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班禪喇嘛的運動更加深化
1965年的春天，打擊班禪喇嘛的運動進一步深化，關於他命運的各種謠傳，在監獄裡流傳著。我們大隊被帶領去看一個展覽，據說是展出班禪喇嘛和同謀的犯罪證據，要我們看班禪自己組織的一支私人軍隊，和他擁有的大量私人財產。我記得看到一張黑白的照片，下面的解說是﹕「印度派遣帝國主義間諜跟班禪一伙建立秘密聯系」。我在照片上認出那個「間諜」，那是澤旺南加，一個消瘦的青年人，他1959年跟母親逃亡到印度，後來在江孜跟我關在同一個監獄裡。澤旺在他母親去世後的次年返回日喀則，因為她以前常在扎什倫布寺祈禱，她最後的願望是兒子能夠到扎什倫布去為她供奉一次。這是澤旺返回西藏的理由，但是他被捕了，並被控以間諜罪。這張照片使我認識到中國人對班禪的一切指控都純屬子虛烏有。
現在我們的另一位宗教領袖也被中國人當作敵人了。我逐漸明白了中國人如何操縱、利用他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班禪喇嘛顯示了他的才華，因此中國人要毀滅他。在監獄裡情形也一樣﹕犯人只要拍當局的馬屁，就會得到嘉獎和報酬。在批斗大會和學習班上，中國人強迫犯人彼此檢舉，出了任何事情，責任反正都落到犯人自己頭上。
紡織工、採石工、木匠、裁縫
監獄裡的生活越來越規範化和上軌道，食物稍為有所改善，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蔬菜。這段時間比較寬鬆，檢舉和批判大會也少一些，也許我們已經慢慢習慣了，也許我們已經接受了命運。我最初是被當作紡織師傅派到第一監獄裡來的。當局堆集了一大堆羊毛，讓我跟木匠一道設計紡織機，同時從西藏地區調來很多人，準備開設一座工廠。後來黨改變主意，不要建工廠了。我問管理人員到底怎麼回事，他們僅僅說，「這是黨的政策」。在監獄裡待久了就會習慣，人們不在乎去從事毫無意義的工作。
我個人的情況倒是有了相當大的改善。我不再戴手鐐腳銬，並且有較大的活動空間，跟別人一樣可以隨便走來走去。自從不戴腳鐐以後，我在夜間也能夠安然入睡。以前戴著腳鐐時我不能習慣夜間睡眠，總是輾轉反側，尋求一個比較舒服的位置，身體任何不留意的遷動都會導致極大的痛苦。現在終於擺脫枷鎖了，但是由於當局打消了設立地毯工廠的計劃，我的紡織技術無用武之地，擔心會被派到建築工地當采石工。
多卡和「霹靂啪啦」
有一天我跟一位來自哲蚌寺的年老僧侶說我還沒有分派工作，他建議我跟他一道作木匠工。監獄方面無暇顧到這類瑣碎的事情，我當木匠沒有多久之後，他們又派我去做裁縫。這是好消息，不需要從事強度勞動，我感到鬆了一口氣。自從被逮捕以來，目前的情況算是最好的。當然我並不因此感到愉快，中國人現在已經把我的國家鉗在鐵掌之中，一時還沒有任何改觀的跡象。我察覺到，中國人對於統治西藏越來越感到自信，他們不斷吹噓自己的進步，說西藏人的生活水平已迅速提高，然而新來的犯人往往把各地老百姓受苦的情況告訴我們。
有一天我去上工時，一個年輕女人朝我走來，我立刻認出她是多卡，那個在羅布昆澤審問我的拉薩女孩。她穿著一套藍色服裝，頭發梳成兩條短辮子。她只輕蔑地打量我，沒認出我來。我記得她當時說過的那句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槍斃你」。多卡是婦女分隊的主管，第一監獄裡每個人都認得她。普通犯人都說她多麼漂亮。多卡是模範干部，中國人的寵兒，她的聲望和權力達到了巔峰，每個人都懼怕她。她新近跟一個綽號「霹靂啪啦」的中國軍官結婚了，因為此人講話快速，象機關槍掃射一樣，他是負責建築分隊的。
1965年年初，當局要犯人給黨提意見，開始大家都不願意發言，知道黨會利用我們的發言，作為把柄來反擊。大部分的人還是象往常一樣，只說贊美黨的話。只有一個康巴人站了起來要提意見，他說有一次檢查牢房，一個警衛偷了他的貓眼石，這是一種藏人極為珍貴，認為具有神奇力量的寶石。他說這塊玉石是幾代祖傳，最後由母親交給他的，他說多卡是賊。整個院子陷入沉寂，大家都望著「霹靂啪啦」，他的臉扭曲得像個拳頭。
