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黨內清查高官購買、閱讀”有嚴重政治問題書刊、音像製品”的風暴愈演愈烈。僅九月以來，就有云南省前副省長張祖林等多人被通報存在相關行爲。那麼，中國當局爲何要清查黨內官員閱看書籍的政治傾向？此舉又將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2024年9月12日，中紀委通報了雲南省副省長張祖林被黨紀政務處分並移送司法的消息。在官方通報中，張祖林被指“私藏、閱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音像製品”等罪名。這只是近期以來，因類似罪名而落馬的共產黨高級官員之一。在官方公告中，有類似行爲的還有貴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長王曉光；中國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劉連舸；國家開發銀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清玉等等。
目前尚未有任何信息披露這些官員私藏、閱看書刊名目，這反倒引起了外界的興趣。
“如果沒看過，我怎麼知道一本書是反動的呢？” 曾在中國共青團中央宣傳部任職的高伐林對自由亞洲電臺調侃地說，“這雖然是中共黨紀中的一條，但本身就有些悖論。”
原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觀察到，目前有近二十名官員的落馬公告中有類似的“罪名”。他對自由亞洲電臺說：“這個現象太嚇人了，說明共產黨內已經沒有什麼獨立性可言 了，更別提什麼辨證唯物主義、批判性思維了，都成了罪證。”
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則認爲，當一個黨製造公開的政治恐怖，啓圖控制全黨的思想，“說明這個黨已經散架了。”
“灰皮書”與《讀書無禁區》
中共建政之後數十年，高層官員在允許的情況下，一直擁有獲得更多信息的特權。比如，曾經的內部書店和“灰皮書”系列。
據人民出版社老編輯張惠卿撰文回憶，出版“灰皮書”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統一領導和部署，由陸定一部長指定中宣部出版處具體負責的，並在中宣部內專門設立了一個外國政治學術書籍編譯辦公室，總司其職。”灰皮書””分甲、乙、丙三類，限定發行範圍；甲類最嚴，表示“反動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購買和閱讀的對象都嚴格控制。
但隨着局勢演變，灰皮書的範圍越來越大，書皮的顏色也發生了變化，又出現了“黃皮書”等。除了理論書籍，許多文學書籍也被納入出版範圍，
高伐林對此頗有印象。他回憶說：“當時內部書店對我們來說是開了眼界， 至少看了幾十本書，許多後來也變成了公開出版的圖書，比如《第三帝國的興亡》《通往奴役之路》。”
到了197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主持創刊《讀書》雜誌，發刊辭便是著名的《讀書無禁區》。中共自此迎來“思想解放”。
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回憶，由《讀書無禁區》開創的自由讀書的氛圍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左右。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戈爾巴喬夫改革20年後，一本反思其革命價值的書《奔向自由：戈爾巴喬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中央編譯出版社非常想出版這本書，但是否應該出版，應該怎麼出版，討論了很久，最後由時任中共中央常委曾慶紅做了批示。
“我不知道原話是怎麼講的，當時聽中央編譯出版社的人轉述，意思是同意出版，但是要放在內部賣。他還有一個建議，建議省部級以上的官員都來看看這本書， 看看前蘇聯在政治轉型的過程當中情況有多麼複雜，我們能夠從中獲得哪些思考或者說哪些教訓。”蔡霞對自由亞洲回憶。
這本書最終於2007年出版。
杜文這一時期在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工作，他說他經常訂閱國外報紙，“彭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聯合早報》， 包括臺灣的報紙，都能訂到，都允許。”他甚至還有一個高頻頭，可以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節目，價格高達1萬塊錢左右，“這都是允許的，因爲你要搞研究啊，你需要了解外面的情況呀， 不瞭解情況怎麼搞研究？”
