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起席捲中國各地的爭民主運動於6月4日這一天在血泊中落幕。目前旅居法國的嚴家祺先生授權法廣發表這篇他為紀念“八九六四”36周年撰寫的文章：«法蘭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對中國的啟示——悼念『六四』36周年，中國正面臨文革後第二次大變革»。他認為，60年前的“文革”與36年前的“六四”同根同源。還原“六四”真相，全面推進「非毛化」，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中國的前途光輝燦爛、一片光明。”
兩次天安門事件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 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正在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 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起因於1976年悼念周恩來，第二次起因於1989年悼念胡耀邦。這兩次天安門廣場事件，既是民眾自發的悼念運動，又是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性質上毫無相同之處。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後果，導致了華國鋒的下台和鄧小平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爆發後，鄧小平完全看不到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相同之處，而恐懼地認為：“文化大革命”又要來了。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軍隊開進北京，一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
歷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國大地上恢復
在這兩次天安門事件中，中國政府都把數十萬、數百萬民眾參加的和平抗議，當作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亂”而加以鎮壓。
許許多多人長期為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後，出版了《天安門詩抄》和許多恢復歷史真相的文章個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我把當時每天到天安門廣場後的筆記寫成了《四五運動紀實》。1978年8月，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主辦的“真理標準”全國討論會上，我用「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以《宗教法庭 · 理性法庭 · 實踐法庭》為題做了發言，在《光明日報》馬沛文的幫助下，改成近2萬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頁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這篇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長篇文章，通過“跨時代旅行”，我訪問了17世紀意大利審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實踐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發生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兩個月後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布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華國鋒時代的大環境下，雖然天安門事件沒有翻案，但“實踐法庭”的“跨越時代飛行”的幻想小說還是通行無阻。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我把當時每天的筆記，與社科院的劉長林、李惠國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運動紀實》。這也為後來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礎。
1989年發生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由三大部分組成，一是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以北京高校學生主導的，北京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參與的、空前偉大的民主運動；二是中南海內部上演的、有中國王朝傳統的宮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殺。「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經全世界電視直播，直接引發了東歐的變化。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中共當局的六四暴行;各國中國留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 抗議北京政府 ; 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髮起「空校」運動 , 他們不惜生命卧軌攔截火車 , 要讓全國城鄉人民瞭解事件真相 , 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中共黨員公開宣布退黨。
“六四”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面對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東德政府不敢再開槍射殺逃亡者。“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柏林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轉折的一個標誌。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局部“資本主義化”道路。鄧小平的歷史作用是，既延續了毛澤東的專制主義，也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殺造成了許多死難者，給天安門母親、給參與天安門運動的人、包括趙紫陽、閻明復、鮑彤、戴晴、高瑜在內的許多人帶來了巨大的苦難。為了恢復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後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鄧小平、李鵬在六四大屠殺中的責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導火線。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是六四的受難者，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他作為總書記，5月16日之後，把處理天安門事件的責任全部推到了鄧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趙紫陽去世時，我在紐約《世界周刊》紀念趙紫陽的文章中是這樣寫的：“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出了一個共產黨首腦人物對“民主”與“多黨制”關係最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開的政治 局常委會會議上，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在這時，趙紫陽沒有想到，應當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委員會全 體會議以贏得多數的支持，在這關鍵時刻，趙紫陽竟提出辭職，竟會同意把問題交給鄧小平和元老們來作決定。1957年6月18日，蘇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數要求 撤換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職位時，赫魯曉夫在幾天後的中央全會上卻贏得了多數。在1989年5月17日晚這一決定趙紫陽本人命運和中國前途的“5·17會 議”十五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鐵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趙紫陽在擔任總理和總書記期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總設計師”、“總工程師” 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為“宰相”，而不想成為“主宰”，他在當上總書記後，並沒有多麼注重他與每一個中央委員的個人聯繫，他也 許沒有充分意識到，政治首先是人與人的關係，因而他“下意識地”認為，“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少數”就是“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
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文革爆發60年後的今天，回顧文革，可以看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兒子林立果對中國的深遠影響。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人起草了《「571工程」紀要》，這是旨在推翻毛澤東統治地位的軍事政變計畫書。該文直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指出毛澤東是「封建暴君」。根據《紀要》，林立果等人共策畫了八種手法殺死毛澤東，其中包括炸火車或鐵路橋、使用火焰噴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槍刺殺等。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墜機身亡，當時毛澤東決定把林彪事件和《紀要》向全國民眾廣泛傳達，與毛澤東的願望相反，《「571工程」紀要》的廣泛傳播，成了全國一場空前規模的、認識中國專制政治的「思想解放運動」，1976年清明節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天安門運動，實際上是北京學生和北京市民在《「571工程」紀要》的影響下，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反對毛澤東的行動。
