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流芳(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公民論壇)
3月10日,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日子。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都要舉行紀念活動。在他們的眼中,這一天是西藏人民的「起義日、抗暴日」。而從中國政府角度看,這是一個「武裝叛亂日」。1959年3月,達賴喇嘛在藏人反對中國統治的武裝衝突失敗後離開西藏,在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此後數十年,藏人捍衛自身權益的鬥爭從未停歇。今年迎來西藏「抗暴日」63周年之際,活躍在世界各地的捍衛人權團體和志士像往年一樣,以各種形式舉辦紀念活動。「2022年國際藏漢人民共同紀念『3-10』西藏自由抗暴63周年」活動以視頻方式於3月7日舉行。我們請這次活動的主辦人之一、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廖天琪女士來談談與本次活動相關的話題。
法廣:首先,請您談談每年舉辦「3-10」紀念活動的意義。
廖天琪:西方有一種「記憶文化」,這是德國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所提出的文化理論。它涵蓋歷史、宗教和文化各個領域,其中非常強調的就是集體記憶。因為二十世紀德國民族經歷了幾次巨大的災難,不但挑起了戰爭,更犯下反人類的罪行。要避免人們隨着時間的流逝,遺忘以往夢靨式的經歷和一切罪責問題,所以提出這種「記憶文化」,就是要發揮懸樑刺股的警示作用。
隨著政權的交替,在極權國家,政府左右民意,刻意要人民對某些以往發生的事「失憶」,這樣更便於政權篡改、掩蓋史實,實施愚民政策。這種情形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格外明顯。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在中共官方的紀錄下就是一本爛賬,殘缺不全、模糊不清、黑白顛倒。大部分大陸的中國人對於西藏的近代史缺乏知識,提到1959年的西藏抗暴,達賴喇嘛的流亡,他們腦子裡只「西藏平暴」的概念,並不知道當年中共解放軍如何佔領西藏,如何鎮壓迫害喇嘛教人士,如何屠殺僧俗平民。我曾經翻譯過班旦嘉措的《雪山下的火焰》那本書,知道中共政權在西藏犯下的彌天罪行。一個淳樸自然的佛教文化民族,被突然強加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檢舉自己的親屬、宗師、鄰里,要他們去侮辱自己心中的神明,每天有漢人解放軍的刺刀相對,不論僧俗,男女老少都趕到工場去當苦力,這都是中共建政之後,對藏人犯下的罪行。所謂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1951年藏人代表在北京的脅迫之下被迫簽署,而當時年輕的達賴喇嘛不得不接受的。但是他流亡之後就推翻了這個屈辱的十七條。總之,這些話題在中國不能碰,不能研究,那麼我們在自由世界就要發聲,就要提倡「記憶文化」。年年紀念3月10日不只是紀念63年前這一天發生的事,而是要刷新我們對西藏的關注,還藏人一個公道,歸還他們的故鄉、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讓他們自由地擁抱自己的歷史、宗教、文化和自我認同。
法廣:本次活動的目的之一,是化解漢藏之間的矛盾。漢藏之間有着怎樣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如何產生的?最好的化解方式是什麼?
廖天琪:不同民族有著自己的文化、語言和習俗,漢藏兩個民族,一個是農業社會,一個是游牧民族,漢人信佛教的很多,藏人的喇嘛教跟佛教都屬大乘佛教,是同根同源,隨着地域和時間的流逝,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去了。本來這兩個民族之間沒有什麼特殊的矛盾,我們如果閱讀二十世紀中期之前關於西藏的一些文獻和文學,作為漢人,只感到一些異域的好奇,兩個民族不同文不同種,彼此互不相涉。中共1949年取得中國政權之後,就開始重新定義中國和西藏的領土和主權的歸屬。這本也無可厚非,但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和缺乏寬容慈悲的宗教情懷,把世間一切事物、生命都物質化,佔據、擁有、同化(改造)是共產黨人心中唯一的一把秤。以這樣的思維和處世態度來面對民族問題,就人為地製造了許多矛盾衝突。近代受到列強欺凌壓迫的漢民族,被毛澤東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煽動起來,好像打了雞血,感到自己不但站起來,還能騎在別人的頭上,真是快意恩仇,萬分痛快。所以中共對西藏擺出佔領者,殖民主的姿態,藐視、歧視、醜化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極力要把藏人改造成共產主義的新人類。普通漢人老百姓被中共洗腦,相信藏人社會野蠻、殘忍、落後,而且「西藏自古就屬於中國」。這種錯誤的認知使得漢藏之間的矛盾加深,仇恨也隨之產生。
最好的化解方式,當然是雙方民族敞開胸懷,求同存異,增進彼此的了解。解鈴還需系鈴人,中共政權應當改變其狹隘的民族政策,讓達賴喇嘛自由地返回西藏,以解藏人心中的憂慮和牽掛。當然,想習政權改變思維和做法,是一廂情願的。短時間內做不到,但我們在自由世界的漢人應當盡一己之力,為化解漢藏的矛盾,盡杯水車薪的努力。
法廣:西藏的話題十分敏感,也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就目前而言,對藏人來說,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廖天琪: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驚醒了西方國家的「綏靖」之夢,了解到跟獨裁專權國家是沒有什麼妥協和商量的餘地的。我們看到中國把自由的香港打趴了,「一國兩制」不復存在,下一步是否要解決台灣問題?很難說。因此大幅度地向西方社會敲警鐘,讓他們注意到西藏被佔領,資源被剝削,從去年起,他們還直接面臨文化滅絕的命運。如今孩童們在學校都不能使用母語,而必須學習漢語漢文,同時中共還一步步改變藏人的畜牧習俗,在社會上把一些媚俗的漢人的消費娛樂文化帶給純樸的藏族,以軟實力來解構這個民族的精神和宗教文化,這是極為可怕的,假以時日,一二十年功夫,藏人也就漢化了。我認為,中共的高科技很容易把單純的藏族人變成掌中玩物,讓他們失去民族認同和宗教情懷。因此,達賴喇嘛尊者必須儘快地返回西藏,他回去後,就能重振藏人的精神和道德價值觀,尊者的慈悲和智慧能夠支撐藏民族的靈魂,讓他們不會受到數據化帶來的衝擊。
法廣:最後請介紹一下,今年的紀念活動以怎樣的形式展開?
廖天琪:今年的活動依然受到疫情影響,只能在網絡上舉行,這樣也有好處,真是可以邀請到全球五大洲的人士參加。比較特殊的是,這次會議有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議員和工作人員參加,為會議增加更廣的視角和份量。會議的主題是「支持中間道路」,這聽上去好像沒有新意,但是我想再度強調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的確是極具智慧和慈悲心腸的。中共錯誤的民族政策製造了問題,而受害者提出了以和平手段來化解矛盾衝突,解決問題。這是仁者、智者的了不起貢獻。因此我們選擇這個題目作為會議的重心。
參加會議的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達蘭薩拉的嘉賓外,還有世界各地的藏人、漢人和國際人士。民運界的領軍人物如魏京生、王丹、王軍濤,學者如胡平、王維洛、陳破空、嚴家祺、媒體人如長平、王安娜,西方的學者、記者、人權活動家都將應邀出席,我就不一一敘說了。
總之,幾十年過去,西藏問題依然懸而未決,那麼多藏人失去家園,無枝可依,達賴喇嘛年邁還不能返回故土,中共政權綁架了中國人民,犯下欺壓少數民族的罪行,這不但是國際不能容忍的行為,我們漢人更不能坐視不管,否則我們就是犯罪的同謀。
轉載自《法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