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中國街頭設立了至少七億台監控攝像機，相當一部分也有面部識別功能。這種環境使中國人覺得「不自由了」嗎？答案應當是肯定的吧？但據說有些人不覺得「天網」可怕，反而說它給人一種「安全感。」這裡面藏著一個頗有深度的問題：每天時刻被觀察，要是人們習慣了的話，人性是否會因此而改變？
根據心理學研究，提防被觀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反應，跟幾百萬年的演變史有關。穴居人必須警惕。不管是人眼，野獸眼，都在生存環境中，不提防不行。只有在自己的洞穴裡才能夠相對地放鬆。躲開觀察是人類珍惜「隱私」的根源。
拿我自己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標本做例子，我能感覺到這個原始的反應。有時候，我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比如在廚房裡切蘋果，我妻子過來看看，我能感到一種莫名奇妙的排拒心理：你為什麼觀察我？我切蘋果不需要有人監督。我妻子百分之百是好意。她可能怕我年紀大，會切拇指，或者她自己知道一個更好的切蘋果的切法。她初衷很好，但我還是不歡迎她的監督，好像覺得她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或者說侵犯了我穴居人留下來的「隱私」區域？
「天網」的攝像機能不侵犯中國老百姓的「隱私」感嗎？英國作家奧威爾（Orwell）在小說1984裡早就研究過類似的問題：人類全時被觀察會不會影響基本人性？比如，在洞穴時代，一個人要是躲開了危險，恐懼感也就按比例減低。（眼睛看不到我，我不必怕眼睛。）但在1984裡，全時的監控不允許人躲開「被觀察」的感覺。哪怕離開了施加高壓的場所，1984的公民還是會有恐懼感。恐懼變成了自己腦子的一部分。
今天中共的措施雖然還沒有達到1984裡描寫的那麼全面，但有些方面居然已經超過了它。中共的科技能力已經比1984 的更精細，更無孔不入。並且，1984是小說，中共是現實。因此，要回答「極權主義能否改變人性？」的問題，中共的歷史比奧威爾的想像力是更好的實驗室。中共也讓人把「被觀察」的恐懼帶到自己的腦子裡嗎？
早在1954年，張愛玲的小說赤地之戀裡描寫了主人公劉荃，為了逃避在上海面臨的巨大政治壓力，參加了「自願軍」到朝鮮去打仗。劉荃沒想到，離開了政治高壓鍋之後，自己的腦子還是脫不掉被觀察的感覺。他問自己：「不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生活過的人能否恢復不被監督的心態？」赤地之戀出版了七十年以後的今天，劉荃的問題更加值得問。
最近在山東省發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十一月十號，濟南市齊魯工業大學的一座宿舍著火了，緊急鈴響了，學生跑出來了，但遇到了路障。平時進出宿舍得通過依靠人臉識別的門禁裝置。在逃火時，要是排隊一個一個地通過裝置，來得及嗎？濃煙滾滾，房子籠罩在灰暗之中，臉部識別會不會受影響？最後，學生都出來了，沒有人喪失生命。校方發佈了正式的檔，說「進行面部識別」是對的，是「必須的」，否則沒辦法「確保學生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經過上了網，引起了不少評論。有一位線民很犀利地指出極權主義的兩個要素。在官方的腦子裡，第一優先是維穩，不是救人。著火了？仍然要通過人臉識別！在學生腦子裡，聽話變成了第一優先。犀利的線民問：身後燃起了大火，難道沒有一個學生考慮翻越或者破壞閘門逃生？乖乖地擁擠在閘門前，一個一個地刷臉出去？這學校訓練的是什麼樣的人才？其他國家的學生宿舍著火，難道也會這麼乖？
人性是好幾百萬年演變的結果，我不相信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短短75年（哪怕能用前所未有的科技）居然能夠改變人性。赤地之戀的劉荃的基本人性沒變，但他習慣了24小時被觀察，也漸漸地接受這個條件作為生活常態，與「人性變了」也差不太多。
到現在，劉荃的提問還是很合適。我在加州大學教的中國學生裡面，例子不難找。兩年前有一個男學生，念過我的很大的一門課（150個學生），打電郵說他正在申請研究所，問我能否幫他寫推薦信？我說可以，但最好我們倆先碰碰頭，讓我更清楚地瞭解他的想法和目標。他說好，我們也就安排了在zoom 上見面。zoom接上了沒幾分鐘，他問我，「林老師，能不能把錄音功能關掉？」我的科技能力較弱，不清楚怎麼關掉zoom的錄音功能，問他，「何必呢？這也不是什麼正式的會議。」他說，「是的，林老師。。。可是。。。我還是想把它關掉。」對話裡只有他和我兩個人，沒有外人，但他堅持，說「錄音，林老師，我感覺不舒服。」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模糊的「感覺」勝過了他的邏輯思維。我當然不為難他，關了錄音，但我也記起了劉荃提的那個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生活過的人能否恢復不被監督的心態？」
奧威爾給人類提出了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問題：科技 + 極權主義能不能，會不會，改變人性？奧威爾自己不知道。他是在做「思想實驗」。但他的立場很明確：他不喜歡這種狀況。習近平呢？他歡不歡迎？中共歷來的價值觀是很世俗的：富強，權力，國家威望，等。「扭曲了人性沒有？」是個完全不同層面的問題。
國際輿論批評中共常常是因為它虐待少數民族，或住在邊緣地區的人：藏族，維吾爾族，蒙族，法輪功，家庭教會，香港，臺灣，等。批評的都對。但我們不要以為虐待過少數意味著善待了主流。中共扭曲了人性，受害者的多數是主流裡的漢族。
轉載自〈美國之音〉。作者為是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書。他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