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民滿懷憤怒走上街頭，何梅尼建立的伊斯蘭政權已呈強弩之末。過去近半世紀年來，這個政權仇視西方世界，以中俄兩國為靠山，支持伊斯蘭激進組織對抗以色列，推波助瀾中東的動盪不安。如今，它正面臨被掃進歷史灰燼的風險。
1963 年，伊朗國王巴勒維推行「白色革命」，試圖透過土地改革、賦予婦女投票權、推動掃盲運動，並大規模派遣學生出國深造，帶領國家邁向世俗化與現代化的新紀元。然而，這場由君權主導的世俗化改革，卻被宗教保守派視為背離信仰、充滿危險的「西方化」工程。
當時的宗教領袖何梅尼公開抨擊這些政策是道德淪喪的象徵，並與巴勒維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歷經數次政權與教權的拉鋸後，何梅尼於 1964 年被迫流亡海外，直至 1979 年革命爆發，他才在王朝垮台後重返國門，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成為伊朗的最高領袖。
這場革命不僅重塑了伊朗，更開啟了以「聖戰」為名的意識形態擴張。自此之後，伊朗長期支援中東各地的激進組織，對抗以色列與美國，構築出所謂的「抵抗軸心」。數十年來，伊朗源源不絕地將金錢與武器輸送至敘利亞、黎巴嫩及加薩走廊，扶持包括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在內的一整套代理人網絡。
然而，這個伊朗傾注龐大資源維繫的區域秩序，如今正因戰事與內部危機而岌岌可危。伊朗長期投入國力發展核武、輸出革命、擴散戰禍，換來的卻是民生凋敝、通貨膨脹，以及中東和平願景的一再幻滅。這不禁讓人反思：如此代價高昂的意識形態對抗，最終究竟為伊朗帶來了什麼？
革命輸出的歷史軌跡
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從初期蘇聯透過「共產國際」向全球擴張，到 1950 年代中國共產黨政權支援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發動武裝叛亂，乃至 1980 年代以後伊朗伊斯蘭政權以聖戰之名輸出革命，這些革命熱潮的共同本質，皆以高度排他性的政治或宗教意識形態為核心，試圖將獨裁體制向境外延伸。
俄羅斯是無產階級共產革命的發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西方各國忙於抵抗軸心國侵略之際，蘇聯一方面承受戰火，一方面也趁勢擴張共產勢力範圍。在二戰結束後，東歐各國紛紛淪為鐵幕內的衛星國，而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亦在戰後迅速坐大，在短短數年間赤化整個中國大陸。
從歷史的視角觀之，只要在某個區域出現懷抱領土野心或企圖輸出革命的強權，那個區域便難有長久寧日。這種浪潮與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的法國大革命有著根本差異：自由民主追求的是人類精神的解放與公民權的擴張，而極權與專制則反將人類從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再次推入統治的禁錮。
當代的邪惡軸心
蘇聯瓦解後，這種動盪的結構並未消失，只是換了形貌。時至今日，北半球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專制集團，中國與俄羅斯兩大強權形同幫主，伊朗與北韓充當堂主，敘利亞政權、真主黨與哈瑪斯則成為前線小弟，共同牽制民主世界。
近兩年的國際局勢演變，彷彿一場正在進行的「掃黑行動」。真主黨與哈瑪斯等激進組織遭到重創，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一夕之間垮台，伊朗政權內外交困、群眾示威風起雲湧；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戰爭的泥淖，中國則面臨美中貿易戰與外資撤離的雙重壓力。兩大強權的影響力逐漸鬆動，這個「邪惡軸心」正顯露出裂解的徵兆。
今日的世界幾乎被切割為兩個迥異的半球：一半的人享有相對的自由與和平，另一半的人則在獨裁體制下被剝奪自由、飽受戰火凌虐。人類文明似乎永遠在光明與黑暗之間拉鋸，而人類的精神，也在渴望解放與屈服禁錮的兩極之間，不斷劇烈擺盪。
歷史的諷刺與轉折
然而，歷史的鐘擺或許正在再度轉向。如今，成千上萬的伊朗人民走上街頭，高喊「打倒獨裁者」的口號，這股民怨浪潮正無情敲擊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根基。這場發生在德黑蘭街頭的抗爭，彷彿是對 1979 年革命最尖銳、也最諷刺的回應。
當年何梅尼以伊斯蘭之名建立的政權，如今卻成為人民渴望擺脫的枷鎖。伊斯蘭革命吞噬了半世紀以前伊朗的現代化努力，而伊朗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從未真正消滅，只是一度被壓抑、被延宕。當恐懼崩解的那一刻，革命輸出的神話，也將在群眾爭取自由的吶喊中土崩瓦解。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