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9日，“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迎來十周年。十年前的這一天，中國公安部門在23多個省份發起大規模的抓捕行動，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或被傳喚、或遭刑事拘留、或被帶走，部份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另有部分人士遭判重刑。一些人後來被釋放，但至今仍有多名律師還在獄中。此一事件震驚整個國際社會。在迎來“709”事件十周年之際，像往年一樣，活躍在海外的各方人權捍衛者和組織紛紛以各種形式展開紀念活動。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先生接受了本台採訪。
法廣：“709事件”已經送走了十個年頭，但是此一事件並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被遺忘。每年各種紀念活動都會在全球多地展開。首先請您談談這些紀念活動的意義？
滕彪：在海外我們組織了一些紀念“709大抓捕事件”十周年的活動。在美國的不少人權律師分別在費城、洛杉磯舉行集會、討論會。2017年，我參與發起了中國人權律師節， 每年堅持舉辦研討活動、紀念活動、頒發中國人權律師獎，今年是第九屆。我整理了許志永博士的《美好中國》，由博登書屋剛剛出版，許志永作為中國維權律師一個非常優秀的代表，這是他的第二本書。
我們紀念中國人權律師的受難，同時也紀念他們的理想、勇氣，還有行動力。如果中國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那必須要有這樣的理想、勇氣和行動力。中國人權律師（尤其是在胡錦濤、溫家寶時代，以及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前幾年），在推動中國的法治、人權，建設中國的公民社會方面，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在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公民社會中，有幾個群體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力量就是人權律師，還有記者群體、自由派知識分子群體等等。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些公民社會的健康力量，尤其是一些成型的、有一定組織性的健康力量，都遭到習近平的殘酷打壓。在這個時候，我們更應該讓人們知道，中國人權律師群體曾經做過的一些事情。
由於中共的信息控制和封鎖，國內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都不太知道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樣子。比如我們當年在微博、推特上的活躍程度；我們組織很多集會、遊行，包括街頭的抗議（“散步”、“行為藝術”）；維權律師群體代理的很多有巨大社會影響的案件；推動公民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來參與區縣一級人大代表選舉；還有像小區業主維權、家庭教會維權、南方街頭運動、新公民運動、 08憲章等等，那個時候是轟轟烈烈的。在那個時代，大部分行動者、觀察者，都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充滿期待、充滿希望。如果按照那樣的趨勢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實現人權、法治、民主轉型是大有希望的。習近平上台後，短時間內就澆滅了這種希望，我們今天紀念“709大抓捕”十周年，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法廣：如何看待“709事件”，這是否為一次偶發的孤立事件？事件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下？
滕彪：“709事件”當然不是一個孤立的、突發的事件。這要回溯中國維權運動、維權律師群體產生的背景。在2000年代初，維權運動開始興起。雖然1990年代之後就出現了一些維權人物、維權事件，但是從社會運動的角度，維權活動變成一個維權運動，基本上認為是從2003年開始的，其中最早、最突出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孫志剛事件。在孫志剛事件當中，由於維權律師、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以及民眾的壓力，導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這也是中國法治進程中很大的一個進步。那個時候，很多人期待所謂的官民良性互動，期待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和公民，通過通過憲法和現有的法律渠道，一個案件一個案件地去捍衛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是推動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的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
維權運動的產生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互聯網的引進和發展是分不開的，中國的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有了一定的空間，促進了信息的傳播，促進了人權意識的覺醒和法治意識的提高。司法制度逐步恢復，中國律師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其中有一部分律師就投身於維權活動。維權運動在2003年前後開始在中國興起和發展。這段時間——從2003年到2015年——維權運動實際上是有相當多的成就的。很多民眾的基本的權利和利益得到維護，包括一些刑事冤案，一些沒有犯罪的人被錯誤的判刑，通過維權律師的介入，他們被從監獄釋放；包括一些拆遷案件，通過維權，他們的權利得到維護、或者是部分地維護。還有維權律師去推動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在一些公共健康事件中去問責官員，在一些個案中去呼籲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公民的財產權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維權律師、維權運動所取得的成就。
