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按語：柯德女士曾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官，也是中國民運的良師益友，三十余年如一日，她與民運界的老人有許多交流、合作，對推動與促進中國憲政民主革命，給予積極真誠的建議與援助。柯德女士現已退休，但是她仍堅持關注與聲援中國民運。
新近，筆者發表了在倫敦會議上的發言：「『六四』的迷惘與困惑」：
柯德女士閱讀後，認真的寫了下文，不僅提出了方法與策略上的建言，鼓勵中國民運：「不要沮喪於眼前的困境」，同時指出「中共專制復辟乃歷史逆流，終將失敗！」
筆者被柯德女士持之以恒的精神感動，特此刊載此文，鼓勵我的同仁與朋友，堅信：中國民運的朋友遍天下，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柯德原文：
關於你2023/5/27在倫敦會議上的發言：「『六四』的迷惘與困惑」，文中提到：「年年祭奠『六四』，同樣的話語，年復一年、周而復始都說完了；⋯，確實反應了普遍的困惑、徬徨與憂患。」
我想，會有這樣「普遍的困惑、徬徨與憂患」主要源於仍採用了共黨的宣傳或思維方式，將共產黨列入中國改朝換代的正統下。共產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創立的西方意識形態，與中國文化和歷史無關。
事實上中共的統治與中國的改朝換代有著根本的差異。
中國歷來的改朝換代，都會宣布繼承前朝的大統，並尊重中華文化與傳統，即使是外族如蒙古人的元朝或滿洲人的清朝也都自身漢化而統治漢人。只有1949年篡奪「中華民國」正統的中共政權，打從開始，就利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來迷惑人民，以共黨一黨專政來統治人民。
孫中山1912年創立「中華民國」，革了中國專制政權的命。而中共政權1949年卻是全面復辟專制制度。在沒有外患，沒有內憂，一黨獨大的和平期，發動各種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數超過6000萬人，超過兩次世戰死亡人數（約 5500-6000萬）的總和。如此一個邪惡的外來政黨，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傳統的專制形式-都有著根本的不同。
1989 年6月4日學生的訴求並不是要放棄共黨專制體制，而是尋求體制內的改革。學生的具體反抗都沒有達到東德人民1953年6月17日的程度。
1953年6月17日的德國示威者 不僅宣布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工資。從一開始，還呼籲自由選舉、要求德國公民權和分裂國家的統一。歷經36年，於1989年秋天，和平革命才完成了示威者在1953年的訴求。
也就是說東德民主轉型歷經36年。
而中國的「六四事件至今已34年，中共建政至今已74年，而中國的極權沒落體制還在持續，與整個現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中國的憲政民主之路艱難，堪比李白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尤為坎坷與艱辛。艱難的原因：是中國的極權獨裁統治⋯」（註：田牧原文），至此你講的都對。但這個中共專制政權，即使披著「具中國特色」的外衣，仍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無關，它是個道地的西方青年黑格爾派的馬克思主義，而這個主義在蘇聯存在69年（1922-1991），實驗終告失敗，且不是被外力打垮，而是從內部瓦解的。
在德國日前普遍紀念1963/6/26甘迺迪總統在柏林說出「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激勵柏林人之際，別忘了，60年前的這句名言源自甘迺迪看到柏林牆後深感震驚所言。當時他還說「柏林圍牆是共產制度失敗最令人髮指和最強烈的證明（Die Mauer ist die abscheulichste und stärkste Demonstration für das Versagen des kommunistischen Systems）」。
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訴求：將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改革為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制度將徹底改變中國共產黨，自然遭到中共當局全力圍剿與鎮壓。困難重重，但嚮往「自由」的人性終將戰勝「專制」。專制的共產制度註定要失敗，全世界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所剩不多。民運前景何其「偉大光榮正確」！沒有理由迷茫與困惑！
由最近的如下事件可知中共的心虛。
拜登6/20在加州的一次競選籌款活動中稱習近平為「獨裁者」，引發中共強烈反應（注意中共反應暴烈，往往是真相所在）。
6月21日中方就此事作出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發言稱：「美方有關言論極其荒謬，極不負責，嚴重違背基本事實。嚴重違背外交禮儀，嚴重侵犯中方政治尊嚴，是公開的政治挑釁，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毛寧抗議回應只說「美方有關言論」。大陸民眾根本不知道中共外交部在生氣什麼？而拜登的話和毛寧的回應在大陸的網路根本搜索不到。
中共到底在怕什麼？
2023/6/26 甘迺迪「我是柏林人」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