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那場風波，對我、對四通、對趙紫陽、對鄧小平、對我們的國家，甚至對我們整個民族，都是一場悲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臓病突發溘然離世，揭開了這場悲劇的序幕。
1987年他被老人幫用不公正的「非程序權力更叠」手段搞下台，民眾對他充滿了同情。民間積累的種種怨憤，終於爆發了。
聽說北大貼出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我預感要出事，所以第一時間去了北大。我想起了二十三年前，清華園的大字報。
啊，久違了，大字報……。我西裝革履的擠在熙熙攘攘的大字報區，很引人注目。發現不停有人從不同的角度給我拍照留念，我知道自己被「有關部門」盯上了，淡然一笑，依舊氣定神閑地看大字報。看到一些有文采的句子，不禁莞爾。至今印象深刻的，有這樣一些：「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
還有一首改編自《奉獻歌》的歌詞，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把長壽奉獻給小平，把短命奉獻給耀邦；把捐贈奉獻給鄧兒，把彩電奉獻給趙子。我拿什麽奉獻給你呢？我的苦難的百姓。」
有人貼出一份百官關係圖：其中把賈春旺編派為賈廷三的兒子，萬潤南被指為萬里家的什麽人，江澤民則成了李先念的女婿……錯誤百出，我無奈地嘆了口氣。
之前就聽到過此類傳聞，我曾經感嘆：在中國搞改革真難，連姓什麽都要仔細選擇一下。也鄭重其事地辟過謠，但無濟於事。
悼念胡耀邦的輓聯和大字報很快就貼到了天安門廣場。紀念碑欄桿下有這樣一副對聯：
民主先驅社稷為先千秋耀；
開明公僕天下為公興華邦。
從4月17日，已有學生遊行到天安門。18日，北大、人大等北京高校的學生開始走出校門遊行，他們在人大會堂前靜坐，提出七條要求，並且要求中央領導接見。
七條的大致內容是：
一、重新評價和肯定胡耀邦；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自由化」；
三、領導人及其子女公布財產；
四、解除報禁；
五、增加教育經費；
六、取消限制遊行的「十條」；
七、政府領導人就失誤公開檢討。
1989年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聯合舉辦了一場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與會者有李昌、馮蘭瑞、胡績偉、李銳、李洪林、嚴家祺和戴晴等近百人。
《世經導報》把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編發了五個版面，出報後卻被江澤民主政的上海市委截住，下令不許發行，已發出的還要強行收回。據說江還拍了桌子。但《導報》的總編欽本立表現了凜然的風骨，堅持不同意上海市委的處理意見，寧可被撤職。
這位鐵骨錚錚的欽老板，和李玉的母親是舊識，與我是新知。
不知道為什麽，欽本立身邊的人都稱他為「欽老板」。中共建政之後，他是《文匯報》的黨組書記兼常務副總編。
1957年反右期間，《文匯報》是重災戶。毛澤東親自撰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當時《文匯報》的社長徐鑄成正率領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在報社實際主持大鳴大放的是欽本立。其結果是徐鑄成「代欽受過」，被打成大右派。欽本立也被解職調離了《文匯報》。
「文革」當中，他這個「漏網右派」自然是首當其沖，曾被單獨關押。據說恢復自由後，連話都不會講了。他的太太是《解放日報》的資深編輯，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結束以後，欽本立到上海社科院擔任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黨委書記。他利用這個平台，招募人才，辦起了一份當時膾炙人口的《世界經濟導報》。其視野的開闊、立意的高遠、對普世價值的認同和執著、對改革的推動和堅持，是當時新聞界的一朵奇葩，無人能出其右。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在我看來，羅征啟校長辦的深圳大學，欽老板辦的《世界經濟導報》，乃是其中的「極品」。如果非要好事成三，那麽，我覺得四通也可以湊一個數。
後來，欽老板通過「關係」找到我。這個「關係」，就是我的岳母馮蘭瑞。 1987年，欽老板在北京請我岳母吃飯。席間，他一句話說得老太太眉開眼笑：「你怎麽這麽會找女婿？兩個女婿都如此優秀！」
另外一個女婿，是指李玉的姐夫陳清泰。