根據我的觀察和梳理，維權運動從2003年到2015年，有四個趨勢就是：政治化、街頭化、組織化和國際化。而恰恰是中國維權律師所取得的成就、所取得的影響力，成為中共打壓的一個深層的原因。
當然在胡錦濤時代，維權運動從開始興起之後，就一直受到中共的限制和打壓。一些維權律師被吊銷律師證，甚至有的被綁架、關押、判刑。但習近平上台之後，尤其是2015年之後，這種打壓與胡時代的打壓不可同日而語。原來的打壓，可以說是一種維穩模式，受到打壓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被認為越過紅線的、或者是有較大影響力的，像高智晟、胡佳、郭飛雄、唐吉田、李和平等，我在2008年被吊銷律師證，後來幾次被秘密警察綁架。這種打壓一直在那兒。但是2013年習近平上台之後，這種維穩的模式就變成了我稱之為“清洗”的模式：幾乎每一個活躍的人權律師都受到波及，受到鎮壓，有上百名維權律師被吊銷律師證、被禁止出國，在“709大抓捕”中受到波及的有三百多名人權律師，還有一些人權律師現在還在坐牢。很多人權律師被消聲，經常地受到警告、跟蹤、騷擾，無法繼續從事人權活動。這種“清洗模式”也不僅僅是針對人權律師，它針對所有在中國推動自由民主的群體 ，包括異議人士、記者、訪民、一些企業家，網絡上有影響力的人士、公共知識分子、NGO、家庭教會和其他宗教團體等等，每一個領域都受到巨大衝擊、甚至摧毀。經過2013年到現在這十多年的殘酷打壓，中國的公民社會處境極為艱難、陷入低谷，整個維權運動幾乎被徹底摧殘，這就是“709事件”的一個深層的背景。
簡單來說，習近平和中共認為，按照原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那種打壓的程度和打壓的模式，已經不足以防止維權運動成為威脅中共專制政權的一股巨大力量。他認為，如果不大大地加強鎮壓，那維權律師群體、公民社會的發展就會讓中國變天，讓中國走向民主化，共產黨的政權將不保。按照我的分析，“709大抓捕”反映出，習近平和中共高層是把民間的維權運動提到了威脅政權存亡這樣一個高度。
法廣：十年後的今天，“709事件”的餘波是否仍在繼續？受到牽連的人員（尤其是維權律師）如今是否都已恢復了生活常態？
滕彪：極個別的維權律師可能恢復了常態，但是絕大多數受到打壓的人權律師和他們的家屬都沒有恢復常態。像我剛才提到的 ，有大量的人權律師被吊銷律師證、經常性地受到跟蹤、騷擾、警告，家人也受到株連；還有一些人權律師、大量的人權捍衛者在坐牢，很多良心犯出獄之後繼續受到嚴密監控。所以“709事件”的餘波仍然在繼續。像王全璋律師的孩子被禁止上學；像許志永被判刑14年；丁家喜被判刑12年；謝陽、余文生、張展、郝勁松、盧思位等仍在獄中，高智晟律師已經處在被強迫失蹤狀態長達八年，是死是活，外界都無從知道。在中共看來，維權律師群體有影響力、有專業知識、有資源、有理想，又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對維權律師群體的打壓是必要的、而且必須持續下去；不是說2015年抓一批、判一批就夠的。
法廣：“709事件”之後，中國的維權活動處於怎樣的狀態？如今是否還有“人權律師團體的“存在？他們如何展開工作？又面臨怎樣的挑戰？
滕彪：中國的維權活動現在處在一個非常艱難的狀態，原來一度相當活躍的公民社會，現在受到被監控、被消聲的狀態。中國人權律師群體雖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平台，一些網絡，但是沒有辦法像過去（2003-2015年）那樣進行維權活動。在過去，我們通過通過網絡媒體乃至傳統媒體，對當局、或者是對那些試圖操控司法的人施加很大的壓力；我們也經常性地得到國際媒體的報道；我們組織一些集會、遊行、抗議，雖然也會受到衝擊和打壓，但是過去那種全方位的、多渠道的、作為社會運動的維權模式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有少量的人權律師仍然在堅持代理的一些敏感案件、人權案件，但是他們都不得不更低調、更小心。 維權律師群體、人權捍衛者、公民社會目前所處的環境極為惡劣，民間的活動空間在急劇縮小，從事維權活動的危險在明顯增加。原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現在就沒法再做；原來可能判刑半年、一年的同樣的事件，現在就要可能要判刑五年、甚至十年。
最直接的挑戰就來自於當局的監控。我用“高科技極權體制”來描述中共體制最新的發展；它通過各種各樣的高科技手段來對每一個公民進行高效低地、嚴密地監控，包括攝像頭、大數據、社會信用系統、人臉識別、聲紋識別，在疫情期間還有“健康碼”、“場所碼”、“行程碼”等等。這種高科技極權體制在全世界範圍內是前所未有的。它對整個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對中國的政治前景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有一個例子，我經常在講課時提到，就是在疫情期間，有兩位人權律師要去上海會見張展，結果他們的健康碼突然就變紅了。那很顯然和防疫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完全不涉及到健康碼變紅的任何因素，是當局不想讓他們出行，處於政治目的把他們的健康碼變紅了。還發生河南村鎮銀行暴雷的眾多受害儲戶的健康碼集體變紅的事情。這類事件很有標誌意義，就是中共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去提前控制維權人士的活動。在這樣的體制下，公民社會想要組織集體行動、抗議活動是極其困難的。
另外，國際環境也在惡化，朝着不利於法治、人權的方向在發展。尤其是川普，讓美國幾乎放棄了推動人權、捍衛民主的國際領導者的角色。所以很多和中國人權有關的資金被撤銷，很多項目沒有辦法繼續開展；很多機構，包括像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這樣的媒體被關閉，美國對國際人權的支持在急劇減弱，美國自身的民主制度都在遭受川普及其支持者的巨大威脅。中國的爭取自由民主的力量本來就備受摧殘，國際環境又每況愈下，中國的維權律師和維權運動目前就處在這樣一個極其黑暗、險惡的環境中。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