這個康巴人的勇氣令我非常驚訝，從來沒有聽過有犯人敢對個別的管理人提出抱怨。這一次中國人寬宏大量是有原因的。為了紀念西藏成為自治區，表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官方發動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會。北京的高官們到達拉薩，也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監獄來。監獄當局要安撫犯人，確保在慶祝期間不出事故，因此很重視康巴青年的批評，他的勇氣鼓勵了更多的人發言。所有的抱怨都指向多卡，婦女分隊抱怨她扣克口糧，另一個組指出她向監獄農場要求提供額外的新鮮牛奶。當局很快作出反應，多卡被革職，派去照管監獄的牛群，這是管理人員最低級的工作。
幾天之後，她的態度整個轉變了，失去了原有的飛揚跋扈，走路時也形色匆匆，避免跟犯人的目光接觸，不象以前那樣充滿信心在監獄場地走來走去。雖然我有一點可憐她，但是卻很高興她被拉下馬，可惜她的霉運沒有持續多久。大家都非常思念達賴喇嘛，相信只要他在外面為西藏的自由努力，我們總有一天能夠取得獨立。有一天，《西藏日報》上很憤怒地報道，達賴喇嘛在美國設立了辦事處，這個消息給大家很大的鼓舞。
關於達賴喇嘛的「空洞幻想」
美國！這條新聞透露了美國支持西藏人民的訊息，大家非常興奮，竊竊私語，互相傳遞好消息。我聽到一個名叫登達那波的犯人問另外一個名叫尼瑪丹增的犯人，是否聽到這個好消息。尼瑪說﹕「我們只要再堅持一段時間，現在全世界最強的國家美國將要幫助達賴喇嘛，不需要多久大家都會重獲自由！」這類談話是很危險的。在監獄裡第一件要學會的事就是不要泄漏自己的想法，犯人學會了隱瞞自己喜怒哀樂的技巧，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只能在黨的指令下表現高興和憤怒，連對最親近的同伴都不能表露真實的想法。總有少數人為了討好當局而打小報告。登達和尼瑪的談話被人打了報告，消息傳到多卡那兒。她一直在等待這種機會。多卡把關於登達和尼瑪的對話向當局報告，上面讓她進行調查。
第二天早晨，多卡沖進我們的牢房，命令大家到院外集合。她在一個高級的中國干部和三個警衛的陪同下來的，顯然她是牽頭人。其他單位的犯人也都被召集到院子裡，列隊站在那兒，好像等候點名。多卡憤怒地發言﹕「這裡有人在散布反革命的宣傳，讓犯人產生「空洞的幻想」。「空洞的幻想」是共產黨新創造出來的詞語，我們在會上經常用這個詞，意思是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返國都是空洞的幻想。
多卡在大家面前來回度步，厲聲申斥，「這些罪犯們假裝已經接受了改造」，她說﹕「其實他們繼續陰謀反黨和反人民」。她下令﹕「罪犯站出來坦白自己的罪狀」，眼睛瞪著最前面一排犯人。大家都保持沉默，不知道這次會議的目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她稱為「罪犯」的是指什麼人，這種突發性的大會最讓人摸不著頭腦，有的時候它會轉變成一個槍決大會。
把「罪惡的反動匪徒揭發出來」
沒有人站出來，一片死寂。看著犯人們恐懼得發抖，似乎給予長官們無比的快樂。多卡進一步說得更清楚﹕「昨天有一些人到醫務室去，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反黨的陰謀。」氣氛鬆弛了一點，因為大部分人昨天沒有去醫務室。尼瑪丹增跨出一小步說﹕「我昨天去了醫務室」，兩名守衛立刻抓住他，把他扭轉跟我們面對面。「你坦不坦白？」多卡大聲叫囂。尼瑪是個有膽識的人，不象別的犯人在小小的威脅下就崩潰了。他知道，除非多卡透露出她已經知道了多少，否則他不需要坦白。多卡很得意能成功地把「罪惡的反動匪徒揭發出來」。
尼瑪開始發抖，快要掉下眼淚了。審問和批判大會是審問者和犯人之間的神經較量。審問者的目的是不亮出底牌，讓被審者自己交待。「坦白」是這種大會的關鍵詞，犯人問﹕「我犯了什麼罪？」審訊者回答﹕「我們掌握了一大堆你犯罪的資料，你趕快坦白交待。」這時候犯人就會絞盡腦汁，思索自己有沒有不留心地污辱了或反對了黨的言行。由於任何行為都可以被定罪，有經驗的犯人就會先察言觀色，然後作出對方所要聽的坦白。但是在高壓之下，犯人往往被弄糊涂了，承認一些自己沒有犯過的罪，或者為了避免挨打，而對別人進行假檢舉。
