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前希臘財政部長
1842年，屈辱戰敗的中國派出最高級別官僚耆英前往南京，會見英國殖民官員璞鼎查爵士。冷酷無情的英方談判代表向清廷開列了投降條款。隨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令中國付出了一切，卻只換回屈辱。它被稱作一紙“貿易協議”，倫敦的商人為此碰杯慶賀，而中國的詩人則以詩文銘記這份恥辱——其余音至今縈繞在這片廣袤的大陸上。
2025年7月，遭受重創、敗下陣來的歐盟委員會派出最高外交官員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前往蘇格蘭一處特朗普名下的高爾夫球場，簽署了一份同樣恥辱的協議。他們稱之為“貿易協議”，無非是為了掩蓋事實——歐洲向這位美國總統付出一切，只換來屈辱的結局。值得注意的是，與1842年的中國不同，歐洲並非因戰敗而屈服，而是承受了短短幾個月的關稅“水刑”（waterboarding）——面對這一特朗普的折磨手段，被不幸的美國民主黨人啟發的愚蠢歐洲政要們，一度輕蔑地視之為“TACOS”（特朗普總是認慫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雖然歐洲的詩人或許不會為這份將在未來數十年籠罩歐洲大陸的恥辱協議吟誦詩篇，但歐洲政客們已然承認了這一點。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貝魯（François Bayrou）稱之為“黑暗的一天”。歐盟的英國脫歐事務談判代表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則痛陳此舉是“示弱的表現”——這位深諳如何從極度傲慢的立場進行談判的人物，理應明白個中滋味。
這份歐美貿易協議的細節對歐洲而言著實令人尷尬。美國商品將免稅出口至歐洲，歐洲輸美商品卻被全方位加征了15%的關稅，鋼鐵和鋁制品出口的關稅更是高達50%。而一切僅僅是開始。
歐洲承諾取消對大型科技公司已有或計劃征收的所有雲服務稅，並額外奉上一筆龐大的貢金以安撫唐納德·特朗普：在2028年底之前投入6000億美元，用於歐洲對美國經濟的新投資，並購買價值7500億美元的美國頁岩油氣。也就是說，這是一張高達1.35萬億美元的巨額支票——還不包括歐洲各國政府（為履行其北約防務開支承諾）不得不承擔的、必須從美國采購的成百上千億美元軍火支出。
做出這些新承諾時，馮德萊恩忽視了一個歐洲本應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吸取的關鍵教訓：拒絕向他支付大筆資金或許危險，但許下無法兌現的承諾後果將更嚴重。
首先，歐盟委員會無法強制私營企業將資金匯往美國；其次，承諾所需的資金與實際供應能力根本不存在。德國的汽車與化工企業確實已經在投資美國，以規避特朗普的關稅，但未來兩年半內的投資額遠達不到承諾的6000億美元。更糟糕的是，承諾在三年內購買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即每年2500億美元）純屬天方夜譚：歐盟每年的能源支出遠低於這個數額，更遑論美國的頁岩油氣生產商不具備相應的供應能力，即便歐洲有意購買，油氣也會供不應求。
莫非特朗普不知道這一點？他當然知道。難道他忘記了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第十二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任期2014-2019年。）那些未能兌現的承諾了嗎？沒有人比這位美國總統記得更清楚。你從特朗普的眼神就能看出來——他正在享受這個過程。這是他扇歐盟耳光的黃金機會——長久以來，特朗普對歐盟的厭惡之情有增無減。除了縮減美國的貿易逆差並在此期間賺取可觀的關稅收入之外，特朗普已經在坐等歐盟違反馮德萊恩許下的投資和能源采購承諾。一旦歐盟違約（預計在2028年，即他在白宮的最後一年），他就能以歐洲人違背承諾為由，榨取更多屈辱性的讓步。
將這份貿易協議與五月簽署的英美協議相比，毋庸置疑，特朗普對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明顯手下留情。這與經濟因素、親英格蘭情結或他對馮德萊恩的厭惡都無關。在特朗普看來，是某個更重要的因素導致他對英國更友善，甚至不惜得罪美國的汽車制造商——令這些企業難以置信的是，如今，將一輛完全不含美國零部件的英國汽車進口到美國，竟然比進口一輛在墨西哥或加拿大制造（但大部分零件在美國生產）的福特或通用汽車更便宜。
特朗普究竟為何選擇替英國汽車企業承受來自本國MAGA（“讓美國再度偉大”）基本盤的壓力——要知道，其中許多車企實際上並非英國所有？答案很簡單：通過對英國設定僅10%的統一關稅（包括汽車），比歐盟承受的關稅低5%，同時取消對英國鋼鐵和鋁的新增關稅，他已在倫敦與布魯塞爾之間打入了一根如此深的楔子，以至於就連最堅定的“重返歐盟派”，如今也肯定失去了繼續抗爭的意志。因此，特朗普欣喜地看到，他已經令英國脫歐——這一預示著他本人首次選舉勝利的先兆事件——變得徹底不可逆轉。
