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萬千慘景，一堆爛賬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裏，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沖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裏出來的唯一生還者（關於父親在這場劫難中的經歷，我已另文記述）。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 被剃了「陰陽頭」，由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全國被從城市趕回原籍的有397400人， [3] 其中北京市85198人。[4] 後來「紅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滅絕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於此，不過手段更加殘酷。我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活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釋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領袖的兒子訪問德國後對我說：「與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 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納粹德國的「沖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兇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官方統計，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 。[5] 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被「遣返」回鄉的「黑五類」，有多少人死於凍餒，則更無從查考。
母親所住胡同裏，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里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髮修齊，衣著整潔，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扎著上了吊。
母親屬於海外歸來人員，又曾留學東洋，加上與父親的關係，何以當時能幸免於難呢？一是她的鄰里關係不錯，二是管片民警對紅衛兵說，此人自解放以來，從無海外聯系，這性命交關的一言，對母親的命運重於九鼎。不過到了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她還是沒逃過被單位關押審查的命運。
死者已矣，茍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廁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胡同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鐘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奉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裏，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只是幾滴餘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沒收黃金118.8萬兩，白銀30.6萬兩，銀元978.9萬塊，外幣729.7萬元，現金、存款、公債券428.8億元，金銀飾物171.9萬件，古物1000萬件。北京市沒收黃金10313兩，白銀345212兩，現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萬間。 [6] 另據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萬多戶，由有關部門收購、收存的文物、字畫、硬木家具等實物330.1萬件，各區、縣收存財物變價達1867萬元，沒收圖書235萬冊。僅西城區福綏境一個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圖書字畫焚燒了八天八夜。[7] 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財富，卻靠製造「階級鬥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這些公民的合法財產，「文革」結束後雖有政策予以發還，但十補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難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沒人敢向國家追討這十年的房租；廉價處理的財物，不會按原值補償；黃金折價發還，原物仍躺在國家金庫；本主已死無人認領的，自然成為死帳；而由於帳目混亂、經手人中飽或被人冒領的，則更是有去無回。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父親在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來的一封長信中，對「文革」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財產的行為，有如下評論：現在有一種反常的現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諱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實。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怕丟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種是有人不許聲張。不管是哪一種，我認為都是應該糾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別人犯法，我有什麼罪過呢？……這些惡行的違反憲法、法律就不必說了。被害人不積極揭發這種種惡行，反而把它們隱蔽起來，豈不可怪？看來，這主要地還是那些做了壞事的人自己違法背令，才不許被害人聲張的。也可以說，這是上文所說的隔離政策的一端吧。虛偽竟成為風氣，可見這些人的勢力是多麼大呀！
九，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說過自己「紅八月」經歷，再說周邊友人。父親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敘述了，我要講的是兩個既非「紅五類」也非「黑五類」的人家。不過那時「黑五類」已擴展至「黑七類」，將資本家、黑幫（走資派）補入，這兩家也許勉強可以入圍。歷史總是忽略芸芸眾生類的「中間人物」，如果我不記述下來，她們的悲劇可能永遠不為人知。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8]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份。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裏。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采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後，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於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如今自由開放的少男少女們，恐怕無法理解在那個禁錮人欲的年代，一位頂著「高級民主人士遺孀」名份的女子守節之艱難。這愛和被愛的權利，對於張潔鳳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 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梁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在場民警對紅衛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捨活著。有時她在胡同裏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稀黃的頭髮，安慰兩句。我沒有隨身帶食物的習慣，也沒有錢。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種，莫過於「壞分子」。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制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劃為「壞分子」，是一種「百搭」身份。而張潔鳳從未被戴上過任何「帽子」，只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兒，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於有一天，我在胡同裏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裏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視眈眈的街道幹部，欲言又止，保持著距離慢慢前行。