尼瑪嘗試保持鎮定，想從多卡口中探出來她知道多少，然後再決定下一步。可是他的沉默使得多卡更為憤怒，她高聲叫道「坦白交待！」拳頭在空中亂舞。一名監獄的中國主管目睹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們後來知道在登達那波的建築分隊，也進行了類似的審訊大會，由「霹靂啪啦」主持。登達拒絕承認任何事情，但是尼瑪後來讓步了，他承認曾經跟登達談過話。多卡勝利了，「惡劣的反動分子登達和尼瑪結盟散布反革命宣傳」。她宣布﹕「他們贊美我們祖國的敵人」。尼瑪被拖到登達面前，因為後者依然拒絕坦白。
很多犯人們自殺
調查進行了數天，犯人被召集起來開另一個大會，聲討登達和尼瑪。晚上牢房下鎖的時候，起了一陣巨大的騷動，一個名叫格登索南的僧侶失蹤了，警衛開始尋找他，我聽到吉普車開出監獄大門的聲音，哨崗上士兵們進入緊急狀態。一個警衛高聲喊索南的名字，說上鎖的時間到了，好像索南只是忘記了返回牢房的時間。我很奇怪索南膽敢逃跑，他是哲蚌寺的和尚，年紀比我大很多，現在在我們分隊的廚房擔任炊事員，他性格活潑友善，學問淵博。衛兵們在廚房裡找到了他，他用一把切肉的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
格登索南的自殺使得尼瑪和登達的案情有所扭轉。當局宣稱這兩件事情有關連，登達和尼瑪要負索南死亡的責任，他們倆人被判無期徒刑。一個星期之後，尼瑪也自殺了。他的同監跟我說，尼瑪找到一塊尖利的金屬塊，他安靜地上床，用毛毯蒙住頭，第二天他沒有起床，監房的頭頭拉開他的被子，裡面全是血。尼瑪剌斷了自己的脖子，一點聲晌都沒有發出，沒有驚動睡在旁邊的人。
很多犯人都自殺了，有人覺得這是懦弱，也有人認為是勇敢的舉動，我不敢下任何判斷。沒有人能夠理解，極度的失望會驅使一個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作為一個佛教的僧侶，我認為生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有一種力量支撐我，使我有種願望要向折磨我的人顯示，他們並沒有真正打敗我，我依然有勇氣活下去。登達和尼瑪唯一的罪行是他們對自由有一種憧憬，共產黨最懼怕人們有這樣的夢想。渴望自由使得我們這些犯人還有力量支撐下去，達賴喇嘛的自由塑造了我們的這種希望。
每當開會的時候，中國人總愛教訓我們﹕「放棄你們空幻的夢想。」他們常常說我們要「等到白頭。」也就是當我們的頭髮都白了的時候，西藏還不會獨立。表達任何這種希望，都是一種嚴重的罪行。尼瑪和格登索南自殺之後，多卡的名譽恢復了，她被上級嘉獎為社會主義的堅決擁護者，又被調回來管理婦女大隊，可以常常看到她在監獄的場地得意地走來走去，好像那是她的私人領地。我感覺到她正在尋找下一個代罪羔羊，所以大家都盡量避開她。
每間牢房都必須「揭發罪犯」
然而不闖禍幾乎是不可能的。往往我們認為非常單純的行為，卻被當局看成是犯人故意觸犯了不成文的法規。1965年10月有一個慶祝共產黨在全中國取得政權的紀念慶典。我被派去幫助分隊作準備工作。我以前在哲蚌寺時就認識這名炊事員，我發現他的神情愉快，臉上布滿了笑容。他對我說﹕「今天可以吃到肉餃子，你不覺得興奮嗎？」我引用了西藏最偉大的浪漫詩人之一的第六世達賴喇嘛的一句詩作為回答﹕「不能永遠擁有自己的最愛，那麼單獨的一天又有什麼意義？」我說完之後也就忘了這件事。
幾個星期之後，在一個例行的集會上，每間牢房都必須「揭發罪犯」，這名炊事員受到很大的壓力。大家沉默地坐著，心砰砰地跳著。人人都怕自己被選中成為打擊對象。我知道自己沒有犯什麼罪，但是犯人都學會了，要不時地進行坦白交待來取悅黨。我慣常用一種技巧來蒙混過關﹕即先「坦白」一些不重要的小罪狀，然後把它夸大地用意識形態語言包裝起來。比如，我會說自己經常為了避免勞動而頻繁地上廁所，這種行為是顛覆社會主義，降低生產。然後信誓旦旦地宣稱，我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增加生產。
