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1日，香港最高法院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也就是支聯會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做出宣判。支聯會三名骨幹成員，也就是前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鄒幸彤，分別被判刑五年兩個月、七年和七年三個月。聯合國人權高專署、歐盟、美國、台灣紛紛對如此重的刑罰提出抗議。如果說自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啟動實施，香港泛民主派遭遇嚴厲打壓確是事實的話，對於1989年席捲全中國的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六四鎮壓的倖存者以及中國維權運動活動人士來說，香港司法當局對支聯會三名骨幹成員判刑無疑是一項格外令人痛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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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1989年在當時席捲中國全國的民主運動的高潮時期成立。在這場民主運動遭血腥鎮壓後，支聯會不僅是協助許多被北京當局通緝追捕者逃離中國的重要推手，更是此後三十年間每年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支聯會也一直是中國內地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
“八九學生集體聲明”: “維園數十萬人的燭光，是對屠殺死難者最好的緬懷”
當年的北京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王丹在得知支聯會三名成員被判重刑後，於9月17日聯合其它海外民運人士發表“八九學生集體聲明”，表達抗議。聲明指出：“每年六月四日，維園數十萬人的燭光，是對屠殺死難者最好的緬懷。八九學生永遠感謝支聯會為紀念六四付出的努力。“聲明寫道：“從1989年到今天，我們始終面對着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搏鬥。六四已經過去37年了，但死難者的冤屈依然沒有得到昭雪，正義依然沒有得到伸張。只要真相一天沒有大白於天下，我們就會堅持下去，守護這份歷史記憶。支聯會不在了，我們還在。”聲明呼籲香港當局”立刻無條件釋放李卓人、鄒幸彤、何俊仁。並引述鄒幸彤的法庭陳述指出：“追求民主無罪。他們所做的一切，一天牢也不應該做”。這份簡短的集體聲明聯署者名單在此後幾天不斷加長，從最初的17人增加到34人。
蔡崇國：“六四”對於香港人是心理深層的那種撼動
流亡法國的蔡崇國曾是八九民運的重要參與者。他因此曾遭中國當局全國通緝，是在朋友以及以香港為核心樞紐的“黃雀行動”的幫助下，才得以安全抵達法國。2010至2020年間，他曾在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作。他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對這三人被判重刑深感痛心。這其中當然有私交情誼，但更是因為他從他們身上深切感受到了他們之所以投身這個取名“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組織的真摯情感。蔡崇國特彆強調了八九民運當年在港人心中激起的熱情，以及六四鎮壓給這些港人帶來的心理創傷。他說：
蔡崇國：“何俊仁、李卓人、鄒幸彤他們為什麼用他們的生命投入到香港的民主化過程？為什麼他們幾乎是用自己的生命，投身於在香港實行真普選的運動？那是因為他們其實是1989年以後全身投入到香港的民主運動當中的。 很重要一點是，在香港，支聯會叫做愛國民主運動——現在講愛國嘛，網上有無數的愛國網紅——，但是要講真正的愛國的，很少有人能夠比得過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他們愛國愛的是中國那片土地，是中國人。他們希望中國通過民主化來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來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所以他們特別關注中國。”
“我們要知道，香港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居民是1949年以後從大陸逃到香港的。其實他們到香港以後，大都忙於生活。在1989年以前，香港當時非常多的人幾乎對中國、對中國人並不了解，而且很多人有一種蔑視，很多人都對大陸有非常多的痛苦的記憶。1989年又是香港回歸中國的前夕，非常多的香港人特別渴望了解中國，對中國也特別恐懼。在這個時候，1989年學生運動爆發了。他們第一次看到那麼些學生的演講，學生的傳單、宣言，看到學生那麼勇敢，對民主自由的認識那麼深刻，那麼開放。他們突然認識到一個新的中國、新的一代中國人。很多香港人，像何俊仁、李卓人、鄒幸彤等，他們第一次感覺到這個中國和中國人對他們來說如此親近，第一次感覺到這些中國年輕人如此受人尊敬。”
“中國人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這一點。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其實中國大部分人在電視上看不到很多學生運動的鏡頭，而香港人從四月到六月，他們像看電視連續劇似的，每天都看這些新聞。他們完全情感投入。但就在這個時候，坦克車開上了天安門，機關槍槍聲畫破北京的夜空！很多香港人，他們真是心碎啊！他們見證了“六四”那種不公平，那種殘酷。他們心中對中國人、對中國大陸發生改變的一種期望，一種激情，甚至一種愛，一下子被粉碎了。‘六四’對於香港人是那種心理的創傷，是心理深層的那種撼動，因為那個陌生的社會和那群人，他們逐漸了解，逐漸喜歡，可是，卻在他們眼前被殺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西方，大家都需要去看心理醫生的。香港人就是通過每年紀念‘六四’，通過推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來實現自己的那種心理療愈。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他們這些人都是這樣的典型。 ”