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一年後工程師攜女兒從雲南來看我和母親。據他說，家難發生後，接到司徒家的親戚（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弟婦）來信，方趕來接走女兒。這次是專程來解決遺留問題，他已經找到了當年的紅衛兵、民警以及有關單位，但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結束後，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女孩已長成少女，大人則更加蒼老。劫後重逢，望著相依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噩夢醒來，良久竟相對無語。
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於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張潔鳳在海外洪門中，肯定夠得上「祖師奶」級的輩分，敢於冒犯她的人，難免不落個裝進麻袋、沈到水底「種荷花」的下場。她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偉大時代竟不容熱愛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為愛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幹部和紅衛兵們，今生能否擺脫良心的折磨？我無法想象，一名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六歲女孩，心靈上創傷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張潔鳳彌留之際，想對至親至愛的女兒和丈夫說些什麼？
十，母女攜手，化蝶雙飛
母親早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張為璇，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9] 卻大大有名。
張老先生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對袁氏稱帝，幾與割席，被從大總統府秘書兼政事堂機要局長的職務上調離。晚年老先生定居蘇州，父親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獄後在蘇州關押，他與李根源 [10]、陶家瑤[11] 等蘇州耆宿，都曾予以聲援和關照。「七君子」出獄時，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變」後，他改唐代詩人張繼《楓橋夜泊》紀江南寇禍慘象曰：「月落兒啼妻哭天，江南劫火不成眠，姑蘇城外寒山盡，夜半槍聲到客船。」並與李根源、馬相伯[12]等組織「老子軍」，誓死抗敵。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素以持論公正著稱，受到周恩來的尊敬。
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凈凈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遊戲，我當「爸爸」，她當「媽媽」，女兒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還不懂得「家庭」是怎麼回事，有一次到張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將來要與小遷妹妹結婚，被母親當場訓斥，鬧了個大紅臉。
後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而北京市長彭真要將「複雜分子」通通清走，將偉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許張阿姨繼續居留。於是她聽從我母親的建議，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母女獲准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訊聯係，「文革」爆發後，人人自顧不暇，音訊中斷。不久偉大領袖支持革命師生搞「大串聯」，我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學校「革委會」開出一份介紹信，揣上父親給的二十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
行前父親要我去一下蘇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鵑[13] ；母親則囑咐一定要去看張阿姨，然後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兩位同學。
在蘇州下車，住進「革命師生接待站」後，立即梳洗一翻，準備去張阿姨家。我那時已處在朦朦朧朧的青春萌動期，想起馬上要見到小遷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樣，心情多少有些興奮。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註明「蘇州富郎中巷XX號顧乃文」，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乃-文？-他死了！」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裏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戶，僅圖書、字畫、文物就抄沒十七萬件以上。[14] 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台樓閣，曲徑回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鬥打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後，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饑。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覆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我在蘇州只打聽到周瘦鵑被抄家，後來才得知這位鴛鴦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在紅衛兵摧毀了他嘔心瀝血培育的盆景之後，最終殉了那些至美靈物，在自家花園投井自盡，落了個「人琴俱亡」的結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親的兩位同學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師生接待站」設在「南屏晚鐘」的凈慈佛院大殿裏，莊嚴佛像已蕩然無存，僅發現一尊雕工精美的漢白玉觀音，橫倒在後院的山坡上，已經沒有了頭。接待站的夥食很好，但每天燒飯的燃料，是一籮筐接一籮筐的佛經雕版……。到南昌後我無心再走，折回首都。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這本是我心中預料的答案，但還不甘心，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