“政治也和藝術一樣，是需要想象力的。”蔡霞分析說，中共黨內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各種來源的思想持開放、歡迎的態度，“因爲經驗表明，共產黨尤其是高層幹部，思想越是單一，越是封閉，視野不開闊， 思想越貧乏，你就越難理解中國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複雜現象和複雜情況，也不能很深入地去思考由這種變化引發的各種矛盾。你怎麼能夠去尋找到比較好的方法，去化解這些矛盾呢？那就無法使得這個國家能夠一直往前走。”
反動VS真相
什麼是“反動”或“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籍？中國官方至今並未明確公佈相關書刊的名稱或視頻內容。
根據2023年12月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於相關內容的規定包括：公開發表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決策，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醜化黨和國家形象，或者詆譭、誣衊黨和國家領導人、英雄模範，或者歪曲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人民軍隊歷史。
一位大陸資深出版界人士向自由亞洲電臺介紹，在實際出版過程中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但他摸索出三條規律，相關內容被打成“反動”的可能性較高：一、與正統馬列主義和中共官方歷史不符的，二、對歷史的記錄與官方不合的；三、涉及高級領導人的生活、軍事等內容。
出於安全原因，這位資深出版界人士不願意透露姓名，以書面方式回覆本臺採訪：“但至於是不是真的被打成反動，還是有很多隨意性和偶然性，決定於主持辦案人個人的認識水平和野心。另外，這個概念也永遠是在‘與時俱進’。昨天反動的書今天可能不會反動了，昨天不反動的書今天可能就反動了。”
通常，中國的出版機構會接到新聞出版總署和各省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直接指令，指示哪部書可以出或不能出。但其他部門，甚至個人，也可以對某一出版的圖書發表意見，或去出版署投訴。出版署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精神，一個電話，就把一本書禁了。
這位資深出版界人士用一次親身經歷的事件舉例：在一本中共官員的回憶錄裏，涉及到了另一個略有級別的老幹部。這位老幹部已作古，在書中也並不是重要部分，但他的遺孀對書中的描述不滿意，狀告到了出版署。這本書本已上市，市場反響也很好，但因爲這封告函，出版署下令停止銷售：“我們所有的編輯、校對、裝幀設計、印刷、營銷、發行，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已經印出了幾千冊書，也只好送去化紙漿。”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大陸資深媒體人士則對自由亞洲分析說，當局對於“反動書籍”的定義有明顯的變化。在文革時期，任何外國書籍都可能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毒草”；但到2000年後，當局比較敏感的書籍主要集中在前中共官員回憶歷史真實內幕的書籍，如《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晚年周恩來》《趙紫陽回憶錄：改革的歷程》《鄧力羣：十二個春秋》，也有國內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等。
“最反動的其實是真相。”這位人士分析說，“而真相是可能動搖其統治基礎的”。
時間到了2017年，社會上又開始出現因人禁書的現象。
如臺灣作家龍應臺，祖上是外省人，曾在馬英九政府擔任文化部長，雖然曾在2006年就《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被整肅，並向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過公開信，但一直也沒有影響她的作品在大陸出版。2019年9月，龍應臺在其臉書（Facebook）上發表短文《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呼籲北京傾聽香港年輕人的聲音。之後，她所有的作品在京東、噹噹等中國主要銷售平臺下架。
新冠疫情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作家略薩將之稱爲“中國病毒”，批評中國政府專制、封鎖資訊。隨後，他的其他作品也無法在中國銷售。
