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學者王維洛日前發表了名爲《新質的五子登科》文章，將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套路歸納爲緊緊抓住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王維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臺記者孫誠的專訪，講述了他對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分析。
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八個特點
記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點是，您覺得習近平的統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鄧、江、胡相比有什麼特點？
王維洛：其實，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統治的模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控制，對中國全社會的控制。如果我們具體講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三個人上臺的時候，中國人民對這三個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鄧小平在文革結束之後重新上臺，中國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習近平上臺的時候，應該說中國民衆對習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爲習近平上臺的時候有個很大的優勢，他沒有政治包袱。
記者：您在這裏提到的沒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麼呢？
王維洛：第一，他可以給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復中國和臺灣之間的正常關係，可以宣佈不用武力統一臺灣。第三，他可以改善和達賴喇嘛的關係，因爲他沒有任何負擔，他可以請達賴喇嘛到中國來、回到西藏。這都是當時他所面臨的情況，他所有的政治機會。但是，最後他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如果我們把現在和他2012年上臺相比的話，現在的情況變得很糟糕，這個機會已經沒有了。從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來說，是越來越糟糕。中國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說現在的三中全會能拿出什麼大的措施來，他說不出。
記者：您在《新質的五子登科》這篇文章裏提到，習近平緊緊抓住了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這和之前的毛澤東、鄧小平有什麼不同呢？
王維洛：第一，習近平沒有一個明確定義的目標，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目標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國夢，那是什麼東西？是沒有明確定義的，也沒有長期、中期、短期目標的區分。第二，習近平對於目前的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他不知道現在存在着什麼問題，也許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錯誤的。還有第三個比較明顯的區別是，習近平是在前臺指揮，演一個獨角戲。其他人，包括他的六個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澤東、鄧小平他們兩個是不管具體事情的，特別是毛澤東根本不管，鄧小平對具體問題、經濟問題也是不管的。第四，習近平的價值觀是固化的，他認爲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好，他所認爲的市場經濟其實是計劃經濟加上大數據，他認爲計劃經濟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應在什麼地方，他認爲有了大數據、掌握了所有數據之後可以避免計劃經濟的缺陷。所以他認爲計劃經濟可以戰勝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第五，習近平他小事情什麼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記者：習近平的這種抓小放大，您能否詳細談一談呢？
王維洛：比如說現在中國的兩個事情，一個是糧食，習近平談糧食問題很多，但是糧食問題對於當今的世界、中國就是一件小事。而就業對於當前中國來說就是天大的大事，習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學生的補課他都要管。
記者：可以看到，習近平確實在這些年裏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區就不了了之了。這是不是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還有這種朝令夕改的特點？
王維洛：習近平這個人做事是沒有恆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個東西做了兩下就半途而廢，有開始沒有結束。比如說“海綿城市”，他在一年裏面講了三次還是四次，到了後面就沒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問題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習近平在他的統治上有個特點，就是把責任壓到基層，要地方負責。我不知道你聽沒聽說過，他有水庫的庫長制度、河流的河長制度。他怕水庫潰壩，就提出了庫長制度，就是哪個水庫潰壩了就找庫長。所以現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庫長都怕水庫潰壩，都突然泄洪。因爲這個責任壓在我的腦袋上，上面不承擔責任，也不說泄洪還是蓄洪好，都要壓到最下面那個人來承擔責任。這是習近平老是說的壓實責任，這是他的第七個特點。第八個特點，他是沒有檢討、沒有修正錯誤的機制。他就是發現這些工程錯了，像雄安新區、一帶一路，他明顯看到錯誤層出不窮，但是他不會檢討錯誤，他也沒有修正的機制。
王維洛：“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
記者：您在文章裏也談到，習近平的統治是落實在控制上。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習近平並沒有一個“主義”。不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他們是提出一個“主義”，讓下面的人去執行的。
