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誕辰三百週年。德國歷史博物館特別舉辦「什麼是啟蒙運動?」特展,重新探討啟蒙運動的思想內涵、歷史背景,以及它對現代社會的深遠影響。展期為2024年10月18日至2025年4月6日。
康德最著名的啟蒙宣言之一是:「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這句話不僅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的重要象徵,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反覆思考。
2026年則是出生於但澤、後來活躍於柏林的畫家兼版畫家丹尼爾・尼古拉斯・霍多維茨基(Daniel Nikolaus Chodowiecki,1726–1801)誕辰三百週年。
柏林國家博物館所屬的銅版畫收藏館,與柏林藝術學院及繪畫藝廊合作,於繪畫藝廊舉辦「霍多維茨基,1726–1801:柏林的啟蒙圖像」特展,展期自2026年9月15日至2027年1月10日,展出二十多件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
霍多維茨基以細膩的繪畫與版畫技藝,以及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敏銳觀察而聞名。他的作品不僅記錄日常生活,也反映啟蒙時代的社會風氣、思想衝突與人們的精神世界。
十八世紀的歐洲,雖然已經進入啟蒙運動的時代,迷信、神祕主義與各種超自然信仰卻依然盛行。理性與迷信,並沒有隨著科學與哲學的發展而截然分開。
哲學家康德於1766年出版《一個靈視者的夢——以形而上學之夢解釋靈視者之夢》,以帶有諷刺意味的筆調檢視靈視者及其超自然知識主張,同時也反省人類理性在形而上學問題上的界限。
這說明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啟蒙運動並不是一個迷信突然消失、理性全面勝利的時代,而是一個理性與非理性持續交鋒的時代。
從神祕主義看十八世紀的人性
展覽中的一組作品相當引人注意。左上幅畫描繪加斯納神父。這位天主教神職人員以驅魔及治療活動聞名,畫面呈現他正在為一名女孩進行驅魔儀式。
另外三幅作品則分別描繪磁療師、利用咖啡與紙牌占卜的女占卜師,以及菲利多在柏林召喚腓特烈大帝亡靈的場景。
霍多維茨基於1790年為《啟蒙者年鑑》創作這組圖像。它們反映十八世紀末歐洲社會對神祕力量的興趣,也呈現啟蒙思想與各種超自然信仰並存的文化現象。

人類追求知識,卻也始終存在對未知的恐懼;人類相信理性,卻未必願意放棄神祕力量所帶來的心理慰藉。
或許,這正是人性最耐人尋味的矛盾:理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卻不一定能消除我們面對未知時的不安。
卡拉斯冤案:啟蒙時代的司法悲劇
本次展覽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作品之一,是霍多維茨基的代表作《讓・卡拉斯與家人告別》,約作於1767年。

銅版畫 1767年
(依據圖示文字:這種構圖很可能是在暗示殉道者之死。一名司法官員正在解開卡拉斯腳上的鐐銬,以便讓左側由一名天主教神職人員陪同的士兵,將他帶走。)
油畫 1767年
作品描繪法國圖盧茲商人讓・卡拉斯遭判死刑後,在被押赴刑場之前與家人告別的情景。它所呈現的,是啟蒙時代最著名的司法冤案之一。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的長子馬克-安托萬被發現吊掛在家中商店與倉庫相通的門扇之間,實際上是自縊身亡。
然而,在當時的法國,自殺者可能遭受羞辱性的死後處置,甚至無法獲得正常的基督教葬禮。為了讓兒子能夠得到基督教式的安葬,卡拉斯一家最初隱瞞了自殺的真相。
消息傳出後,群眾開始懷疑這名新教家庭的兒子是遭人殺害,而且可能是因為他打算改信天主教。原本的家庭悲劇,就此迅速演變成一場宗教迫害。
卡拉斯是一位信奉改革宗的法國新教商人。在當時天主教勢力占主導地位的法國,新教徒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與排斥。
由於當時流傳著卡拉斯的兒子有意改信天主教的說法,卡拉斯便被懷疑為了阻止兒子改宗而將他殺害。
儘管缺乏足以支持這項指控的可靠證據,反新教的宗教狂熱、群眾偏見與司法程序上的不公,仍然左右了案件的發展。