滕彪：香港自由被摧毀之快，很難找到其他的例子
目前旅居美國的中國維權律師滕彪雖然不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但是21世紀初年，中國公民社會萌芽，維權運動興起，也讓他與支聯會等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多有交集。他也在2014年，六四鎮壓25周年時，首次在香港參加了維園燭光紀念晚會。他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滕彪：“那時候正好是“雨傘運動”也就是“佔中運動”之前的一段時間。 我和香港的民主派接觸非常多的，包括像李柱銘、陳健民等等，我和他們接觸很多。和這一次被判刑的這三個人也都有比較多的交往，像何俊仁，他常年關注中國的維權律師。 而且因為關注中國、支持中國的維權律師和維權運動還曾遭到暴力襲擊。那個時候大陸的維權律師也比較活躍，他創辦了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所以我跟他有很多很多的接觸。我對鄒幸彤也很熟悉，我們曾一起開會，一起參加培訓。除了在香港，我也曾和她去印度或歐洲一些國家一起出席過活動。李卓人曾代表支聯會邀請我參加六四燭光晚會。那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香港參加維園的紀念六四的活動。那是2014年，當年是天安門事件25周年紀念。 總共有18萬人在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的活動，我在那裡發表的演講也引起比較大的反響。”
法廣：滕彪特彆強調，香港曾常年是中國內地民主運動重要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1989年以後，而香港社會的自由空間在港版國安法後被破壞的速度之快，難以找到相似的例證。他因此對支聯會三名骨幹成員被判重刑感到痛心，卻並不感到意外。
滕彪： “從1989年之後說，香港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民主，一直持續地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不僅僅是道義上，而且也是在信息的傳播、媒體的報道，還有提供資金等等方面。香港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比如，大陸維權運動開始之後，香港各界，尤其是香港的民主派，香港的媒體都非常關注，非常支持，是給我們提供了特別重要的實實在的支持。”
“香港，它曾經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無論是經濟的自由，還是言論自由，還是公民社會，香港在全世界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從2020年之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它的這種自由就被摧毀。這種對比是極其強烈的，可能在歷史上很少見到對比如此強烈的例子，就是從一個最自由的地方，變成了一個人權狀況極其糟糕的，連基本的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都沒有的地方。 這個下降的速度是極快的，很難找到其他的例子。 ”
“從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的司法制度就好像很快的被中共控制，原來的司法獨立制度已經完全被摧毀。這一次，支聯會三名骨幹被重判，也進一步說明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已經完全不存在，而且更嚴重的是，連基本的言論自由、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也不復存在了。支聯會曾長期堅持在維園紀念‘六四’，在香港推動自由民主。這不但是香港《基本法》所保護的，也是中國的憲法和國際條約、國際人權標準都保護的最基本的人權。但是現在他們被按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來判刑，真是讓人非常憤怒、非常心痛的。但我又不覺得吃驚，因為過去幾年已經是這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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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六月開始的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紀念晚會在堅持30年後，早已隨港版國安法2020年7月實施而不再可能。支聯會也最終在2021年9月迫於壓力宣布解散。何俊仁、李卓人和鄒幸彤三人同年被起訴。
現年74歲的何俊仁曾在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間擔任支聯會主席。現年69歲的李卓人在2011年至2014年首次擔任支聯會主席之後，於2019年重新擔起重任。現年41歲的鄒幸彤則可以說是支聯會的新生代領導人。她在2010年加入支聯會，自2016年起擔任副主席。她也是這三人中獲刑最重者，她被判刑七年三個月。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