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工資被扣，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後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毅然帶著愛女走上不歸路。待到劉先生解除審查，已經家破人亡。
與周瘦鵑先生一樣，張阿姨屬於那種極有教養、斯文安逸的蘇州人，一輩子從未傷害過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傷害。母女兩代閨秀，像兩件潔白細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動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這位兒時玩伴，十七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牽著母親的手，像蝴蝶一樣從這個瘋狂的世界上悄悄飛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比我晚一年來到這個世界，但生活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除了親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沒有給社會留下任何記憶。
多年來一直想不明白，是什麼樣的母親，能忍心讓女兒殉葬？我不敢想象當晚母女相對投繯的細節。今天忽然醒悟：「質本潔來還潔去」，是女兒自願選擇追隨母親，保持做人的尊嚴。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十一，私設公堂，「群眾專政」
那些年流行一句話：「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我屬於「可教育好的子女」，卻不肯領這份情。周恩來等革命前輩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受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教育，背叛出身走上革命道路，可見那種教育的後果還是不錯的。但此時什麼才算做「教育」，誰又有資格「教育」別人，就很難界定了。本校軍代表曾找我談話：「聽說你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從內心認為，從廣義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這個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軍代表在內。所謂「反動路線」，根本與「資產階級」無關，倒是體制中有許多封建主義。
自從讀了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就開始向人本主義回歸，否定給活人貼標簽的哲學。我時常和一些朋友同學討論歷史、哲學和文學藝術，並換閱被禁的書籍，也「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本校體育老師趙曉東（我同班同學的父親）跳樓自殺，頭觸在階角上摔得粉碎，遺體慘不忍睹。不久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於1968年12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所謂「改造」，只是用紅磚砌上墻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而已，腳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看守的「革命群眾」開門的時候，借著室外的光線，可以發現鐵皮棚頂掛著白霜和冰淩。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三四個人圍著我，像圍著一只拳擊沙袋，前後左右同時拳打腳踢，口鼻很快流血，頭髮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過去看漫畫有被打得兩眼直冒「金星」的畫面，小說中也有這類描寫，總覺得不可理解，這次卻親身體驗到了：拳頭耳光交加之時，確有金光從視野閃過。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蓋源於此。
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我曾兩次從「紅色恐怖」中僥幸脫身，但這次不行，白天鐵門鎖閉，夜晚小院內探照燈晃如白晝。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幾乎與室外無異，幾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遑論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教訓我，他定了調子說：「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幾下，是出於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麼想的就怎麼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過去校領導整我，我也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如今輪回到同一地獄。校長萬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裏，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鰲。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真草隸篆都寫得很漂亮，曾在本校展出過，「文革」爆發後被扔在一間教室的角落，被我悄悄撿走作為收藏。他以前頗有知識分子風度，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外出與萬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韓家鰲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幾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道歉，韓校長則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並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只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只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1969年1月1日，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後，「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室內空氣就顧不了許多了。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看守的人不愛開門進來了。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氣的宿舍樓，只好與這種享受徹底告別。
