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流芳（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公民論壇）
3月10日，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日子。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都要舉行紀念活動。在他們的眼中，這一天是西藏人民的「起義日、抗暴日」。而從中國政府角度看，這是一個「武裝叛亂日」。1959年3月，達賴喇嘛在藏人反對中國統治的武裝衝突失敗後離開西藏，在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此後數十年，藏人捍衛自身權益的鬥爭從未停歇。今年迎來西藏「抗暴日」63周年之際，活躍在世界各地的捍衛人權團體和志士像往年一樣，以各種形式舉辦紀念活動。「2022年國際藏漢人民共同紀念『3-10』西藏自由抗暴63周年」活動以視頻方式於3月7日舉行。我們請這次活動的主辦人之一、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廖天琪女士來談談與本次活動相關的話題。
法廣：首先，請您談談每年舉辦「3-10」紀念活動的意義。
廖天琪：西方有一種「記憶文化」，這是德國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所提出的文化理論。它涵蓋歷史、宗教和文化各個領域，其中非常強調的就是集體記憶。因為二十世紀德國民族經歷了幾次巨大的災難，不但挑起了戰爭，更犯下反人類的罪行。要避免人們隨着時間的流逝，遺忘以往夢靨式的經歷和一切罪責問題，所以提出這種「記憶文化」，就是要發揮懸樑刺股的警示作用。
隨著政權的交替，在極權國家，政府左右民意，刻意要人民對某些以往發生的事「失憶」，這樣更便於政權篡改、掩蓋史實，實施愚民政策。這種情形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格外明顯。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在中共官方的紀錄下就是一本爛賬，殘缺不全、模糊不清、黑白顛倒。大部分大陸的中國人對於西藏的近代史缺乏知識，提到1959年的西藏抗暴，達賴喇嘛的流亡，他們腦子裡只「西藏平暴」的概念，並不知道當年中共解放軍如何佔領西藏，如何鎮壓迫害喇嘛教人士，如何屠殺僧俗平民。我曾經翻譯過班旦嘉措的《雪山下的火焰》那本書，知道中共政權在西藏犯下的彌天罪行。一個淳樸自然的佛教文化民族，被突然強加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檢舉自己的親屬、宗師、鄰里，要他們去侮辱自己心中的神明，每天有漢人解放軍的刺刀相對，不論僧俗，男女老少都趕到工場去當苦力，這都是中共建政之後，對藏人犯下的罪行。所謂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1951年藏人代表在北京的脅迫之下被迫簽署，而當時年輕的達賴喇嘛不得不接受的。但是他流亡之後就推翻了這個屈辱的十七條。總之，這些話題在中國不能碰，不能研究，那麼我們在自由世界就要發聲，就要提倡「記憶文化」。年年紀念3月10日不只是紀念63年前這一天發生的事，而是要刷新我們對西藏的關注，還藏人一個公道，歸還他們的故鄉、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讓他們自由地擁抱自己的歷史、宗教、文化和自我認同。
法廣：本次活動的目的之一，是化解漢藏之間的矛盾。漢藏之間有着怎樣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如何產生的？最好的化解方式是什麼？
廖天琪：不同民族有著自己的文化、語言和習俗，漢藏兩個民族，一個是農業社會，一個是游牧民族，漢人信佛教的很多，藏人的喇嘛教跟佛教都屬大乘佛教，是同根同源，隨着地域和時間的流逝，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去了。本來這兩個民族之間沒有什麼特殊的矛盾，我們如果閱讀二十世紀中期之前關於西藏的一些文獻和文學，作為漢人，只感到一些異域的好奇，兩個民族不同文不同種，彼此互不相涉。中共1949年取得中國政權之後，就開始重新定義中國和西藏的領土和主權的歸屬。這本也無可厚非，但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和缺乏寬容慈悲的宗教情懷，把世間一切事物、生命都物質化，佔據、擁有、同化（改造）是共產黨人心中唯一的一把秤。以這樣的思維和處世態度來面對民族問題，就人為地製造了許多矛盾衝突。近代受到列強欺凌壓迫的漢民族，被毛澤東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煽動起來，好像打了雞血，感到自己不但站起來，還能騎在別人的頭上，真是快意恩仇，萬分痛快。所以中共對西藏擺出佔領者，殖民主的姿態，藐視、歧視、醜化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極力要把藏人改造成共產主義的新人類。普通漢人老百姓被中共洗腦，相信藏人社會野蠻、殘忍、落後，而且「西藏自古就屬於中國」。這種錯誤的認知使得漢藏之間的矛盾加深，仇恨也隨之產生。
最好的化解方式，當然是雙方民族敞開胸懷，求同存異，增進彼此的了解。解鈴還需系鈴人，中共政權應當改變其狹隘的民族政策，讓達賴喇嘛自由地返回西藏，以解藏人心中的憂慮和牽掛。當然，想習政權改變思維和做法，是一廂情願的。短時間內做不到，但我們在自由世界的漢人應當盡一己之力，為化解漢藏的矛盾，盡杯水車薪的努力。
法廣：西藏的話題十分敏感，也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就目前而言，對藏人來說，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廖天琪：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驚醒了西方國家的「綏靖」之夢，了解到跟獨裁專權國家是沒有什麼妥協和商量的餘地的。我們看到中國把自由的香港打趴了，「一國兩制」不復存在，下一步是否要解決台灣問題？很難說。因此大幅度地向西方社會敲警鐘，讓他們注意到西藏被佔領，資源被剝削，從去年起，他們還直接面臨文化滅絕的命運。如今孩童們在學校都不能使用母語，而必須學習漢語漢文，同時中共還一步步改變藏人的畜牧習俗，在社會上把一些媚俗的漢人的消費娛樂文化帶給純樸的藏族，以軟實力來解構這個民族的精神和宗教文化，這是極為可怕的，假以時日，一二十年功夫，藏人也就漢化了。我認為，中共的高科技很容易把單純的藏族人變成掌中玩物，讓他們失去民族認同和宗教情懷。因此，達賴喇嘛尊者必須儘快地返回西藏，他回去後，就能重振藏人的精神和道德價值觀，尊者的慈悲和智慧能夠支撐藏民族的靈魂，讓他們不會受到數據化帶來的衝擊。
法廣：最後請介紹一下，今年的紀念活動以怎樣的形式展開？
廖天琪：今年的活動依然受到疫情影響，只能在網絡上舉行，這樣也有好處，真是可以邀請到全球五大洲的人士參加。比較特殊的是，這次會議有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議員和工作人員參加，為會議增加更廣的視角和份量。會議的主題是「支持中間道路」，這聽上去好像沒有新意，但是我想再度強調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的確是極具智慧和慈悲心腸的。中共錯誤的民族政策製造了問題，而受害者提出了以和平手段來化解矛盾衝突，解決問題。這是仁者、智者的了不起貢獻。因此我們選擇這個題目作為會議的重心。
參加會議的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達蘭薩拉的嘉賓外，還有世界各地的藏人、漢人和國際人士。民運界的領軍人物如魏京生、王丹、王軍濤，學者如胡平、王維洛、陳破空、嚴家祺、媒體人如長平、王安娜，西方的學者、記者、人權活動家都將應邀出席，我就不一一敘說了。
總之，幾十年過去，西藏問題依然懸而未決，那麼多藏人失去家園，無枝可依，達賴喇嘛年邁還不能返回故土，中共政權綁架了中國人民，犯下欺壓少數民族的罪行，這不但是國際不能容忍的行為，我們漢人更不能坐視不管，否則我們就是犯罪的同謀。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