老太太很實在，說：「是女兒自己找的，當初我還反對來著。」
回家後，老太太心情大好，而且下了「懿旨」：要我回請一次欽老板。於是，我做東專門請他吃飯。席間我提議四通和《導報》合辦一個廣告公司，四通出錢出人，收益四通分文不取，全部用來資助他們辦報。而且，四通所有的廣告都在《導報》做一份，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筆可觀的固定收入。
當1989年的風暴來臨時，面臨第一個沖擊波，他的《導報》就夭折了。他的心疼，我感同身受。
1991年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兩周年的那一天，欽老板在有關部門的嚴密監控下悄然離世。
1989年4月22日，150餘位知識分子發表了一份請願書，希望中央和學生對話，呼籲政府不要對學生的抗議活動采取暴力手段。我雖然沒有簽名，但認同，因為這也是我的心願。
我感覺城門失火，遲早有一天要殃及池魚。我用一種忐忑的心情，關注著事態每一個細節的發展。
當天，胡耀邦的追悼會按既定程式在人大會堂舉行，謝天謝地，沒有出什麽意外。
1989年4月23日，我從新聞聯播中聽到趙紫陽啟程去朝鮮訪問，心頭掠過一絲不安。這是一個歷史的拐點，每一分鐘都可能發生突變，這時候離開關鍵崗位……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本來，胡耀邦的追悼會開過了，學生如果能夠趁勢收兵，堅持他們的七點要求，從此開始良性的朝野對話，是和平結束這場運動的第一個機會。可惜，這個機會沒有被抓住。
當晚，北京市21所高校決定成立「學生臨時籌備委員會」，北大的學生呼籲全國性罷課。
學運方興未艾，完全沒有就此收場的意思。
4月25日，我在公司的幹部會上第一次談到了這場學運。我說：從悼念胡耀邦開始，學運到今天已經十天了。最初，學生有一個七點要求。最近，又有一個五條，要求保障人權，民主憲政，新聞自由，公布領導人財產，提高教育經費等等。這些要求，政治性很強，並且無限期等待答覆。從昨天起全面罷課了。現在，問題變得有點複雜。
怎樣對待這樣的局面？首先應搞清楚我們四通自己的歷史方位——我們的責任是什麽？大家都從學生時代過來的。學生敏感、熱情、要民主、愛國，是國家的希望。但是學生的要求比較空泛，他們並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麽。學運一旦持久，就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據說，長沙有人砸了「五一」路上的商店，西安有人燒汽車……就是說，各種各樣的社會力ᰁ，會利用學運的機會，紛紛出來，借機發泄自己的不滿，甚至是乘機破壞。
對於四通，帶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當聽到四通人支持他們或四通人向他們捐錢的時候，學生就高喊「四通萬歲！」；另一方面，當學生高喊打倒「官倒」的時候，四通也在他們的打倒之列。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四通的位置很微妙。處理得好，四通被兩邊都接受；處理得不好，四通成為兩邊的打擊對象。
上星期，賀光輝問我有沒有去看學生遊行？我說：第一，沒有時間；第二，企業應當是社會的穩定因素。他就沒有再說什麽。
看來，我們被兩邊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成為兩邊打擊對象的可能性卻很大。
要勸學生節制。這次運動，政府的應對盡管有些地方不夠意思，但總的表現還是相當克制的。另外，我黨一貫的做法是外鬆內緊。我注意到，我去北大看大字報，馬上有人照相。這也沒什麽。如果連看都不行，這個國家也就到頭了。這幾天，有許多人從各種渠道打電話來，提醒我們要謹慎。
在這種形勢下，除了公司成立五周年活動照常進行，其他的大型活動統統從簡。曹思源那裏本來準備開第二次修憲討論會，我也建議緩一緩。
昨天有一位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生叫李凡的來找我，說要和四通合作搞一個項目。他認為四通的目標，是要造就中國第一代中產階級。他們的文化素質、價值取向是社會的穩定因素。他說，你們的社會發展研究所，要成為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社會必須穩定，改革才能按部就班進行下去。社會動亂，首先摧毀的是未來有希望的潛結構。四通就是這樣的潛結構。
我在香港見到張五常先生，他向我介紹他的一本新書，書名叫《存亡之秋》，他認為，中國的八十年代，是動蕩的年代，而現在則到了關鍵點，現在是「存亡之秋」。
但願我們的四通、我們的國家，能安然渡過這危機四伏的存亡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