我的凍腳隨著恢復供暖迅速恢復，不久被責令與韓家鰲一起參加「勞動改造」，去掃廁所並為鍋爐房運炭渣。我生平第一次有機會「合法」進入女廁所，就在此時。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氣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幹，我倆只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專政對象」中還有幾位有「歷史問題」的老師，我們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隊到食堂打飯，「工宣隊」的一位年輕女工，比我大不了幾歲，見面總是盯著我笑。「書生落難」有人青眼相向，我多少有幾分得意。我們打飯總是被安排在最後，好菜基本上賣完了，有時能買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節食堂供應餃子，韓校長和我想買，押送的人沒有異議，不料有位中年「工宣隊」師傅一聲斷喝：「舊社會勞動人民過年都吃不上餃子，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還想吃，沒門兒！」於是只好各買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著若是那位女工在場，這頓餃子還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樓後，實行早晚「請罪」制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幾分鐘，類似追悼會的默哀。早「請罪」完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鬥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終於有一天開大會宣布「落實政策」，韓校長和兩位同學被宣布「解放」，對我的處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以觀後效」。會後準備回家，那位揭發我的同學悄悄向我解釋說：「我揭發你，是為了你好。」我沒有回答，心裏想的卻是猶大之吻。十二，天道輪回，誰來寬恕？
從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中國政壇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個家庭。偉大領袖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遊行來慶祝，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種「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血統」的優勢一旦被剝奪，人也變得氣勢全無。紅衛兵的利用價值使盡之後，便被牽出來做替罪羊，以平息民憤。政治輪回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於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 某日無意中踏進一間空教室，只見墻頭筆墨淋漓地題著一首「反詩」，分明是要「上山打遊擊」的口吻：熊熊鬼火照天燒，倒走橫行盡魔妖。亂世方顯男兒志，拋卻書箱進山坳。他們的反抗很快遭到鎮壓，我曾親見清華大學「井岡山」攻打本校宿舍樓，抓走紅衛兵領袖卜大華的場面。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幾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幹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台幹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幹」，於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但絲毫不感到與有榮焉，反而覺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動與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懷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甚至稱讚我對本校「揭蓋子」 所拔的頭籌。但我對此已無興趣，內心不斷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而且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
記得某日與一位「老兵」，在清華園的「水木清華」後面小山上閑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老兵」悄悄問我：「你知道她是誰？」我答不知，於是他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與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當，起來揭發繼母王光美。及至父親被打倒，她的利用價值也耗盡。此時形單影隻，人人視同陌路。
事隔多年後，劉濤曾向我談及被繼母禁止參加父親追悼會，言下極為傷感。我相信劉濤無非是年輕無知，被政敵所利用而已。她沒有不可饒恕的罪，錯在傷害的是繼母。
我想起了胡風，他是人大代表，享有非經人大常委會批准不受逮捕的法定特權。胡風與夫人梅志於1955年5月17淩晨被捕，18日人大常委會才開會批准逮捕胡風，沒有委員對違憲捕人提出質疑。當時的委員長劉少奇也不會想到：十二年後他身為國家主席，竟然也無法用憲法保護自己。
天道好還──「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我相信中國革命之子劉少奇被綁在臨終前的病榻上時，除了不可饒恕者以外，一定會原諒全國無數傷害他的人，其中肯定也包括自己的愛女。因為對於許多人來說，他也曾是一名傷害者。
二十世紀初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永遠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專制，換來了沒有君主的專制。二十世紀中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換來了新的國家和憲法。但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卻被主持制定者肆意踐踏，連根據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尚不能幸免，遑論我等芸芸眾生。
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國人束髮受書便知，不過知荀子另主「性惡」之說。推翻千年舊制度，教化萬民十七載，要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性惡」被發揚光大到空前絕後的「頂峰」。率獸食人者倡之，助紂為虐者從之，在「一張白紙」上，描畫出狂野酷烈的歷史畫卷，足以獨步古今。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法國大革命的殉難者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將「自由」換成「革命」，有什麼區別嗎？
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內的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斷後悔以往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無須通緝歷史罪人，因為從來無一漏網。
1. 林巧稚（1901-1983年），現代婦產科專家。福建廈門人。1913年就讀於廈門女子師範學校；1919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21年考入北京協和醫學校，1929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受聘於北京協和醫院，任婦產科助理住院醫師。1931年任該院婦產科助教。1932年赴英國曼徹斯特醫學院和倫敦婦產科醫院進修。1933年前往奧地利維也納進行醫學考察。1935年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任講師，一年後升任副教授。1939年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婦產科進修。1940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是該院第一位中國籍女主任，同年並受聘為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委員會」會員；1942年協和醫院為日本軍隊侵占，離醫院自行開業同時兼任北京中和醫院（現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學醫學院教授。1948年協和醫院復辦，她又回到該院任婦產科主任。1949年後一直在該院任原職。1959年兼任北京婦產醫院院長和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51年當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自1954年以來，歷任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婦聯副主席等職。建國後，她曾到奧地利、蘇聯、捷克、美國、加拿大、瑞士、法國、伊朗、英國等國考察或率領醫學代表團出國訪問。1973─1977年被聘為世界衛生組織醫學研究顧問委員會（ACMR）顧問。
