，因為他們很少想到憎恨最惡劣的侮辱或最殘忍的傷害。他們安靜、平和、優雅，沒有酗酒，一樣勤勞。混亂無序的中國人很少見，懶惰的中國人也不存在。只要一個中國人有能力使用他的手，他就不需要任何人的支持；白人經常抱怨缺乏工作，但中國人沒有這樣的抱怨；他總是設法找到事情要做。他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大的便利——即使是對最壞的白人，因為他承擔了他們最大的罪，因他們的小罪盜竊而被罰款，因搶劫而被監禁，因謀殺而死亡。任何白人都可以在法庭上的證詞都可以要了華人的生，但沒有華人可以出庭作證指控白人。
這段在1870年代對華人的評論以及為華人遭到的司法不公打抱不平，實屬難能可貴。
轉載自《銳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