王維洛：他（習近平）是有空的口號，但是他是沒有具體措施。比如說他說的房地產市場，“房住不炒”，什麼是“房住不炒”？他現在又放棄了這個“房住不炒”政策，他沒有具體的執行措施。“五子登科”說的是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精算子，精算子是他對數據的控制，我們就來講“精算子”。以前，毛澤東是兩個，槍桿子、筆桿子，到了1950年的時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運動，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開始剝奪中國老百姓的財產。現在來講，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上去，是因爲中國的地方政府賣地賣不出價錢了，中國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誰的？1949年以前中國的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產黨把私人土地剝奪過來，然後到1982年通過憲法來聲稱所有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這纔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量資本來源。現在經濟不好，賣地賣不出去了，其實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講的是筆桿子騙人，用筆桿子洗腦，現在他光靠筆桿子不行了，他要靠數據來騙人。所以中國人現在有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資、消費之外，就是國家統計局。
記者：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不少數據引發了很廣泛的質疑，比如對青年失業率數據的公佈，就通過改變統計方式、不統計在校生，讓數字看上去變得更低了。您覺得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王維洛：國家統計局不斷製造虛假的信息，來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讓老百姓有所謂的信息，來支撐消費、經濟的發展。現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的欺騙性，就是說連正負、增長還是減少，國家統計局就是憑口亂造數據、隨便說假話。你要把數據好好排列一下，會發現中國經濟就像文革以後的現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實數據攤開來說的話，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的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學說之後，又增加了錢袋子、增加了對數據的控制的功能，來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記者：那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五子登科”模式，會把中國的社會帶到什麼樣的道路上去呢？
王維洛：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統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國，可以說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個人獨裁政權。可以比較的是二戰時期德國希特勒的個人獨裁政權，當時希特勒就是一個人說了算，他做的錯誤決策是沒有人敢糾正、沒有人敢提意見的，據說當時他的建設部部長施佩爾還能提一點意見。習近平身邊是沒有一個人敢對他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要說民間，哪怕一個人對他的政權並不構成威脅，他也是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存在的。所以個人獨裁政權是非常危險的，因爲你的國家是不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完全依賴於一個人的決策。如果這一個人的決策發生錯誤、偏差，那麼整個國家就會陷入一場重大危機，沒有一個制衡的機制可以修正這個錯誤。講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習近平說2025年要武統臺灣了，能阻止習近平這個決策的執行嗎？中國黨內或者國內的人，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發生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是個人獨裁的政權。
記者：其實毛澤東開始，是不是就是這種人治？比如大躍進、六四都是毛澤東、鄧小平一拍板，整個方向就都被扭轉過去了。
王維洛：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到習近平這個地步。毛澤東當時還要開個七千人大會，在會上還要做一些檢討，他對這個檢討的最後反撲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對當時出現的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個檢討。鄧小平也是一樣的，他做了錯誤的決策之後，六四之後用了江澤民，用南巡講話來修正他的錯誤，把經濟發展重新置爲中國發展重點，他也有修正。習近平個人的特性來說，他是沒有這種回頭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對的這種習慣的，用習近平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扛兩百斤麥子，走十里山路不換肩”。他是會一直這麼走下去的。
王維洛：經濟困難是習近平遇到的客觀阻力
記者：那麼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模式會不會受到什麼阻力？會不會崩潰？
王維洛：他的阻力主要會來自於中國經濟問題造成的財政困難。他沒有足夠的錢來花、來維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可能是他實際上遇到的客觀問題，這不是由於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說李強、丁薛祥、陳敏爾這樣的人對他的路線提出質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困難，他沒有錢花、搞不下去了。這是他實際遇到的問題。
記者：談到了這麼多，您能否總結一下，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個總體的方向和趨勢呢？
王維洛：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上臺的十多年以來，看着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來，但他總體是往左走的。他不改變往左的趨勢的。比如說，他在房地產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現在又全都開放了，讓大家都去買。如果中國，1949年之前房地產都是屬於私人的，共產黨通過不同手段把房地產都收歸國有，然後再賣給中國人，最後用高價迫使中國人買下了房屋所謂的使用權，最後再來一次大清洗，把房價一下子殺到最低。中國人自己算一下的話，改革開放將近四十年，你勞動的所得最後就變做虛無了，因爲你所買的房子是一個只有70年使用權的東西，到了70年之後是什麼也沒有了，必須收回去。中共現在的政策，是因爲大量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還有將近二三十年時間，它認爲這個時間到了，可以讓你重新再買一次。這個再買不但在於土地使用權的70年結束了，而且還在於中國的建築質量不能保證這個房子在70年後還能使用。所以中國人現在投了300萬、400萬、500萬、1000萬，你買的房子是你一輩子的勞動所得，但是到了最後一看，什麼也沒有了。對中國共產黨說的三中全會在房地產上提出什麼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實現土地私有化，是沒有出路的，是不能解決現在中國經濟的困局的。
記者：孫誠 責編：李亞千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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