1762年3月9日,圖盧茲高等法院判處卡拉斯死刑。隔日,他先遭受酷刑,隨後被施以車輪刑,最後遭到勒斃,屍體並被焚燒。
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得知這樁案件後深感震驚,開始調查案情,並積極為卡拉斯一家奔走平反。
他於1763年出版《論寬容》,以卡拉斯案件為出發點,批判宗教狂熱、偏見與司法不公,呼籲人們尊重不同的信仰。
1764年6月4日,原審判決遭到撤銷,案件獲得重新審理;1765年3月9日,卡拉斯一家終於正式獲得平反。
這件冤案不僅成為歐洲啟蒙運動中反對宗教迫害的重要象徵,也使伏爾泰對宗教寬容與司法正義的主張獲得更廣泛的關注。
兩幅作品,同一個悲劇的不同時刻
法國銅版畫家讓-巴蒂斯特・德拉福斯(Jean-Baptiste Delafosse,1721–1775)於1765年,根據當時描繪卡拉斯一家獲得平反的素描,創作了《不幸的卡拉斯一家》。
這幅作品描繪卡拉斯一家得知平反消息的情景,將司法冤案終於獲得昭雪的消息,透過視覺藝術傳播出去。
霍多維茨基本人與柏林的法國改革宗社群關係密切。當他看到德拉福斯的作品後,深受其構圖打動,於是先將它轉化為一幅油畫。
這幅油畫現藏德國黑森州克龍貝格畫家聚落基金會。
然而,霍多維茨基並未止步於臨摹,而是進一步研究卡拉斯案件的始末,重新構思另一個更具戲劇張力的場景,創作了《讓・卡拉斯與家人告別》。

這兩件作品描繪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時刻:一幅呈現卡拉斯一家獲得平反的情景,另一幅則描繪卡拉斯遭處決前與家人告別的悲劇。
霍多維茨基曾在談及創作動機時表示,他選擇這個場景,並不是為了向法國民族致意,而是希望找到一個最能觸動觀眾的瞬間,讓人們想到一個無辜者即將遭受車輪刑處決時,不禁產生憐憫之情。這個創作動機相當值得玩味。
他選擇悲劇即將發生、家人不得不面對生離死別的那一刻。他希望觀眾不只是知道卡拉斯遭受了冤屈,更能透過畫面感受到一個無辜者的痛苦,以及家人面對死亡時的悲傷,進而喚起同情、激發道德感受,促使人們反省社會制度與人性。
理性固然是啟蒙運動的重要基礎,但同情心與道德感受同樣不可或缺。因為當我們能夠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痛苦,才有可能真正質疑那些以法律、傳統或信仰之名合理化的不公義。
理性進步,不等於人類文明同步進步
十八世紀正是歐洲啟蒙思想蓬勃發展的時代,但宗教迫害、酷刑與殘酷的死刑制度依然存在。
人類擁有理性,卻未必總是依照理性行事;文明可以累積知識,卻不一定能消除恐懼、偏見,以及對神祕力量的依賴。
站在霍多維茨基作品展覽室裡,對照繪畫藝廊長期陳列的基督教宗教畫作,我深刻感受到宗教在西方文明史上所占據的巨大分量。
從藝術、哲學、教育到政治,基督教及其所處的猶太—基督教文明脈絡,長期深刻影響歐洲社會。宗教不僅是個人信仰,也是解釋世界、建立道德秩序、維繫社會制度與賦予人生意義的重要力量。
然而,宗教所提供的精神力量,也可能在特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轉變為排斥異己、壟斷真理,甚至迫害不同信仰者的工具。
十八世紀的基督教世界,曾經出現以教義之名迫害異己的悲劇;今日某些以伊斯蘭教之名從事暴力與迫害的極端團體,也同樣值得批判。
伏爾泰藉由卡拉斯案件批判宗教狂熱、偏見與司法不公,呼籲人們尊重不同的信仰。兩百多年後,這個主張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從宗教寬容到現代民主
啟蒙運動的意義,不只是反對宗教迷信,更重要的是反對任何權威壟斷真理、壟斷正當性,並要求人民無條件服從。
從今日的伊朗神權體制、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北韓的世襲極權統治,到俄羅斯在普丁領導下形成的威權政治結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權力集中,以及人民在政治參與、言論自由、制度監督與權力更替方面所面臨的限制。
這些政權的歷史背景、意識形態與統治方式各不相同,但它們都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啟蒙時代便已提出的問題:當權力不再接受人民的質疑與制度的制衡,統治者又憑什麼要求人民服從?
