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週六上午新聞蜂擁而來時，許多評論人士推測，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綁架也是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打擊，因為委內瑞拉和俄羅斯是盟友。恰恰相反，這是普丁的勝利，因為這件事對二戰後所建立的以法律、正義和人權為基石的新世界秩序構成了重創——很可能是致命的打擊。
這個秩序從來就不像它的擁護者說的那樣強大。許多旨在促進合作和執行國際法的多邊機構早已失能，往往是因為受到最強大成員國的破壞。然而，有些機制曾經運轉；有些法律曾經得到執行；一些罪行曾經受到懲罰，更多的罪行可能得到過預防；成百上千萬人的自由和尊嚴曾經獲得保障；建立基於法律、人道主義的世界秩序的合理希望曾經存在。如今這一切都已終結。
川普總統在週六的新聞發布會上向公眾發表講話時宣布，美軍以委內瑞拉人民的民主、正義、自由和美國人的安全的名義綁架了委內瑞拉總統和他的妻子。這是一種嘲弄：不管統治我們國家的暴徒們實際上可能相信什麼，綁架行為——無論發生在波士頓街頭，紐約或芝加哥的公寓樓，還是卡拉卡斯的馬杜羅官邸——永遠無法為正義事業服務。
違法行為不能維護法律。發動侵略戰爭不會讓任何人更安全。殖民統治不會帶來自由。而殖民統治正是川普的承諾——諾貝爾獎得主瑪麗亞·科裡娜·馬查多是一位擁有可信民意授權和國際認可的政治人士，他卻貶低她缺乏領導素質，並以各種方式至少四次聲稱「我們將管理這個國家」。
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嘲弄，任何關注過普丁的人都很熟悉。這位俄羅斯總統聲稱入侵烏克蘭是為了解放烏克蘭人民。他聲稱是在捍衛俄羅斯的主權，而烏克蘭的存在從未威脅過俄羅斯的主權。普丁甚至宣稱烏克蘭非法侵佔了俄羅斯（準確說是蘇聯，普丁將蘇聯與俄羅斯混為一談）建造的基礎設施——就像川普錯誤地聲稱馬杜羅通過將美國企業參與建設的石油工業國有化，犯下了歷史上最大的盜竊美國財產的罪行。
馬杜羅是一個通過選舉舞弊來掌權的威權領導者，與烏克蘭由民主選舉合法產生的總統澤連斯基可謂有著天壤之別。但這裡重要的是侵略者之間的相似性：川普和普丁。
多年來，普丁始終宣揚著由少數強權人物劃分世界勢力範圍的願景。這也正是二戰後的秩序——冷戰秩序，在這種秩序中，被蘇聯殖民的國家被排除在西方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理想之外。很明顯，川普本能地認同這一觀點：在他看來，瓜分世界似乎正是政治權力的終極意義。去年12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的作者把這種世界觀編纂成「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門羅主義是美國對西半球的權力宣示，持續兩個世紀之久。在週六的新聞發布會上，川普似乎已將這一推論重新命名為「唐羅主義」。
半個世紀前，作為蘇聯的一名三年級學生，我上過數月關於自然資源的課程。俄語術語「polezniye iskopayemiye」很能說明問題：它的字面意思是「有益的可提取物」。蘇聯的課程無聊至極，至今我仍記得教室裡時鐘上的分針彷彿凝固的感受。我還記得，花崗岩質地堅硬，金屬存在於礦石中，石油是現代生活的必需品，徵用土地的目的是開採資源。我還記得一幅巨大的蘇聯地圖，上面許多礦產豐富的地區都被塗成鮮紅色。我記得老師告訴我們，這是我們的財富。
川普似乎全憑自身領悟，達到了與蘇聯學童（包括普丁和我）被灌輸的相同地理政治認知水平。在川普的新聞發布會上，對於大多數問題——無論是涉及「管理」委內瑞拉的機制、這種治理的成本，還是其他國家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他的回答都是關於美國將從委內瑞拉的油井中開採出多少石油。他的政治是一種自肥政治，一種對有利可圖資源的大規模掠奪。在他的第一次總統競選中，他曾經批評喬治·W·布希在伊拉克戰爭中未能「拿到石油」。當時我們當中有人感到疑惑：要怎麼樣才能「拿到石油」？方法是這樣的：你得佔領這個國家。
川普和普丁的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蔑視歐洲價值觀——正是這些以合作、正義與人權為內容的價值觀構成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石。普丁的演講中充滿了這種蔑視，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是如此。「唐羅主義」似乎可以讓川普拿下委內瑞拉、古巴——他和國務卿魯比奧曾公開威脅過古巴——以及川普垂涎的美洲任何其他地方。（我相信他不久就會重提讓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的事。）
若果真如此，這也將使普丁能夠隨心所欲地吞併歐洲。自川普上台以來，俄羅斯在歐洲發動的混合戰爭——政治和基礎設施破壞行為，包括疑似干擾眾多歐洲機場的空中交通管制頻率——已經升級。川普政府對烏克蘭的持續施壓讓普丁膽子更大了。而入侵卡拉卡斯的方式與莫斯科曾經計劃入侵基輔的方式驚人地相似，這將使他更加大膽。北京無疑也接收到相同信號：若川普能掌控委內瑞拉、普丁能掌控烏克蘭，那麼習近平主席自然也能掌控台灣。
普丁是馬杜羅的盟友，但盟友總是有來有去；世界觀以及迫使世界順應自身世界觀的意願卻始終如一。普丁的世界變得更加和諧了。不是因為像陰謀論者讓你相信的那樣，普丁告訴川普該怎麼做，而是因為這兩個獨裁者確實以同樣的方式看待世界。俄羅斯有句諺語：兩隻靴子好成雙。
轉載自 《紐約時報》。M. Gessen 是《紐約時報》專欄作者。他憑藉評論寫作於2024年獲得喬治·波爾克獎。他著有《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該書榮獲2017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Original source:https://www.nytimes.com/2026/01/04/opinion/putin-maduro-venezuel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