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7月，前往歐洲，到德國萊比錫參加《歐洲之聲》主辦的劉曉波殉難九週年紀念會和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會。
萊比錫是一座文化底蘊深厚的歷史名城，是德國音樂之都，是西方古典音樂之父巴哈渡過27年職業生涯的地方，是文學之鄉，大文豪歌德青年求學的地方，他在這裡獲得不朽巨著《浮士德》的靈感。萊比錫也是一座曾飽經戰火的城市，19世紀拿破崙戰爭關鍵的萊比錫一役在此慘烈開打，20世紀又遭受二戰飽和空襲劫後餘生。萊比錫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冷戰時候落入共產極權鐵幕後，率先發出要和平要自由的吶喊，為推倒柏林牆立下首功。
劉曉波殉難於2017年7月13日，今年是九週年。主辦人和與會者多為劉曉波故人和支持中國人權運動的國際友人。獲獎者一是中國大陸的人權女戰士張展，另一位是德國人權牧師庫納。庫納牧師是中國人權運動多年始終如一的堅定支持者。2010年10月囚禁在中共鐵窗下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庫納牧師即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帶領他任教的學校幾百師生，開車五百公里來到柏林中共大使館外和平集會，要求中共釋放劉曉波。劉曉波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創會會員、前會長，以及榮譽會長。劉曉波獲諾獎時，筆會會長是生活在德國的網絡媒體《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庫納遂與歐洲之聲結緣，與歐洲之聲年年主辦各類活動，為中國的人權人士發聲。
是日，頒獎會在萊比錫市集廣場的古交易所舉行，交易所門前即是歌德的雕像。張展女士身陷囹圄，著名作家嚴歌苓代她領獎。主辦人廖天琪頒獎給另一獲獎人德國牧師庫納。頒獎會後，全體人員前往聖尼古拉教堂參加和平祈禱會。
為何紀念劉曉波，頒發劉曉波人權獎要選擇萊比錫舉行？因為這座前東德城市與中國民主運動是有淵源的。
萊比錫是推翻柏林圍牆的東德民主運動的發源地，1982年開始的萊比錫和平祈禱在共產國家的民主運動歷史上，如同中國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都是二十世紀加速共產主義運動退潮的兩個重要歷史節點。
1982年，柏林圍牆高聳，萊比錫還在共產鐵幕後面，是東德共黨政權下統治的一個城市，但極權專制無法壓制東德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自該年開始，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每周星期一下午舉行「和平祈禱」，祈求和平和自由，由路德會弗勒牧師主持，周周如此，年年如此，表達東德人民期待鐵幕落下，自由降臨的心聲。
東德的教會主要是新教的路德會，和許多蘇聯衛星國一樣，比起毫無信仰自由的東方極權國家，基督教會有很大的獨立自主空間。東德的路德會擁有不受權力干涉的教堂和印刷所，以及大批教眾，教眾集會甚至不需向斯塔西秘密警察申請獲得批准，因此在上世紀80年代，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每週的和平祈禱會就成了東德異議人士公開集會的場所。
堅持不懈終於等到了攤牌這一天。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聖尼古拉教堂內例行每週和平祈禱會，這次和平祈禱會聚集了大批教眾，祈禱結束後舉著火炬走向街頭，大批市民加入遊行，最後成為有7萬人參加聲勢浩大的和平示威。此後數週，每週一都是浩浩蕩蕩的和平示威遊行，聲勢向外蔓延且壯大，隨後11月4日東柏林爆發50萬人大示威，再過5日，推倒了柏林圍牆，鐵幕除下，東德人民獲得自由，兩年後蘇聯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
中國的民主運動和萊比錫和平祈禱會，以及東歐國家的民主運動是彼此相關的，有內在的連結性。中共統治的中國，與蘇聯和蘇聯控制的東歐國家上世紀共產主義運動興起時在不同時段被關入鐵幕失去自由，都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受害者，因此東德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發生了很多影響深遠的世界性大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我記得蘇聯解體後，電視節目播出美國小姐選美的智力答題環節，問到20世紀人類最大的歷史事件是什麼？「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和退場。」一位美國小姐如此回答，她沒有選擇兩次世界大戰。我對這位美國小姐深刻的歷史洞見佩服得五體投地。