每一次上面叫犯人控訴和批判別人的時候，總是引起我巨大的焦慮。在這一場會議上，這名炊事員被命令批判一個人，他選中了我。他把我那天在廚房隨口說的話，解釋成為污蔑社會主義和贊美舊封建社會，我當時引用的那一句詩是復闢舊封建秩序的一種企圖。我被命令站起來，一個警衛帶著夸張的驚奇表情盯著我﹕「你這個死不悔改的反動分子」，他說「你膽敢把封建時代跟我們新社會作比較？」然後他向在場的囚犯發問，他們是不是也認為以前西藏的情況比中國人來了之後好。他宣稱，在舊社會犯人都沒飯吃，都悲慘地餓死了，而在新社會裡，連拿著槍指向黨的罪犯們都還能夠得到改造的機會。
我保持沉默，不願意嘗試替自己分辯，一個人一旦被控訴了，就沒有辯解的機會。他們要我檢討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要觀察你」，這名警衛人員說﹕「你應該跟封建意識划清界線，擁抱新社會。」接下來的十八天，我每天都被審問，為什麼舊社會比新社會好。我已經被關了五年，還是沒有習慣監獄裡的統治，失去自由令我痛苦萬分。
怕受到控訴的恐懼
在第一監獄的勞動，體力上並不沉重，但是怕受到控訴的恐懼，對我是一種持續性的精神折磨。更糟的是我跟家裡完全斷絕了聯系，在牢裡不准寫信，跟外界聯系的任何方式的都立刻會引起猜疑。同樣地，家庭也被迫跟我們划清界線，跟任何政治犯的聯系和交往都被視作犯罪行為。黨的干部會去拜訪犯人的家庭，命令他們接受所謂的「再教育。」他會問他們，要站在社會主義和勞動人民一邊呢，還是站在「反對黨和分離祖國的反動分子」那一邊。對於這種問題當然只有一個答案。對犯人來說，忘記家人是比較安全的。
在獄中我們都學會了象個孤兒一樣地過日子，外面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姐妹，甚至沒有朋友。對一個出家人來說，做到這點比尋常人容易一些，我已經習慣孤獨了，沒有強烈的繫帶，沒有妻子和兒女牽引我的心。有無數婦女為了證明跟反動的丈夫撇清關系而再嫁的例子，黨欣賞這種公開決裂的作法。
轉移犯人，避免友誼的「糖衣炮彈」
1966年的2月我再次被轉移到另外一個監獄。接到命令要打鋪蓋卷，我們很怕會被派送到東南面靠近緬甸邊境的山南地區。那所監獄在茂密的熱帶雨林中，遠離拉薩，那種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干部們可以任意毆打和體罰犯人。犯人從來不知道被轉移的原因，轉移犯人並不是出於行政理由，而是為了阻止他們形成牢固的小集團，黨認為陰謀叛變無處不在。每隔幾個月所有的犯人都要大搬家，沒有人能夠在一個地方待上較長的時間。如果當局懷疑兩個犯人成為朋友，立即就會被分開。任何有人性的仁慈行為都不被容忍，友誼被稱為「糖衣炮彈」，特別是當友誼存在於一個勞動階級和地主出身的人之間時。
記得一名以前的藏人貴族因為給同監獄的犯人遞了一支香煙，立刻被抓出來被批斗，這種行為被詮釋為要收賣勞動階級。當局警告我們，階級敵人會發動「糖衣炮彈」來阻撓社會主義革命。犯人之間盡量避免相互之間不必要的接觸。他們要求刑事犯和出身貧困的政治犯支持社會主義革命，來揭發階級敵人，有些人會認真地執行這種命令。我經常被從一個牢房調到另外一個牢房，有時候甚至被換到一個不同的分隊去。
被轉移到生葉波監獄
在一個寒冷的2月早晨，我被轉移到生葉波監獄，它是按照一個離拉薩西北十五里以外的狹窄河谷裡的村子而命名的。四周陡峭的山壁掩護生葉波免於受到風暴的襲擊。這裡發展成一大片監獄場地，有三座單獨的監獄和人民武裝警察的培訓所以及西藏全部犯人的行政管理中心。1966年我到達那兒的時候，只有兩座監獄是開放的，第一號監獄和第五號監獄。我被分到第五號監獄第五分隊。在露天扎營，哪幾需要勞動力，我們就很機動地被派到那兒去。
所有的犯人都住在圍有密封的鐵絲網的帳篷裡，衛兵們日夜地巡邏。每個帳篷是一個單位，裡面住著十五名犯人。我的單位在建築工地從事一些很雜亂的工作如油漆粉刷，敲石塊或焙磚。夜裡的溫度降到零下，為了暖和大家都擠在一起，我常常因為帳篷外懍烈的寒風而不能入睡。每天早上醒來，就會發覺帳篷的油布上結了很厚的霜。