紐約博登書屋主理人榮偉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博登書屋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的《戊戌六章》。此書本來計劃在香港出版，被拒絕後，轉至紐約。2020年甫一出版，許章潤即遭學校以“道德敗壞”的理由開除，而《戊戌六章》1個月就在亞馬遜上售出5000冊。那之後，許章潤連詩集也不能在大陸出版了。
杜文告訴自由亞洲電臺，中共官員對“禁書”的興趣有時可能只是出於好奇，“沒見過的事情，沒聽過的事情，想看看是怎麼回事。”另一個層面，官場內有時也很封閉，有時需要獲得更多信息，以便對時局做出判斷，“你說他信嗎？他也不一定信。但就是想知道。”
“中國的黨員，其實是黨奴”
上述資深媒體人士認爲，從文革到現在，從內部放寬信息渠道到對內全面收緊，反映了中共高層統治信心的減弱：“毛時代敢於在黨內放開，是因爲對統制有信心，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外國人說幾句，他們有信心打不垮。但是現在，這個信心已經沒有了。”
高伐林則認爲，看似有放開、有收緊，但其內核並沒有改變：“我們覺得灰皮書是一種特權，但其實也是分級別的，只不過後來沒怎麼執行。現在還是換湯不換藥，就是我給你看什麼你就看什麼，要恪守上司給你劃定的信息範圍，就像唐僧給孫悟空畫的圓圈一樣，你不能越雷池一步。你竟然還自己去找境外的書刊，還私藏，看了還傳播……那我就要罰你。所以，這個這個思路是一以貫之的。”
“其實就是使黨員工具化。你什麼也不必知道，讓你幹啥你就幹啥就行了。”杜文總結說。
在蔡霞看來，這反映了習近平在黨內建立其絕對精神權威的意圖，“他希望自己成爲9000萬共產黨員的教皇”。
但結果可能並不能如願。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罰條例》（以下稱《條例》）自2003年正式頒佈，在2015年之前從未修改過。自2015年起，7年間修改了3次，與閱讀書刊雜誌相關的條款連續增加。
2003年《條例》中僅有87個字：第四十七條 從國（境）外攜帶反動書刊、音像製品、電子讀物等入境的，給予批評教育；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2015年修訂後，相關內容增加至716個字，同時明確禁止“私自攜帶、寄遞”涉及所列內容的任何產品。
2023年最近一次修訂後，《條例》內相關規定增加到了832字，禁止行爲中增加了“私自閱看、瀏覽、收聽”，所涉內容題材擴展到“網絡文本、圖片、音頻、視頻資料等”。
“黨的紀律之多，處罰黨員的條款之多，反映了黨組織對黨員控制的嚴密度和他們承受的暴力，或者是恐嚇，或者心理壓力之大 。”蔡霞說，“所以我才說，現在中國的黨員其實是黨奴。”
蔡霞質疑，“但爲什麼中共的幹部還要去看？證明他們需要從精神上向外伸展。這樣下去，其實會導致中共內部的一種疏離態勢。他會更隱蔽，而且現在是全球互聯網，再怎麼控制，只要能上網，只要抓不到他，他其實都能看到。”
高伐林同意這個判斷，“一個擁有近1億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對書籍存在這麼大的敵意，說明這個統治是建立在一個極其脆弱的思想基礎上的。最後的結果，就是會使更多中共官員成爲‘兩面 人’。”
他拿文革時期對比分析，“文革時，大家還是真誠地相信當局的說法。現在不一樣了，黨內官員也都上過學，互聯網的信息通常不超過24小時就傳回國內了。這樣公然嚇阻，必然的結果是大家都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在會上講得比誰都好聽， 實際他內心怎麼想，你是不知道的，只能使‘兩面人’的現象更普遍、更徹底。”
在杜文看來，目前中共黨內的宣傳趨勢是所有事情都傾向於大一統，“類似秦始皇時期，車同軌，書同文，大一統的思想，統一的教材， 用國家敘事代替個人思考，焚書坑儒。但這一套已經過時了。誰還藏書那麼low呢？只要想看，什麼看不到？看過之後，刪掉就行了。”
蔡霞則爲此陷入深深的擔憂，“當一個黨需要對黨員進行精神控制來加強它的權威性時，這個黨就已經散架了。”
在這個基礎上，她認爲，可以預期的未來景象一是黨組織與黨員分崩離析，二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疏離：“原來黨內一直要求只做規定動作，不做自選動作，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現在經濟形勢急轉直下，不得不讓大家各自努力，去‘砸鍋賣鐵’了。當每個省都要努力救活自己的時候， 它就不會管你中央怎麼說，只能自己顧自己了。”
轉載自RFA 責編：何平 網編：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