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傳言滿天飛，至於「北戴河傳真」的真偽，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體現與反應了真實的民心、民意、民怨、民情……，人民的覺醒，預示著新的一次社會變革將開啟。嚴家祺老師的回憶文章：《為兩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出力》（第一部分），憶昔撫今，提示今人幾點：一、中國人要求社會變革、糾錯一如既往；二、中共當年還懂得知錯必改、必糾正，今不如昔；三、警示世人：正常人不會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中共卻在同一個地方一錯再錯，中國的問題是結束中共統治，建立憲政民主制度，這才是中國人民的真正出路。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我一直為「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努力。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就是要否定「兩個凡是」，對「毛澤東定的性」也要改變。1978年6月，中國科學院召開了一次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會。我在會上作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雙重真理學說》的發言。當時《人民日報》頭版對這次會議和我的發言作了報導。
7月下旬，《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真理標準」的討論會，我作了《三個法庭》的發言。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報》一天四版中，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這是全國報刊第一次公開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宗教•理性•實踐》。我在這篇文章中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份，以跨越時空的「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訪問了17世紀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這篇文章借「實踐法庭」法官的口，對「天安門四五運動」進行了熱情的讚頌。文章說：「當四人幫用『宗教法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進行判決的時候，人民卻用『實踐法庭』最終宣判了四人幫的死刑！」這篇「幻想小說」還談到，記者在法官四十二層樓辦公室的陽台上，看到了在人民大會堂附近的「正義路」，有一個「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物」（也可參看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時代的飛行》），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北京在那裏建了一個同樣是「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的「鳥蛋」。
要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是許許多多人的共同願望。1979年9月出版的《中國青年》雜志上，也發出了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呼聲。不過，《三個法庭》中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是在中國的報紙上第一次發表的。
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光明日報》收到了數百封來信，讚揚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一個多月的11月10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華國鋒派與鄧小平、陳雲、王震等老人經過一年多有進有退的較量，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問題，包括「天安門事件」。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開幕。第二天，進行分組討論。譚震林、付崇碧、李昌、陳再道就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第三天，陳雲在小組會發言中提出了「六個歷史遺留問題」，其中就包括「天安門事件」問題。呂正操等也在小組會上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陳雲發言後一兩天內，在葉劍英的推動下，華國鋒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布置，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沈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為閉幕的消息，其中上面一段文字從正面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決定，把北京市委擴大會議閉幕消息中的一些話摘錄出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標題，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表出來。1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實際上公開宣布「天安門事件」平反。
從我家到于光遠家只有步行三分鐘距離。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我每一天都把天安門廣場的詩詞抄下來幾首，讀給于光遠聽。而且，每次都在他家取暖的蜂窩煤爐子上燒掉我抄寫的紙片，于光遠也多次來我家。1978年11月15日一天，于光遠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胡績偉、楊西光與于光遠商量後，得到于光遠的支持後才決定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
11月17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了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為388位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稱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應給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但實際上，許多單位仍以各種藉口給很多人留了尾巴。
配合為「天安門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傳，上海宗福先創作的反映「四五運動」的話劇《於無聲處》在上海演出後，於11月15日開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響。
《人民日報》還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懷周為名主編的《天安門詩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吶喊》，並選刊了天安門詩文。
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過程中，與《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關係密切的幾個中青年記者、編輯為澄清事實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報》連載了由王永安等人撰寫、署名本報記者的長文《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贏得了讀者巨大共鳴。
《中國青年報》則於11月21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文章說，「四五運動」的爆發，「是人民普遍覺悟的結果」，說明「中華民族大有希望」。
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接著，一直為平反「天安門事件」奔走呼號和積極做準備的人，把他們的勞動成果奉獻給了社會：1979年初，吳鵬和王正義和我編輯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繼之，《天安門詩抄》（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文選》、《心碑》出版了。記敘「天安門事件」的書籍《「四五運動」記實》、《偉大的「四五運動」》（陳子明、王軍濤等著）也出版了。
1977年1月，我已經寫好《「四五運動」記實》8萬字初稿。大慨是4月，我到朝陽門內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1976年6月「文革」期間，我寫的《能源》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是這樣自己跑到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出版社的一位負責人範用十分友好地對我說，這是「反革命事件」，你要小心，拿回去吧。1978年11月下旬，范用通知我，人民出版社要立即出版《「四五運動」記實》，因為篇幅太小，我請劉長林、李惠國、欒文華等一起，把書擴充到14萬字，於1979年4月出版，發行8萬冊。這是當時最完整記錄「天安門事件」的書。正因為《「四五運動」記實》的出版，才促使高臯開始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發行150萬冊），其中詳細記述了「天安門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