2. 邵力子（1881─1967），原名聞泰，又名夙壽，字仲輝。浙江紹興人。清末舉人，同盟會會員。1910年後任上海《民立報》、《民國日報》編輯。1919年參加國民黨。1920年在上海參加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與柳亞子等人發起組織新南社。1924年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農工委員和農工部秘書。1925年離滬抵穗，任黃埔軍校秘書長兼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7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屆執委擴大會議。1927年後，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中央監察委員、甘肅省政府主席、陜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抗戰期間，曾任軍委會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駐蘇大使、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參加國共重慶談判。1949年4月任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代表在北平同中共談判。《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被南京政府拒絕後，留於北平。同年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蘇友協副會長等職。
3. 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4. 參見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5. 《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6. 《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7. 參見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8.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意，字基讚，廣東開平人，1868年4月3日生。1880年去美國，在舊金山中國餐館當幫廚。1883年加入洪門致公堂，參加反對清政府的鬥爭。1904年起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後在美負責致公堂、安良堂等僑胞團體的工作。1925年中國致公黨成立後，被推舉主持致公黨美洲總支部的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與旅美進步人士共同組織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發動華僑捐款支持祖國抗戰。1941年冬，被國民政府聘為華僑參議員。1945年3月，當選美洲洪門致公黨主席。1946年4月，率美洲各地洪門代表，回國參加中國洪門全球懇親大會，並在上海任中國洪門民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內戰爆發後，拒絕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1947年，在香港以洪門老人身份支持陳其尤等人改組致公黨，贊同致公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8年上書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擁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並赴美發動華僑支援祖國解放戰爭。1949年9月回國，出席中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等。1955年5月8日在北京病逝。
9. 張一（1867-1943），字仲仁，蘇州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經濟特科進士。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受袁世凱之召，任總統府秘書兼政事堂機要局長。曾經竭力反對袁世凱稱帝，不肯在「勸進表」上具名。改任教育總長。1921年退隱鄉裏。1937年與李根源、馬相伯等發起「老子軍」抗日。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會員，1943年在重慶逝世。
10.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養溪、雪生，別署高黎貢山人，雲南騰沖縣人。1898年中秀才， 1903年入昆明高等學堂。次年留學日本，學習陸軍軍事，先後畢業於振武學堂與士官學校。1905年（加入同盟會， 1909年回國，任雲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武昌起義後，與蔡鍔等發動新軍響應，成立大漢軍政府，任軍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繼任雲南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後參加ǒ二次革命ō，反袁世凱稱帝活動和「護法」鬥爭等革命運動。曾任北洋政府總理，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退出政壇，隱居蘇州。1936年，為營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與張一??等倡議組織老子軍。不久離蘇去內地。1949年以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65年病逝於北京。
11. 陶家瑤（1871-?），字星如，祖籍紹興陶堰南野堂，生於南昌。清朝貢生。曾任四川補用道和四川鹽運使。1914年任民國政府長盧鹽運使。1918年任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1923年任江西內務司司長、北京政府財政部整理賦稅所議員，同年3月任江西省省長。1926年任全國水利局總裁。1928年去職，曾寓居上海、蘇州。
12. 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以字行，晚號華封先生，江蘇丹徒人。1862年入耶穌會，後獲神學博士學位。1869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匯公學校長、清政府駐日使館參讚1903年創辦震旦學院。1905年創辦覆旦公學，並兩度擔任該校校長（監督）。1907年參加梁啟超組織的政聞社。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委員。1939年11月4日病逝於越南諒山，享年100歲。遺著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13. 周瘦鵑（1895-1968） ，江蘇蘇州人。幼孤，靠母針黹收入維持生活。在上海民立中學就讀，畢業後留校教課。開始著譯小說，結識編輯包天笑，得以成名。加入南社。進中華書局，譯《歐美短篇小說叢刊》，是高爾基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譯者，曾得到魯迅的讚賞。1920年，進申報館編輯《自由談》、《春秋》副刊，又為中華圖書館編輯《禮拜六》雜志，為大東書局編輯《半月》、《紫羅蘭》、《紫蘭花片》、《新家庭》等雜志。1939年夏參加上海中西蒔花會，以二十多種盆栽參賽，得榮譽獎。次年又獲全會總錦標。辭去申報館的編務，回蘇州辟紫蘭小築，從事園藝事業。抗戰時期，避難上海，以售賣盆栽為生。1949年後回蘇州，專事經營紫蘭小築，並參與蘇州園林的修覆規劃設計，曾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8年8月12日投井而死。著譯有50多種。主要有《拈花集》、《花鳥蟲魚》、《瘦鵑短篇小說》、《福爾摩斯偵探案》（與嚴獨鶴合譯）等書。
14. 《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