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抬頭，隨後以迅猛不可擋之勢席捲全球，到上世紀中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捲進共產鐵幕，全球接近一半的人也活得心驚膽顫，因為按照當時非常流行，很多知識份子視為至高真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觀，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的必然歸宿，我們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最終要生活在這個鐵幕世界中，識時務者不要逆歷史潮流而行，應該順應這股潮流，不管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不管我們是這一潮流的受益人還是受損者，甚至受害者。記得在胡杰《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中，幾位飽受共產極權鐵拳毒打的右派份子在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年代，面色蠟黃，骨瘦如柴，餓著肚子談論現實生活，有人開始質疑這個體制，但也有一位右派份子被共產主義歷史宿命論成功洗腦，痛苦地說，無論如何（意思不論好壞），人類最終都是要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
這種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當時被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我青年時代這一歷史發展真理曾困惑過我。我們自然應該服膺真理，但我發現我們生活的現實又與這種真理敘事有很大差異，因此我很痛苦，也很困惑，懷疑和對現實的不滿就開始慢慢滋生。納粹宣傳家戈培爾說，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實戈培爾此說只在封閉的社會只在短時期有效，因為謊言在事實面前最終會原形畢露而破產。記得文革初，我串聯到了北京，第一次看到了首都紅衛兵印發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寫給毛澤東的信原文，看後大為驚訝，因為我們接受的官方正式宣傳說彭德懷這份萬言書反黨反毛主席反大躍進，但我們看到的並非如此，心中頓時生出許多疑問。只是不敢表露。後來這樣的事多了，對所謂馬克思主義真理和代表真理的共產黨的疑問也越來越多，最終從謊言中醒悟過來。
由於現實生活的黑暗和共產主義運動打造的烏托邦彩色神話落差太大，可說天差地別，所謂的「真理」開始受到質疑，先是赫魯曉夫的的秘密報告，揭露了紅色天堂宣傳掩蓋的部分殘酷真相，然後是匈牙利事件，然後是國際共運爆發最大的內鬥事件，兩個最大的共黨國家中蘇分裂，為爭奪共運領導權大打出手，接著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克之春，和中共暴君毛澤東發動文革，大亂天下。這時國際共運已千瘡萬孔，共產烏托邦神話坍塌，所謂的共產主義真理被揭穿為謊言，共黨國家人民紛紛醒悟，隨之而起的是另一大時代潮流，即發生在共產國家此起彼落，前赴後繼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對極權發出打擊的第一槌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和民主牆運動。在東德，就是萊比錫1982年的和平祈禱會。
在這波民主化浪潮中，共產國家接連爆發的很多反抗事件，有些彼此之間未必有直接因果，但是相互關聯，就像同一塘池水，某處風吹，激起一點漣漪，必然引起他處池水波動。
比如匈牙利事件和中國57年的反右運動就有相關性。匈牙利人民起義，蘇聯赫魯曉夫政權對是否出兵鎮壓猶豫不決，中共極力遊說蘇聯，鎮壓之後中共總理周恩來還坐上蘇聯坦克親臨布達佩斯鎮壓現場以示支持。毛澤東為防中國出現匈牙利事件，在國內發動了反右派運動。再如中國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受到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的鼓舞和啟示，後來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引起巨大迴響。戈爾巴喬夫訪華，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舉起了巨大橫幅，用中文和俄文上寫「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戈爾巴喬夫訪華更是北京學生和中共當局矛盾激化的導火線。而隨後中共當局鐵腕鎮壓這場運動震驚世界，也讓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興起的東歐民主運動有了不同的結局。
很多歷史學者指出，北京血腥鎮壓及其嚴重後果震撼整個共產鐵幕後的世界，讓東歐民主運動更重視和平和非暴力手段，不給當局任何鎮壓的手段，也讓東歐各國當局（羅馬尼亞除外）不敢輕易採取暴力，而且更傾向於認清民主潮流勢不可擋，被迫向人民的呼聲低頭。
從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到波蘭團結工聯，到萊比錫的和平祈禱會，到北京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然後是柏林圍牆倒塌，最終是蘇聯宣佈解體。這些民主運動環環相扣，彼此影響，最後在前後合力之下，結束了這個曾長達一個世紀，橫行天下，被視為不可抵擋的「歷史潮流」（其實是歷史大逆流）。共產主義運動在北京八九天安門運動、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之後，可以說已正式退出歷史舞台。今天的共黨中國，加上北韓等只是這個運動留在歷史的一個殘餘尾聲而已，不論這個尾聲還會拖多長時間，最終將會被歷史所拋棄。
