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月前驚傳多起共諜案，這次出事的不只是軍方，包括執政黨、國安系統都傳出有黨工、機要人員涉案的消息，如民進黨前民主學院副主任邱世元、總統府諮議吳尚雨，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前機要秘書何仁傑、前立法院長游錫堃助理盛礎纓等人都被檢調逮捕，引起公眾的震驚，「他們為什麼被中國收買？」、「他們怎麼會成為共諜？」這些是台灣公眾始終沒有得到答案的疑問，事實上過去所發生的共諜案也是如此。
儘管發生這麼多共諜案，公眾依然不甚了了
回顧過去的一系列共諜案，例如 1999年出賣「少康專案」的軍情局李志豪案、2000年海軍上士劉岳龍和父母一同出賣機密的家族犯罪、2010年軍情局上校羅奇正共諜案、2011年陸軍少將羅賢哲共諜案、2018年退役上校劉聖恕吸收空軍孫緯中校與劉芸雅少校夫妻等現役軍人出賣機密、2022年陸軍上校向德恩穿著軍服拍攝宣誓效忠中共的影片，並簽署「投降承諾書」等重大案件，每起案件在案發後都引起公眾譁然，但是在新聞熱度過後，這些案件就乏人問津。
儘管從過去迄今發生如此之多的共諜案，但是台灣公眾對於共諜的面貌依然模糊，比如說，這些被中國收買的共諜，是什麼樣的原因、心態讓他們選擇了這條路？而他們任職的單位為什麼未能及時查覺內部出現共諜？這些疑問除了若干媒體有稍為深入的報導之外，主流媒體對此既無意願也無興趣探究，國安系統、軍方、情報界始終對此諱莫如深，而這些案件所反映出的保防體制、軍隊環境及意識形態等問題，更是沒有任何討論。
反觀其他國家輿論如何面對間諜案
反觀歐美、日本等國家的輿論，面對間諜案的態度，並沒有像台灣那樣諱莫如深，回避進一步的探究，反而積極的報導案件人物的背景、動機以及所反映出的制度問題。
以美國來說，重大間諜案如華克家族、艾姆斯、漢森等案，美國新聞工作者、調查報導作家都積極的報導、甚至寫成出書，皮特·厄利（Pete Earley）的《間諜家族》（Family of Spies: Inside the John Walker Spy Ring）、彼得．馬亞斯（Peter Maas）描寫艾姆斯案內幕的《諜變》（Killer Spy）、勞倫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描寫漢森案的《鏡中諜》（Into The Mirror: The Life Of Master Spy Robert P. Hanssen）都是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而且不乏被改編為影劇作品，如2007年以漢森案改編的《雙面特勤》（Breach）。
至於英國，著名的「劍橋五人組」（Cambridge Five）、「波特蘭間諜網」（Portland spy ring）及喬治·布萊克（George Blake）等著名案件，不但是BBC等主流媒體一再的回顧案件始末、針對當事人、案件的深度剖析的著作、影劇作品更是汗牛充棟。
即使是面對間諜案件報導較為保守的日本輿論，也不乏對相關案件的深入調查報導，如1954年蘇聯駐日外交官（實際為KGB情報官員）拉斯托波羅夫向美國投誠揭露蘇聯在日本間諜網絡的《詳説「ラストボロフ事件」》、TBS資深記者竹內明以2000年海上自衛隊三佐被俄國駐日武官吸收出賣情報事件為主軸的《ドキュメント秘匿捜査・警視庁公安部外事1課スパイハンターの344日》就是其中幾個例子。
這些國家的輿論，並未因為這些案件的敏感性而縮手，依然在遵循國家安全的前提之下，讓公眾知曉這些案件的始末，以及背後的體制問題，跟台灣輿論面對共諜案的回避態度，形成強烈對比。
是什麼原因讓台灣媒體自我限縮
要追究台灣輿論為何回避深入報導共諜案，台灣媒體的怠墮難辭其咎，筆者過去曾在〈情報界需要更多的媒體監督〉指出台灣媒體在處理相關議題的態度始終保守，特別是近年來更是如此。再者，台灣媒體的日益淺碟化，無法對共諜案這樣的嚴肅議題持續深入耕耘，也是重要原因。
相較於前述國家媒體在面對本國間諜案的追根究底，相關書籍、紀錄片、影劇不斷問世，台灣媒體的怠墮、自我限縮讓人汗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今年被「無國界記者組織」列為「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第二十四名、亞洲第一的台灣媒體竟然是這種態度處理本國的間諜案。
不過，台灣媒體的自我限縮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國家情報工作法》等法令的束縛，再加上公部門，特別是情報界、軍方避諱深入討論相關話題也是主要原因。情報界、軍方等相關單位在面對共諜案，尤其是自身人員涉及相關案件時，「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讓前述單位避諱討論相關案情，更不樂見媒體主動報導。
前述因素的影響，造成台灣媒體無法深入探討共諜案。
隨著國安系統加強對共諜滲透的防制之際，吾人不禁要問，還要讓公眾對於過往的共諜案繼續保持一知半解的狀態嗎？
讓公眾有知的權利
由於前述因素使得台灣公眾對前述共諜案所反映國安問題的隔閡和不了解，筆者不揣冒昧提出下列數點作為拋磚引玉：
一、媒體界有心者應積極耕耘相關議題，比照前述國家同業處理相關議題的作法，透過深度報導、著書、新聞紀錄片等方式，探究過往共諜案的始末以及背後衍生的體制問題。
二、情報界、軍方在內的公部門不應該再避諱深入討論相關話題，甚至可以主動和媒體合作，以過往的共諜案為鑑，為內部人員及公眾作有效的保防教育，並且從相關報導、討論中找到過往未能發現的保防盲點。同樣的作法也適用在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朝野政黨在面對共諜案的態度上。
三、公眾應該督促台灣媒體及執政者，改變台灣媒體及執政者面對相關議題的態度，正視公眾有知的權利。
結語
在面對共諜案層出不窮的今日，台灣需要的不只是加強國安體制、修法嚴懲，還需要讓公眾在維護機敏資訊的前提之下，了解共諜案的始末以及背後的體制問題，唯有公眾清晰的了解共諜的面貌，才能真正的落實全民保防教育和爭取公眾對反情報作為的支持。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