無論這種權威來自宗教、政黨、家族血統,還是披著民主外衣的政治權力,只要它不容許人民質疑、不接受制度監督,或阻礙人民透過自由、公平的程序實現和平的權力更替,就與啟蒙思想所追求的自由與理性背道而馳。
宗教不能壟斷真理,政黨不能壟斷國家,家族不得世襲壟斷國家政治權力,選舉也不能成為政治權力免受監督的護身符。
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包含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司法獨立、權力分立、少數權利保障,以及對執政者持續而有效的制度監督。
換言之,民主的價值不僅在於人民有權選擇統治者,更在於人民有權監督統治者、批評統治者,並在必要時依法更換統治者。
回到三百年前康德提出的「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性」,這句話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真正的啟蒙,不是要求人們接受另一套被宣稱為絕對正確的思想,而是讓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質疑權威、辨別是非的能力。
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歐洲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思想產物,深受基督教文明、古希臘哲學、科學革命與宗教改革等因素影響。它有其鮮明的西方歷史起源,然它所追求的理性、自由、寬容與人權,不只是西方文化的珍寶,更應是全人類珍視與守護的普世價值。
儒家思想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曾經透過中西文化交流,成為若干歐洲啟蒙思想家重新思考道德、政治與宗教關係的重要參照。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耶穌會在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歷史背景下,為了在中國傳教,採取了文化適應策略。來華的耶穌會教士不僅學習中文,也深入研究儒家經典,並嘗試融入中國士大夫的生活與文化。
其中,利瑪竇等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介紹,逐漸使歐洲知識界認識到,中國有一套以倫理道德、人倫秩序與政治責任為核心的思想傳統,其社會道德並不完全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
這項認識對當時的歐洲思想界產生了重要刺激。當歐洲仍深受宗教紛爭與教會權威影響時,儒家思想所呈現的道德哲學與世俗政治倫理,讓一些歐洲思想家開始思考:人類的道德是否必須以宗教信仰為前提?一個社會是否可能不依賴教會權威,也能建立合理的道德與政治秩序?
伏爾泰、萊布尼茲等思想家,都曾對中國文化與儒家思想表現出高度興趣,並從中尋找反省歐洲既有宗教與政治秩序的思想資源。
這是一段頗具歷史意味的文化交流:歐洲傳教士原本是為了將基督教帶到中國,卻也在研究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將儒家思想帶回歐洲,間接促進了歐洲對自身文明與思想傳統的重新反省。
因此,啟蒙運動雖然發源於西方,卻並非完全孤立於其他文明之外。中華儒家思想也曾在這場思想變革中留下值得重視的印記。
啟蒙運動留給現代世界的未竟課題
霍多維茨基筆下的卡拉斯,在臨刑前與家人告別的那一幕,至今仍令人感到沉重。
它提醒我們,文明的進步不能只用知識的累積、科技的發展或經濟的繁榮來衡量,更應該看一個社會如何對待無辜者、異議者與弱勢者。
卡拉斯的悲劇,發生在一個自認具有宗教信仰、道德秩序與法律制度的社會,卻因宗教偏見與司法失當,讓一名無辜者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正是啟蒙運動留給我們最深刻的警示:任何制度、信仰與權威,都不能凌駕於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之上。
人民不是為了服從權力而存在;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自由、法治與人民同意之上,並且持續接受人民的檢驗。 或許,這才是啟蒙運動留給現代世界,至今仍未完成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