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是台灣白色恐怖記憶日，用來銘記76年前宣告戒嚴的這天。台灣威權時期的受難女性——特別是遭受國家性暴力者——她們的經歷鮮為人知，高菊花是少數說出來的親歷者。民主化歷程跟台灣類似的韓國，曾在518民主運動期間發生國家性暴力；DW記者也親訪光州，從韓國的究責經驗回看台灣。
後輩記憶中的高菊花，是個非常愛漂亮、優雅端莊的老太太。「我每次去她家裡，看到她的時候，她都裝扮好了。」音樂製作人熊儒賢向DW說道：「她是個每天都在等待的女人……在等有人來關心她，但是她太多故事不能講，或者是沒有人講。好像她呼喚最多的，只有她養的貓的名字。」
不只是戒嚴時期的政治犯之女，高菊花同時也是白色恐怖時代的直接受難者。她出身台灣原住民菁英家庭，受日本教育長大，有過赴美留學的機會，卻因父親高一生被捕，作為長女的她放棄夢想，一肩擔起家計，成了名為「派娜娜」的駐唱歌手，1950年代曾風靡歌壇。
50多年後，熊儒賢與幾位音樂人替高菊花錄製專輯，時常上山到她家找她。夜深人靜的時刻，伴著酒、食物與歌曲，高菊花傾訴道：「你們要聽我的故事嗎？我怕你們會受不了。」
這個終於被訴說的故事，在高菊花過世近10年後，成為一部以她為主角的紀錄片《禁錮的餘生》。片中，高菊花自述20多歲的她在歌廳唱歌，國民黨政府要她提供性招待給外國人。「可是我是女人啊，跟他睡覺，要勸他，很難為情，真的很難受。」
台灣作家林蔚昀比對波蘭和台灣的國家檔案以及相關人士回憶錄，指出高菊花被迫提供性服務的對象，應是國民政府欲拉攏的波蘭共產黨人士，當時政府希望利用她勸說對方「投奔自由」。
背負著「政治犯後代」標籤，高菊花頑強走過近20年的高壓監控；為了得到自由，她曾被迫「自首」，低頭「認罪」。「因為我跟普通人不一樣嘛，後面有一個『黑的牌子』，什麼時候槍斃都可以的人……我真的那時候是拚命地活過來，真的，我不要死。」她說。
這樣的高菊花，長年有抽菸喝酒的習慣。過往的創傷，她很少對親近的人言說；她的女兒也是到了長大之後，才知道媽媽曾是歌手。熊儒賢則認為，她從沒有真正放下：「她還是覺得很羞恥，被汙名化、被黑化那樣的心態。」
白色恐怖下的國家性暴力是什麼樣子？
台灣自1949年實施戒嚴，38年後解嚴，但一直到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法，台灣才稱得上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政治受難者也陸續透過口述史訪談「現身」，訴說受難經歷。
近年，台灣電影《返校》、《流麻溝十五號》等影視作品以白色恐怖歷史為題材，把女性受難者更多元的面向呈現在大眾眼前，後者更描繪了美貌囚犯被長官「召見」、出賣身體換取些許「自由」的劇情。
不過，威權時期的國家性暴力究竟有哪些實際案例，依舊少為人知。曾任職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的彭仁郁向DW表示，以高菊花的故事為起點，或許能讓更多台灣人「理解可能有更多生命沒有那麼具備傳奇性，以至於被淹沒、被遺忘的，眾多女性的受害」。
當時台灣政府以「檢肅匪諜」或「懲治叛亂」等理由，大規模抓捕人民；部分受難者還被加諸性別的迫害，既失去政治思想的自由，也被剝奪身體的性自主。被迫「陪睡」是其中一種可能的暴力形式；也有政治受難者轉述獄中見聞，提及針對性器官的刑求。
作家柏楊曾稱，他在獄中目睹記者沈嫄璋遭受「坐麻繩」逼供，稱她全身光裸，下身被架在粗麻繩上摩擦移動，鮮血直流；女性政治犯張常美的丈夫歐陽劍華後來以柏楊的憶述為基礎，描繪出酷刑場面，畫作上附註：「沈小姐不勝羞憤，即哭求停止，自願認罪。」
