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後的世界　美國公信力日薄西山

與近幾十年來盛行的說法背道而馳，跨大西洋聯盟從來不是既成的定局。

~以色列前外交部長　班阿米（Shlomo Ben-Ami）

重大戰爭會催生新的國際秩序。三十年戰爭帶來了《西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拿破崙戰爭催生了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機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推動了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 ）體系的建立、去殖民化進程以及歐洲一體化。就連冷戰，也最終讓位於以美國為霸主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然而，並非所有戰爭都會帶來更好的國際秩序。就這一點而言，伊朗戰爭可能特別具有破壞性。

這場戰爭很可能使局勢比美國和以色列發動戰爭時更嚴重惡化。伊朗政權非但沒有被一個比較親西方的實體取代，反而更強硬，變成軍事獨裁政權。無論伊朗政權最後在核計畫上做出何種讓步，其與中國、俄羅斯和北韓的聯繫都將保持不變，伊朗仍將是中東地區一股破壞穩定的力量。

不同之處在於，伊朗在波斯灣地區的鄰國如今已對美國這個保護者失去信心，且比戰爭前更脆弱、更分裂。誠然，波斯灣地區的立場向來有些搖擺不定。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卡達與其他所有酋長國之間都存在深刻裂痕。波斯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從未發揮出作為政治經濟聯盟的潛力，更遑論軍事聯盟。而波斯灣地區精心塑造的穩定避風港和利潤豐厚的商業樞紐形象，也並非毫無瑕疵。

但伊朗戰爭粉碎了這一形象，不僅限制了各國君主的大手筆投資專案，更可能致命地動搖他們推動經濟擺脫對石油依賴、實現多元化的努力。此外，這場戰爭還暴露了波斯灣合作理事會的運作失靈，並加深了成員國之間的裂痕。

沙烏地阿拉伯曾試圖透過外交手段阻止這場戰爭，禁止美國利用其基地和領空護送油輪通過荷莫茲海峽，並繼續在幕後與巴基斯坦合作，致力斡旋結束衝突。結果是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之間正在形成某種聯盟，而沙烏地對伊朗的綏靖政策仍在延續。

卡達（有鑒於與土耳其的聯繫）和阿曼也可能繼續對伊朗採取綏靖政策。相較之下，阿聯則嚴厲批評鄰國，未能果斷回應伊朗攻擊他們的領土，並已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阿聯目前越來越與以色列、巴林及印度站在同一陣線。

在西方，類似的分裂同樣可見，這場戰爭加深了跨大西洋聯盟的裂痕。與近幾十年來盛行的說法背道而馳，跨大西洋聯盟從來不是既成的定局。美國有著悠久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歷史，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1919年退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拒絕為歐洲安全作出任何承諾，便是明證。這種立場形同為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和另一場戰爭鋪路。

更近期，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為了與俄羅斯「重啟」外交，犧牲原計劃在東歐部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計畫。他的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M. Gates）後來批評，美國的歐洲盟友「顯然不願投入必要的資源」，以成為「在自身防務方面認真且有能力的夥伴」。 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後，歐巴馬選擇不聯合美國的北約盟國來遏制克里姆林宮。

而川普將這種做法推向新的高度，對歐洲採取公然敵對的姿態，包括威脅吞併格陵蘭島，以及讓美國退出北約。歐洲的回應是採納一種新形式的戴高樂主義（Gaullism），特徵是大力投資加強國防能力，並實現戰略自主。

不過，歐洲的安全轉型才剛開始。這塊無法掌控自身數位基礎設施的大陸，必須縮小與美國的創新差距，並實現一定程度的技術自主。而且，歐洲的新戴高樂主義，就像其原型一樣，遲早會接受核威懾的邏輯。

伊朗戰爭為這個過程注入新的急迫性。儘管川普在未與美國的北約盟友商議的情況下發動戰爭，他仍要求歐洲加入美國陣營，特別是協助重新開放荷莫茲海峽。當歐洲拒絕後，美國宣佈將從德國撤出5000名士兵，並威脅對義大利和西班牙採取進一步行動。至此，沒有任何理性的歐洲人會認為美國的安全保證是可靠的。

但不僅歐洲對美國失去了信心。川普早已透過關稅政策和暫停發展援助，疏遠「全球南方」，而該地區正承受他在伊朗發動這場選擇性戰爭帶來的最沉重打擊。美國無力迫使其盟友協助重開荷莫茲海峽，加上開發中國家爭相搶購能源和化肥的景象，進一步強化美國過度擴張和衰落的論調。

與此同時，在美國製造的混亂中，中國精明地將自己定位成穩定力量。因此，中國以極低的成本提升了全球形象。許多歐洲領導人曾訪問北京，尋求可靠的交易夥伴，但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人權問題以及產能過剩和傾銷問題上均未做出讓步。

川普在本週（原文刊登於5月14日）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的峰會上，川普有機會達成一項協議，以緩解貿易緊張局勢，並為在關鍵問題的合作上鋪路，其中尤以烏克蘭和伊朗的戰爭為重。一項旨在緩解人工智慧風險的協定，其影響將不亞於冷戰時期美蘇簽署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但如果習近平堅持零和外交，這似乎很有可能，世界將成為輸家。

班阿米（Shlomo Ben-Ami）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長，現為托雷多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不受尊敬的先知：2000年大衛營峰會與兩國方案的終結》（Prophets Without Honor: The 2000 Camp David Summit and the End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