中國人在努力趕工，要快速在生葉波造好監獄的建築。當局顯然準備接收更多的犯人。我開始擔任的工作是用一個很大的鐵錘，把大塊岩石敲成小碎塊，後來從事比較輕鬆的勞動，油漆窗戶。每個星期在帳篷裡也要舉行批判會，這成為很傷腦筋的事。在監獄裡已經關了六年，很難再想出新的坦白材料。每次開會的頭一天，我總是絞盡腦汁地思考，看能夠挑出自己什麼樣的毛病來作檢討。通常我會重複地交待說自己偷懶，逃避工作，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如果幸運的話，監獄長會接受我的自我批評，只對我進行一番申斥。有時候他們會反複地說我犯了罪，指責我反對共產黨，通常沒有進一步更嚴重的罪名。
討論社論所批判的對象﹕美帝、蘇修
1966年春天，我注意到黨的政策有一些調整。每天午飯的時候，有一組人給大家閱讀《西藏日報》上的社論，並且領導大家討論。一般我們都討論社論裡面所批判的對象﹕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或者印度擴張主義等等，反正只是按照官方正式的言論和報紙上的文章，依樣畫葫蘆。可是那一年的春天，社論變得有點朦朧不清，常常批判階級敵人和修正主義者。中國干部似乎也被社論弄糊涂了，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一篇篇社論到底矛頭指向誰。後來當我了解了共產黨是如何運作時，才知道《西藏日報》的社論變得語氣模糊，表示黨內高層開始一個難分勝負的權力斗爭。這種混亂，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五月的一天，犯人接到命令停止勞動，拆除帳篷。東西都捆在一起，放在卡車上，又被轉移到生葉波監獄。雖然五個分隊裡，只有三個長期駐扎在那兒，但是那天下午卻擠滿了人。一名藏族管理人命令我們在露天扎營，每個單位都急忙找一塊空地下寨，不久場地的泥地全部被新扎上的帆布營所掩蔽。在五月開這樣的大會是很不尋常的。通常中國人會在冬天把犯人召集到一起，召開「獎懲大會」，會期一個月。經驗告訴我，戲劇性的變化往往是一個凶險時期將要來臨的徵兆。夜裡很難入睡，一方面是害怕將要發生什麼異樣的事，一方面是因帳篷都擠在一堆。
第二天起床以後，也沒有往常那樣的擁擠和匆忙。沒有警衛人員來把我們驅趕出帳篷，相反地沒有人管我們，大家在場地上交談著，連營地的大門都是敞開的。一些中國干部走進場地來，每一個分隊開始集合點名。一個主管干部主持會議，他說毛主席親自下令，要全中國的男女和小孩都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清除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每個人都發了一本毛主席的「十六條指示」。中國干部很嚴厲地警告我們必須背誦這「十六條」，要我們站穩立場，並且警惕黨內敵人的進攻。我很驚訝，當局能快速生產這麼多的藏文小冊子。這種速度顯示了他們對於新的運動是非常看重的。他還宣布，犯人有疑問的時候可以發言，也可以提出批評。毛主席顯然認為人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受到懲罰。
這個干部用很真誠溫和的語調向我們宣布這條消息，可是我並不相信他。每次被審問時，「坦白從寬」這句話聽得耳朵都起繭了。然而大家心裡憋著一肚子的話，當黨用寬大的政策作為誘餌，讓犯人們吐苦水的時候，大家就把他們藏在心裡多年的話匣子打開了。我們缺乏自由，厭煩每個星期的學習大會，獄卒的殘暴等等，大家不再保持沉默，渴望有機會自由發表意見，而不必害怕自己的話被扭曲地解釋為污蔑社會主義或共產黨。後來證明這些寬大的承諾，只是一個陷阱，這是中國人稱為「引蛇出洞」的一種策略，他們用這種承諾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持續十年的文革把西藏推進了最黑暗的地獄。
未完待續，下接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