「當國家體制裡握有權力的人，要對少數族裔或異議分子進行壓迫的時候，性別的暴力就是讓他們可以剝除政治思想犯尊嚴的手段。」彭仁郁指出，恰恰是因為性暴力帶來的強烈屈辱感，才如此有效擊潰「受害者最後一道尊嚴的防線」。
不只女性可能遭遇國家性暴力。作家馮馮曾在《霧航》一書出櫃坦承自己是男同志，稱自己在威權時期曾遭政府拘禁與性凌虐，後來又如何努力掙脫政治暴力的束縛。這部自傳曾改編為劇作《灰男孩》；然而，政府檔案並沒有留下他被關押的案件。
「國家留下的紀錄，當然是有利於國家的紀錄。」彭仁郁認為，「當加害者拒絕承認他做的暴力行為，唯一能做見證的就只剩受害者自己的經驗。」若受害者願意且有能力說出來，「我們才有機會知道當時的國家，到底用什麼樣殘暴的方法對付人民」。
為何難以追究？
白色恐怖期間受國家性暴力者，只有極少數親歷者如高菊花的案例，才有相對較明確的指控與佐證。
在台灣，無論官方或民間，都沒有任何數據能得知白色恐怖下的國家性暴力有多廣泛。前促轉會主委楊翠向DW表示，這並非單純用數字衡量的問題，「一個不義的政權，造成一個人受害，它就是不對」。
楊翠和彭仁郁都指出，這類案件幾乎只有非當事人、第二手的見證者口述，加上年代久遠，因此極難確認。楊翠說：「從那些口述當中，我當然相信它是具體存在的，但可能沒有辦法一一指認某個A或B或C，目前很難。」
彭仁郁透露，曾有白色恐怖親歷者的後代告訴她，他母親臨終前說小時候目睹姊姊遭闖入家裡的軍人強暴。「這位後代自己承擔了家族的歷史，不知道要跟誰說；等到促轉會成立以後，他跑來告訴我，可是我也無能為力，因為這種案件非常難查證。」
「轉型正義的意涵就是要讓這些當事人知道，不是她的錯，不是她有問題，是國家、是體制的問題。」楊翠表示，首先要讓國家性暴力受害者感受到，社會已經願意聆聽與接納，而且國家也承認當時犯下錯誤，受害者才會敢於「把這麼羞恥的事情說出來」。
然而，台灣轉型正義太晚起步。最初是30多年前由民間發起，但一直到2018年，民進黨政府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成立促轉會，才有了第一個專責機構。2022年，促轉會發佈階段性報告並停止運作，把後續工作移交給各政府部會。
促轉會的核心任務包含公開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司法不法等；不過，推動轉型正義在台灣面臨巨大反彈聲浪，常遭指「撕裂社會」或「製造對立」。彭仁郁說，當時連核心的基礎工程都推不動，更遑論要把性暴力議題納為焦點。
楊翠認為，台灣恐怕已錯過對白色恐怖國家性暴力的記憶建構時機。政府至今並未承認當時存在性暴力的不法行為；許多有可能親口述說的受難者，還沒來得及發聲就已離世。
借鑑韓國？
「我們一直到2019年還在問：『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人家韓國都已經在說你要行動了，然後我們還在說你要記得嗎？」楊翠引述《返校》電影中的經典台詞，認為這部片「非常傳神反映了時代對於記憶的恐慌」。
現階段，台灣的轉型正義以賠償與補償為主，究責方面進度緩慢，沒能在法律上確認「誰是加害者」。雖然《促轉條例》規定應「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促轉會解散後相關工作也移交給法務機關，但到現在台灣仍無一部清楚定義加害者的專法或專章。
相較之下，韓國早在1990年代起便以國家和法律的力量追究人權侵害者的責任，例如下令壓制1980年「518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全鬥煥，在1996年遭法院判刑。針對大規模人權侵害，如光州518的鎮壓、1948年開始的濟州四三大屠殺等，各有特別法究責；此外也有真相調查與和解的基本法，更有利於向相關單位調閱檔案。