可以說，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是一系列多米洛骨牌效應產生的結果。有一種理論認為第一張多米洛骨牌就是北京天安門流血，中共血腥暴力鎮壓學生的和平非暴力運動，等於否定了共產政權的合法性，對正在興起的東歐民主運動是很大的刺激，可以說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的流血沒有白流，至少在遙遠的歐洲有意外開花結果的效用，直接或間接為蘇聯解體和東歐結束共產黨統治掃清了一些障礙。
在7月13日的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牧師用德語為世界和平祈禱，也為中國民主運動祈禱，教堂中坐滿了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頒獎會的人們，還有許多當地居民和外來遊客。身處這個現場，我無限感慨，在上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民和東歐人民同時投身民主運動，在萊比錫和平祈禱會開始時，中國已有民主牆運動，在柏林牆倒塌前夕，中國還有震驚全球的天安門八九民運，最終柏林圍牆倒塌，萊比錫和平祈禱會獲得成功，共產主義運動最終退出歷史舞台，但為何此後三十年過去，中國人民仍在極權之下掙扎，甚至近年還嚴重倒退？雖然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可以樂觀認定，中國的柏林圍牆終究也會有倒塌的一天，共產中國解體也是早遲之事。
會議結束後的下午去參觀了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在萊比錫的分部。這個分部在一個大樓的圓形轉角位置，因而取名「圓角博物館」，門票5歐元。如果說，聖尼古拉教堂是萊比錫的亮點，圓角博物館就是萊比錫黑暗歷史的印跡。斯塔西是東德秘密警察國安部的縮寫Stasi，是專門對付政治異議者和所謂國家敵人的國家鎮壓機器，代表列寧斯大林主義極權政權之惡。這個秘密警察機構視每個公民都是國家潛在敵人，對全民進行全方位的秘密監視。
在整個歐亞共黨國家中，整肅鎮壓異議和政敵的特務情報組織，斯塔西可能不是最殘酷的，但論起對全社會密不透氣的嚴密全面控制，東德的斯塔西公認第一，連令人聞風喪膽的蘇聯克格勃都要甘拜下風。斯塔西不但有龐大的特務組織，還有更龐大的線人系統，據說每六七個東德人，就有一個是斯塔西的線人。如此龐大的對內監視網絡，有歷史學者甚至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密的特務系統，其監視控制觸角伸到社會每一個私角落，夫妻、戀人、朋友、同學、親戚都可能是在監視你的斯坦西線人，一舉一動都被國家全方位監視的恐怖氣氛瀰漫整個社會。
為何斯塔西這個秘密警察系統會青出於藍，比克格勃更恐怖，一種解釋說這是出於德國人的民族性，服從權威，遵紀守法，具有完美主義的工匠精神等，但當邪惡當道，這種民族性也就會成為國家控制社會的利器，將國家控制發揮到極致。這頭恐怖怪獸讓東德人人恐懼，人人內心深惡痛絕，也注定不得人心。鐵幕一落下，東德人民首先衝擊的就是這個黑暗機構，柏林總部和各地分部立刻被憤怒的公民佔領，將其陰暗罪惡一一曝光於世。斯塔西博物館警告世人，國家權力如果不受制約，邪惡恐怖可到何種程度。
萊比錫的斯塔西可能只是一個分部的辦公地點，我感覺沒有想像中那樣恐怖，僅其中一間審訊室讓人有點毛骨悚然。或許是毛澤東恐怖時代的親歷者，我還覺得斯塔西控制下的東德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毛澤東統治的中國恐怖度遠甚於斯塔西控制的東德，只是當時中國生產力太落後，社會監控技術遠低於東德共黨政權。但現在掌握了高科技後，利用大數據和AI，社會控制可說到無孔不入的極致恐怖地步，比《1984》還要過之而無不及，已將斯塔西遠遠拋在後面。
到萊比錫之前，去了德國波茨坦，參觀普魯士國王的夏宮無憂宮，特別去看了那個有名的磨坊風車，那個昭示「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名言的歷史場景。據說，這個故事不完全是真實的，但至少說明這個曾出了個統一德國的鐵血宰相，尚武擴張，被說成是德國軍國主義發源地的德意志邦國普魯士，其君王的權力多少是受到制約的，不像中國千年皇權，至高無上，完全不受制約。而且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王權神權二元對立，不是中國那樣君權獨大，所以在斯塔西的恐怖統治下，還有教會的活動空間，還會有萊比錫的長達數年不斷的和平祈禱會。
中國大陸政治體制，如大陸學者朱學勤所說，是兩重專制，不光是現代極權制度，而且還承繼了兩千年的皇權傳統，是秦始皇加列寧，因此在列寧主義開創的國際共運壽歸正寢後，尚有千年的專制皇權傳統需要清理。因此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百年歲月過去，共和仍然徒具虛名，實質仍然是君主專制，還是一人說了算。中國有最悠久的歷史，也就有最悠久的歷史包袱。千年皇權獨裁沉澱的歷史污垢不是短時間就可以沖刷得乾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