毛澤東統治中國第一要務是牢固地掌握全國的軍隊。美國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變開始”，以中南海“宮廷政變”告終，葉劍英自始至終參與其事，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注】1959年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整肅，林彪、羅瑞卿接掌軍隊。由於林彪長期生病，賀龍、羅瑞卿逐漸掌握軍隊的實權。1965年12月文革前夕，毛澤東就以清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為名，解除了羅瑞卿的全部軍隊職務，1966年1月初，毛澤東任命葉劍英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擔任原來羅瑞卿擔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秘書長。文革初期，毛澤東在發動打倒劉少奇同時，解除了賀龍軍委第二副主席的職務。1976年周恩來逝世，在4月清明節前後爆發了第一次天安門群眾運動，這一運動是對掌握文革大權的「王張江姚」四人幫的抗議運動。近半年後，毛澤東去世。毛澤東去世後不到一個月，華國鋒、汪東興在葉劍英的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王張江姚」並把他們關進了監獄。為時十年的文革宣告結束。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掌握黨政軍最高權力只有短暫的兩年。1978年第一次天安門運動翻案後，鄧小平也是依靠葉劍英的幫助和支持，從華國鋒手裡奪取了中國的最高權力。
全面推進中國的「非毛化」
鄧小平文革結束後，否定文革，是一場「局部的非毛化」運動，由於「非毛」不全面、不徹底，毛澤東文革和專制獨裁的陰魂不散。就是鄧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國最高權力後，面對規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門運動，採取了比1976年更殘暴的鎮壓方式 ，用機槍和坦克殺害了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36年來，天安門母親處於無盡的痛苦中。
文革過去40年後，文革時期的部分「紅衛兵」、「紅小兵」，以習近平為代表，掌握了國家大權，又學起了毛澤東「專制獨裁」那一套，大搞個人崇拜，把毛時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創建中國「第一共和」的理想和實踐，取消了鄧小平時期1982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同時獨攬軍事大權，向有幾千年歷史的「帝皇專制政治」大倒退。
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歷史真相不容掩蓋，所有掩蓋歷史真相都會重新恢復。一個在全世界都知道的1989年中國六四大屠殺，歷經36年還不能在中國大地上恢復真相，在於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於鄧小平在否定文革時，沒有肯定文革中的《「571工程」紀要》毛澤東是「封建暴君」，對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恢復真相、對他重新上台的作用。
從文革發生以來的60年中國全部歷史證明，只要毛澤東思想在名義上和實際上統治中國，中國的專制政治就不會消失，中國就不會有民主政治。1993年12月24日，這是毛澤東誕生100周年的前一天，巴黎《歐洲日報》上刊登了我寫的《改造天安門廣場計畫》，文章說： 「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毛澤東的影響僅次於孫中山。孫中山推翻了滿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創建了中華民國，而毛澤東則在中國大陸，以“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建立了“新帝制”。毛澤東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所謂毛澤東思想，是披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外衣的“帝王思想”」現在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轉變，這場轉變的中心內容是“全面的非毛化”，使“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變為自由、民主的中國大陸。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為了清除毛澤東專制主義的影響，天安門廣場有必要作重大改造——撤除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移走毛澤東遺體，打通被堵塞的北京中軸線。
怎樣改造天安門廣場，需要城市設計和規畫的專家按科學和聽取多方面意見來決定，上述文章只是為了提供專家參考。在改造天安門廣場的前後，需要按歷史真相全面修訂、改寫中國近代、現代中國歷史。未來的中國將出現一個思想解放的新時代。
建立“第三”或“第四共和”的中國
1989年9月14日和15日，法國《歐洲日報》和美國《世界日報》刊登了我寫的《如何看待20世紀中國歷史》：「長期以來，我們在看待中國歷史時，過多地為一些名稱和象徵而爭論不休。法國曾經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權更迭，法國人只是把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這些名稱。法國並沒有像中國人那樣，創造出“法蘭西民國”、“法蘭西共和國”、“法蘭西人民共和國”這麼多、似乎是不同“國家”的名稱。中國人盡可以為每一次暴力創建的新政權起一個“國名”、換一面“國旗”，但並不能改變二十世紀中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這就是在孫中山締造了中國的“第一共和國”後，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依靠暴力和戰爭先後取得了政權，每個政權都把共和主義的原則拋在一邊，而建立起軍閥或“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治。」
在恢復六四真相的過程中，全面推進中國的「非毛化」，摘除天安門毛澤東象徵性的巨幅畫像，拆除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並在「非毛化」的過程中推進中國政治改革，這就是當代中國重大的歷史使命。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將迎來文革後中國的第二次大變革。對中國來說，中華民國是第一共和，現在在台灣還存在，而且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大發展的道路。1949年的人民共和國，就像法國路易-波拿巴時代一樣，成了20世紀中華帝國，鄧小平1982年憲法，只是使所謂的“人民共和國”穿上了“共和外衣”；習近平脫去了“共和外衣“，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現在受到全中國人民的唾棄。中國的前途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第一共和”的中華民國和“第三共和”的“中華共和國”並存的基礎上，通過和平的途徑，沒有時間表，在自願互利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第三共和或第四共和的“聯邦中國”，中國的前途光輝燦爛、一片光明。
轉載自《法廣》嚴家祺寫於2025-5-21 巴黎
作者簡介：
根據《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網站的介紹：1986至1987年，曾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六四學運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六四學運發生後，4月19日嚴家其與一些學者參加了由《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在會中明確表示從學運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並且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5月13號晚上，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份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5月14日，嚴家其與另外11位知識分子又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對呼籲》，要求宣布這次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以及學生組織為合法組織，表示若不實現要求，他們也將參加絕食。之後，又由嚴家其和鮑遵信擔任召集人，組成「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發表了《五一六聲明》以及《五一七宣言》，得到眾多知識份子連署。
鎮壓之後， 嚴家其得到「黃雀行動」幫助，逃亡到香港，7月又從香港前往法國巴黎，擔任新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1994年，從法國移居紐約，後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治局常委會”中的“少數”就是“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