韓國過去的國家性暴力究責則遲至2018年才啟動。當時韓國爆發Me Too浪潮，促使光州518運動時曾遭軍警性侵的女性站出來，揭露自身經歷；韓國官方隨後成立調查機構，證實戒嚴軍的確對女性集體施暴、性侵。
替518性暴力受害者爭取權益的倡議團體「果實」（열매）理事尹景會（윤경회）在光州接受DW採訪，轉述一位受害者的回憶：當年抗爭，她協助收拾遭軍人射殺的死者遺體，隨身攜帶剪刀。遭遇性侵那晚，她用剪刀刺向施暴的軍人再嘗試自盡，最後被人發現送醫，活了下來。
這位受害女性自述：「被毆打，身中彈片，在無麻醉下接受手術，還遭受性暴力，但即便如此，我也無法停止行動。我不知道當時哪來的力量，只知道我不斷地向上帝祈禱說，請賜我勇氣，像獻出生命的人一樣行動。」
去年12月，518運動時的國家性暴力受害者提起集體訴訟，審判預計今年展開。尹景會直指政府應該對國家性暴力負責，「因為這是在對光州市民血腥鎮壓的作戰過程中，有具體的指示、與作戰活動連結，或是在非法逮捕、拘禁、調查過程中系統性發生的」。
在尹景會看來，政府的責任不只在於揭露真相、承認她們是「國家的受害者」，還應賠償她們。此外也有必要協助受害者的創傷復原，「但國家沒有做到那樣的角色」，於是她透過倡議組織，與受害者一起走療癒之路。
韓國追究國家性暴力的經驗，是否有足供台灣參考之處？彭仁郁認為，韓國的受害者還有些人在世，還可以集結，且有能力行動；即使訴訟未必能贏，仍是促進社會關注的一種抗爭手段。
台灣促轉會2019年也曾訪韓，拜會國會、人權機關和受難者團體，交流轉型正義經驗。楊翠說，即使韓國確實比台灣積極，對方卻也自認不足。「轉型正義不能做KPI……他們也還在努力中，那我們不能放棄，不要急躁，因為急躁就沒有辦法做紮根的工作。」
為什麼要述說威權時期的女性故事？
數十年過去，當代台灣人若要理解白色恐怖，靠的是親歷者留下的記憶與見證，還有後來的人不斷重新述說、詮釋，為故事賦予意義。
製作高菊花紀錄片的熊儒賢在高菊花身上找到了力量，認為自己有義務「保護」高菊花、好好說出當時的故事：「我不能吹捧高菊花，但她的故事是非常真實的女性力量；也必須從她身上看到，我們在反對這件事情（國家性暴力）。」
彭仁郁從事創傷療癒工作，她也肯認受害者記憶「公共化」的重要：從2023年台灣的Me Too運動經驗出發，白色恐怖下的國家性暴力如果也能在文學藝術創作中被更多人看見，就不只是「被封鎖在政治的層面」，而更能讓人感受到共鳴，威力也更大。
楊翠自身是政治受難者後代，後來走上文學和歷史研究的道路。她認為即使年輕世代不一定瞭解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卻很容易就能體會女性受難者被剝奪身體自主權的痛苦，因為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們理解「身體不該被任意侵犯」。
現年20多歲從事人權工作的女性，則不約而同提到社會溝通與教育。「共生青年協會」秘書長潘美向DW表示，如果人們希望追求一個更包容的未來，就有必要「好好梳理」過去的問題，告訴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我重視你的經歷，我不是想要丟下你就繼續往前走。」
「陳文成基金會」志工張瑀婕經常到NGO的市集擺攤，她形容自己這代是「種底氣的人」，要透過講述威權歷史，讓更多人感受到民主自由可貴，以及女性發聲的意義。
「前人留下來的底氣不夠，不夠讓我們這一代的人知道，女生其實有很多力量，」她告訴DW：「我們就是在把底氣種好……讓更年輕的人可以自由地伸展自己的空間。」
轉載自《德國之聲》（DW記者唐宓對此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