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權不值得同情，但若美國想要在局勢中佔上風，就必須了解伊朗領導人行為背後的文化邏輯。
～史丹佛大學組織行為與心理學教授 吉芬德（Michele J. Gelfand）
伊朗戰爭正式進入第4週（原文刊登於3月23日），美國主要爭論的焦點在於戰事缺乏明朗的終點、對於長久以來盟友關係的侵蝕、以及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前後矛盾的訊息和不連貫的外交行為。川普把衝突視為爭奪資源和區域權力的競賽，透過制裁、孤立、以及空襲對伊朗施壓，要其退讓。然而對伊朗而言，所要面對的風險不僅於物質利益。
美國外交政策長久奠基於一個簡單的前提：若施加足夠的經濟壓力，對手終究會讓步。在領導者認為自身生存取決於妥協時，這個方法通常會湊效，不過在某些文化裡，這是個失效的前提。引用一個古老的阿拉伯格言：「榮譽比麵包來得重要。」飢餓是可以忍受的，恥辱則不然。 在重視榮譽的文化中，衝突不僅是為了爭奪領土或財產，無論個人或國家都願意為了捍衛名譽背負極大的代價，即使會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在外部觀察者眼中，一種看似不理性的思維往往具有戰略意義：在較弱勢的時候展現戰鬥意願，或在敗退時使衝突升級，能夠建立嚇阻效果。 這種思維擁有久遠的歷史根源。
我們的研究顯示，統治機構虛弱且威脅頻繁的環境中，較易出現重視榮譽的文化。在大部分的中東地區，包括部分伊朗，農耕經濟和部落組織讓財富（通常是以牲畜的形式計算）既顯珍貴，又容易被竊。部落為嚇阻侵入者，發展出嚴格的榮譽守則，以及隨時快速反擊的能力。 人們無法仰賴國家保護時，名譽便成為首要的防禦手段。
威嚇需要信譽，若對手相信你會反擊，攻擊的可能性便會減少。然而，信譽是很脆弱的，即使是一次小讓步都可能將其削弱。 隨著時間過去，這種策略行為已經強化成為道德規範。堅定立場不僅是明智之舉，也是被預期的表現；而在壓力下讓步，不僅被視為損失重大，同時也很羞恥。諸如此類的傳統思維即使物換星移，仍持續存在。
在伊朗，榮譽仍深植於社會期待、家庭結構、宗教機構及國家認同裡。 西方世界的觀察者時常誤解重視榮譽的社會的行為。我們針對談判進行的研究發現，以事實為基礎、作為手段的政治語言，在美國通常奏效，但在重視榮譽的埃及社會則會適得其反。
在埃及，要成功達成協議，端看是否展現道德正直、尊重、以及對公共聲譽的敏感度。 在這個背景脈絡下，川普對伊朗的態度尤其可能產生反效果。除了經濟及軍事上的施壓，川普多次且不必要地攻擊伊朗的榮譽，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威脅炸毀該國的油田及消滅其發電廠。對重視榮譽的社會而言，支配及羞辱不會使其服從，反而會激發事態升級。
諷刺的是，川普對這種動態其實十分熟悉，他的政治修辭沉浸於支配和報復的字眼。川普能敏銳察覺他人的冒犯，予以快速反擊，並且遵循一項簡單的守則：永不退讓、永不示弱。然而，雖然他強硬捍衛自己的榮譽，但對他人的同樣思維，卻似乎毫無察覺。 於是，川普的策略就假設逐漸加重的經濟負擔，最終會削弱伊朗的決心；然而在重視榮譽的文化裡，脅迫只會提高榮譽的風險。
外在壓力越劇烈，態度堅決不移就變得更加重要。反抗行為是為了釋出訊號：我們不會忍受羞辱，無論要付出什麼代價。 因此，伊朗的反抗，並非無法對誘因做出正確反應，而是反映了另一套誘因機制。
伊朗政權不值得同情，但若美國想要在局勢中佔上風，就必須了解伊朗領導人行為背後的文化邏輯。 為達成目標，美國必須知道，榮譽文化下的領導者需要空間來改變其路線，同時不能看起來像是投降。
實務上，這代表要從公開發布最後通牒，轉向更小心、精準的外交手法，讓理解榮譽文化的中間人參與，並且創造一些在緩解衝突時能降低雙方名譽成本的出路。 美國自身的經驗說明了有效的外交手段，通常取決於避免公開羞辱。
以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 Cuban Missile Crisis）為例，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私下同意從土耳其撤出美國飛彈，就是不吭聲地給了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一個保留顏面的出路。這次危機的解除不是因為其中一方被擊倒，而是因為雙方找到退讓但又不像是投降的方法。
類似情況發生在1978年的大衛營（Camp David），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改用穿梭外交的方式，將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與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的提議在小木屋之間來回傳遞，兩方領導人都不需要公開讓步，最後阻止了雙方協商破局。這創造了歷史性的和平，雙方皆將妥協視為力量的展現。
伊朗戰爭急迫需要的正是以相似方法緩解衝突，讓雙方皆能保全顏面。在這種衝突中，問題不在於一個國家能忍受到什麼程度，而是它不能失去什麼。對伊朗而言，那便是榮譽。
轉載自《上報》，原標題為《What Trump Gets Wrong About the Cultural Logic Driving Iran》翻譯：劉亦奇。© Project Syndicate
吉芬德（Michele J. Gelfand）史丹佛大學組織行為與心理學教授，著有《規則的製定者與破壞者：緊密與鬆散的文化以及指引我們生活的秘密訊號》（ Rule Makers, Rule Breakers: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nd the Secret Signals That Direct Our Liv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