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媽媽的照片，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幀。媽媽雖在報館當編輯一生，卻照相很少，所以這幀也珍貴，好像這是在文革中，那一陣子，就我們母子兩人還留在北京，爸爸落難被關在哪裡，姐姐去了黑龍江，弟弟去了雲南；我仍記得，媽媽還在報館，天天穿一件白色短褂，拎一隻黑色手提包上班去，兩樣都在這幀照片裡，那段日子很深地銘刻在我記憶中，這幀照片也常常帶我回到那裡，每年清明，我都在照片前放一瓶小小的百花，就像去她的墓冢祭掃一番，而媽媽早已沒有墓冢。今天是母親節，我就把這篇《媽媽的墓冢》貼上臉書，這也是我很珍愛的一篇文字，編輯我的自選集《晨曦碎語》時，我便以它『代序』。】
二十年前逃離中國之際，覺得不久便能回家的。
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已將回家漸漸看淡了。
2003年春天倉促回國奔喪之後，開始掐斷回家的念想。
沒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沒有很重的家鄉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媽媽。我的媽媽是一位報館編輯，八九那年已經退休在家，其實她剛六十五歲，但身體很差，從二十幾歲起就被嚴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乾瘦乾瘦。我媽這麽苦的一生，就因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剛強，一個受不得氣的人，偏就要你處處忍氣吞聲，媽一輩子像是被委屈耗乾了似的，待到我大禍臨頭，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後一擊。兩年後，有天下午她出門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沒有醒來。當時我正在舊金山開會，不能回家奔喪，只好到金門大橋上，朝著東方，往海裏撒花瓣……
父親後來寫信告訴我：「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她經常坐在自己屋裏的沙發上，偷偷哭泣。我問她哭什麽，她說擔心曉康，我說哭有什麽用，她說她止不住。她陸陸續續哭了一年。」
媽媽早在文革中就留下一紙遺言，死後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親說，曉康還在外面，她要等他回來的。所以父親在京郊長辛店太子峪陵園，買了一方墓冢，葬下媽媽的骨灰。從此，我飄蕩在海外，心裏便生出一個牽掛來，被那萬里之遙的什麽揪著，很久我才悟到，媽媽的墓冢，就是我的家。那是一個要我去還願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歲月倥傯，其間我們遭遇種種，一言難盡。2000年底，我的兒子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國一趟，給他奶奶去上墳。我把當年站在金門大橋時手臂上戴的黑紗，交給兒子叮囑他親手擺在奶奶的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霽，爺爺便領著孫子去陵園祭掃，交通依舊艱難。兒子一絲不茍地照著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給他奶奶磕了頭，還拍了照片帶回來給我看，我在心裏還是不能說服自己，這就算是了卻我的心願嗎？但兒子替我去完成了我無力履行的一樁儀式，我是永遠感謝他的。
我父親見到自己唯一的孫子時，右眼幾乎看不見了，因為白內障的緣故，這是我催促兒子上路的第二個原因。我非常害怕父親等不及看孫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會叫我鑄成另一個大錯，而終身悔恨。其實父親並非只想見孫子，他只是不說他也想我。我對父親說，我邀請你出來探親吧，但他不肯。他開始跟我通信，給我講家中和家族的許多故事，只是避開回憶他自己。
2003年春，父親在體檢時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電話，馬上去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得到的答復是，你的事情需要請示，回去等消息吧。這一等就是三個星期，父親在3月22日黃昏時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簽證。這個簽證，還附加了三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我有權利拒絕嗎？我必須回國奔喪，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的人倫，為了履行倫理而只好放棄權利，是個人面對國家怪獸時的無奈，我想，無數中國人跟我有過同樣的經歷。我的父親不是也放棄了讓我見他一面而出國的權利嗎？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余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給他聽，這麽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從冰冷的程序角度來說，這個黨是接受了我父親提出的要求，即允許他那流亡的兒子回國為他送葬，由此而體現了對他的「人道主義」，那仿佛也是間接地施行於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親在彌留之際，明白了此種「人道」的含義沒有。
「組織上」自然是要為父親舉行遺體告別的，雖然他本人在遺囑中已經寫明「我死後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和遺體告別會，不寫生平簡歷」等等；我們作為子女，也無法替他持守遺願。這個儀式，定在八寶山公墓的「菊廳」，告別者多為父親生前的同僚，於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許多人不方便與我碰面，儀式將分為兩段進行，前一段是「官辦的」，要我回避；他們辦完之後，專門留下幾分鐘的儀式，乃特意為我一人舉行。我又能拒絕嗎？我只出現在父親的私人身份的這一面，其實也好。當我一個人被擋在「菊廳」外面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回到這裏來竟有點荒唐似的。裏面有人來叫我，說輪到你了。我慢慢走進那「菊廳」，擡眼看見父親寬厚的遺容，我很想跪下去磕三個頭，可在這陌生而敵視的氛圍中，我竟跪不下去……。
後來，我跟姐姐一道取來父親的骨灰，仿佛父親才回到我們家中。捧著盛骨灰的紅綢袋，微微燙手，好像父親的體溫還在。接下來，我們還有難題：父親的骨灰盒，要不要送進八寶山革命公墓？若是這樣，媽媽怎麽辦？她還一個人躺在太子峪陵園呢。媽媽自然是沒那進八寶山的「資格」，她也不要進那裏去。我們有什麽理由將讓父母的骨灰分開安放呢？
我終於自己來到媽媽的墓冢前。她孤零零地躺在這裏，等了我整整十二年。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理當依循風俗，年年清明來此祭掃，這是起碼的人倫，可我卻無法履行這一點點為子的孝道。我跪在媽媽墓前深感罪責。來見媽媽之前的幾天裏，我夜夜失眠，被一個艱難的決定所折磨：難道我還要讓媽媽獨自躺在這裏嗎？父親也走了，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我。媽媽呆在這裏，是在守望她那流亡海外的兒子，今天她終於等來了我，媽媽留在這裏的理由已經消失。我要帶她離去。
不久，我們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著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姐姐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麽做。
對我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冢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