在無奈地接受歐洲版本的《南京條約》前，歐盟領導層經歷了與英國脫歐談判者相同的四個痛苦階段：從“美國敢施壓，我們必然報復”到“如果被逼迫，我們可能報復”，再到“寧可不簽協議，也不接受糟糕的協議”，最後淪為“任何協議都行，我們已走投無路”。如今，在布魯塞爾和歐洲各國首都，圍繞這份21世紀版本《南京條約》的相互指責正如火如荼地上演，有兩個問題亟待解答：歐洲的領導人究竟錯在哪裏？他們本來可以采取哪些不同做法，既避免這份屈辱的協議，又防止遭受更大的經濟傷害？
首先，歐洲的談判代表犯了三個主動判斷失誤：
第一，他們以為歐盟單一市場的規模是至高無上的籌碼。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說有什麽體量淩駕於其他因素之上，那就是歐洲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規模。每年超過2400億美元的順差註定了，美歐之間爆發全面貿易戰對歐洲造成的傷害將遠甚於美國。
第二，正如我的同事沃爾夫岡·明肖（Wolfgang Münchau）所解釋的，歐洲人高估了歐盟對美服務業赤字給布魯塞爾所能提供的籌碼。沒有愛馬仕絲巾、法國香檳、卡拉馬塔橄欖和保時捷跑車，美國人照樣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而歐洲人離開了谷歌、YouTube、Instagram和WhatsApp等軟件服務，恐怕連一個小時也撐不下去。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歐洲沈溺於一種虛幻的信念，以為美國的商品和資本市場將陷入劇烈動蕩，從而迫使特朗普認慫。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期望，關稅將把美國的消費價格通脹和股市通縮推至政治上無法承受的水平。但這並未發生，而布魯塞爾本應預見到其中緣由。
與歐洲消費者的需求和歐洲出口商的供給相比，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對價格上漲的反應相對更為敏感（用經濟學術語說，更具“彈性”）。這就是為什麽德國制造的梅賽德斯-奔馳轎車在紐約的售價總是低於斯圖加特，也是為什麽如今大部分關稅都由歐洲出口商承擔，他們僅將關稅成本的一小部分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其結果是，美國消費價格通脹所受的影響較小。至於美國的股市，似乎正沈浸在人工智能投資熱潮、特朗普送上的不合理且大規模減稅政策，以及美國財政部每年獲得的高達3000億美元關稅收入所帶來的緩沖效應中。沈醉於這種“非理性繁榮”的美國股市，根本沒心思去擔憂特朗普關稅政策制造的宏觀經濟負面效應。
但讓我們暫且假設歐盟的領袖人物預見到了這一切。在談判中有一項基本原則：如果你無法接受空手離開談判桌的結果，那談判就毫無意義——還不如像馮德萊恩那樣選擇做個乞求者。那麽，鑒於歐盟缺乏中國精心打造的談判武器——那些美國人離不開的稀土礦產以及種類廣泛的基本商品，它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呢？這裏有一個建議。
歐洲的首要任務應是制定替代方案，以填補可能失去對美貿易順差而導致的國內總需求缺口（約2400億美元）。例如，歐洲理事會可以宣布一項每年6000億歐元的總體生產性投資計劃，由歐洲投資銀行（EIB）發行新債券融資。只要歐洲央行稍作暗示：必要時將支持這些歐投行的債券，就足以維持極低的融資成本。這樣一來，歐洲將不再依賴美國來維持其總需求。
西班牙國防部發言人8月6日表示，該國不再考慮購買美制F-35戰鬥機，將在歐洲制造的“台風”戰機和法國、德國和西班牙聯合研發的“未來空戰系統”（FCAS）項目中做出選擇
此外，歐盟應取消所有受美國影響而對中國實施的、針對關鍵綠色能源和數字技術的關稅與制裁，爭取同北京達成一項包含協調財政擴張措施和相互安全保障的協議。它應對年收入超過5億歐元的公司（無論其註冊地在何處）的所有數字交易征收5%的雲服務稅。更重要的是，歐盟應廢除那些嚴苛、反競爭、由美國強加的“反規避”（anticircumvention）知識產權法條——這些法律禁止你在打印機中使用更便宜的通用墨盒；禁止農民自行修理約翰迪爾的拖拉機；阻止殘障人士對其電動輪椅的轉向裝置進行哪怕最微小的調整。最後，歐盟的明智做法應該是逐步從其能源結構中淘汰采購自美國的頁岩液化天然氣，並在各成員國軍隊中逐步淘汰美制武器。
布魯塞爾甚至從未討論過這樣一套應對方案，這一事實足以讓我們看清歐洲的實質。唐納德·特朗普以拆遷球般的粗魯方式揭露了：歐盟甚至無法想象自身能成為一個主權力量——它鐵了心要在大西洋主義的帝國體系中繼續充當附庸。與1842年以及後來的中國不同，歐盟還是主動接受了永久的屈辱。
（原文發布在英國UnHerd評論網站，原標題：“這是歐洲的‘百年屈辱’”。）
轉載自《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