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反日、光復後反國民黨，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時代的先覺者。那時代，懷抱理想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戰後曾經參加地下黨抗爭的陳明忠如此說過。
從「祖國光復」到「狗去豬來」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向全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於此四人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聲絕叫，自今天起無人要開新生命啦！」，這是作家吳新榮於終戰之後，描述當時他和朋友對臺灣脫離殖民桎梏、奔向祖國懷抱的歡快場景。
由於過去殖民的壓迫，使得戰後初期的臺台灣人對於日本人相當厭惡，甚至到了看日本人就想打的境地，曾任特高警察課課的仲井清一便在戰後遭到報復，還沒來得及引揚歸國，就先客死他鄉。而頓時失去工作，無所依靠日本人為了生存，便會將自己的物品典當，其中不乏一些諸如左派思想家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的「禁書」，等。這些被變賣的書籍，就成為了某些學生與知識份子汲取「禁忌」思想的養分。
終戰後，兩年過去了，原以為能解除長期殖民壓迫的臺灣人不僅沒有體會到祖國所帶來的好處，社會反而呈現一片民不聊生的情景。對於米價飆升、官員腐敗、文化差異等不滿的情緒，於1947年2月27日，終於被點燃。天馬茶房前所發生的查緝私菸事件，使得臺灣人自終戰之後累積的不滿、還有對祖國期待的落空爆發出來。原以為抗爭能使政府態度軟化，但政府的反應卻是——直接軍事鎮壓，更使得臺灣人對於體制內抗爭喪失信心。
「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他們已沒有其他方法來表達或發洩他們的憤怒」這是受難者林茂生的兒子林宗義轉述父親對二二八事件中普遍臺灣人心態所做出的解析。
「如同絕大多數的臺灣知識青年一般，事變後，我的思想陷於沒有出路的苦悶。臺灣該往何處去？」在戰後曾任基隆中學教師的李旺輝說。事件發生後，大多數支持祖國的學生們內心是感到失望的，對於祖國的期許無處安放，便逐漸轉向到支持另一個新興的勢力——「紅色祖國」。
二二八事件後萌生的「紅色祖國」
不過，對於祖國產生期待也是後來的事情了。
雖然在二二八的政府檔案中，對於事件的記載這麼說：「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理由是『奸匪煽動』」。事件後大規模的清鄉、綏靖，也是為了將臺灣可能存在的奸匪一網打盡。當時的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甚至曾言：「寧願枉殺九十九個，也不願放過一個。」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在中共臺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後來於1950年被捕而選擇自新時，他曾於筆錄中透露「當時全省不過七十餘黨員，對於『二二八事件』實起不了整個領導作用。」雖然中共在1946年，就派遣蔡孝乾回臺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希望透過地下黨的工作來吸納黨員，並推翻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但事與願違，因為沒有積極聯繫老臺共，加上組織仍不夠扎實，省工委在二二八事件中並無法起到太大作用，更使得蔡孝乾於1948年參與香港會議時，受到其他共產黨員的指責。
雖然在二二八事件中並無表現，在事件後一段時間內也因為國民黨的大力肅清而未動作。但二二八事件讓國府喪失了臺灣人對它的信心，給了省工委有了可以發展的空間。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轉折，中共開始取得優勢，省工委也順應著局勢的改變，開始積極的籌劃在臺工作。
紅色浪潮的現身與覆滅
在1948、1949年時，中共在國共內戰中逐漸取得優勢，而國民黨被迫敗走臺灣，當時社會謠傳著共軍終將渡海，甚至連美國也一度放棄對國民黨的奧援，使得省工委認為解放之日即將到來，開始積極擴張，並發展為一個具相當規模的地下組織。
由省工委基隆支部的總書記、同時也是基隆中學的校長鍾浩東所發行的《光明報》，是這段時間內最重要的共黨刊物。「有時候早上進教室時，便可發現抽屜中已經有一兩份《光明報》」就讀基隆中學的陳德潛如此描述。《光明報》的內容則多報導中國內戰、罷工、罷課的情形，以及學潮的發展等，但未直接報導共產主義的理論以及宣傳。
不過，因為地下黨的迅速擴張，刊物的印製和發行也開始加劇。在1948年時，這份刊物竟流傳到蔣介石的士林宅邸中，蔣頓時氣的青筋暴露，並大罵當時篤定「共黨在臺灣的活動不成氣候」的彭孟緝不中用，接著立刻下令要保密局速查。「也就在那段時間，特務系統的細胞，正沉靜地滲進地下黨的組織內部，為日後那場漫天的捕殺，埋下嗜血的病毒。」李旺輝說。
不過，對於光明報的查緝遲遲未有線索，直到臺大法學院支部的成員王明德因爲行徑招搖，事件才就此曝光。當時他為追求一名女性，因而暴露自己地下黨成員的身份，並將《光明報》展示給她閱讀結果，王明德便因此遭到舉報，軍警特務也才終於破獲這起《光明報》事件。
「根據這些發現，就將王子英本人秘密的加以逮捕，經供出他的組織關係，原隸屬於省工委以下的成功中學支部，於是此一組織的破獲，就如『散珠成串』，順利開展。」時任汐止分局局長的裴可權在《臺共叛亂及覆亡經過紀實》如此紀錄《光明報》案的破獲經過。而被捕的王子英後來也被吸收成為情報人員說。當時的特務頭子谷正文正利用此案，循線找出更上層的省工委幹部，包括蔡孝乾、張志忠等人。
《光明報》遭到破獲就像一聲槍響，地下黨開始被大規模的查緝、破獲。許多地下黨成員遭到逮補，其中包括省工委的書記蔡孝乾。一度從特務手中逃出的蔡孝乾，再度被捕後不久便選擇自新，向國民黨供出部分參與地下黨的名單。據當時的傳聞指出，在蔡孝乾被捕後，每次只要被提審，就會有新一批人被捕入軍法處。據後來的傳聞曾說，當時畢業於臺大醫學部的郭琇琮在被捕後，曾在牢房中向蔡孝乾哀求：「蔡大哥，不要再說了，不要再擴大了。」任當時的黨員都不相信，他們眼中的綽號「老鄭」的「蔡大哥」蔡孝乾，會因為國民黨給他一些優待，就這麼輕易的變節。
踏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們
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參與地下黨的成員都已經遭到捕，其中包括發行光明報的基隆支部重要人物鍾浩東、方弢與張奕明。「我看到張奕明一路微笑著，從容地走出牢房。臨上車時，他還堅定的呼喊著：『共產黨萬歲！』。」同樣涉入光明報案、同時為鍾浩東之妻的蔣碧玉回想張奕明遭到處決那天的從容，或許便能證明自己選擇革命的堅定意志。
對於當時參與地下黨的成員來說，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已經看清國民黨的本質，體制內的改革換來的是屠殺與鎮壓，也就只有走向革命這條道路。然而，既然壓迫臺灣人民的是國民黨所領導的白色祖國，那麼唯一能拯救他們的便是共產黨所組成的「紅色祖國」了。這些高舉著「紅旗」的反抗者，涵蓋著知識青年到農工階級，不過，這些人挺身而出也未必是嫻熟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僅是因為現實政治的惡劣、對於國民黨的厭惡，當然也可能是對於社會主義、對於共產黨的嚮往，轉而投入反抗的隊伍之中。即使事後回憶起來，這些青年、學生也全然不後悔，甚至認為是在追求一個光明的未來。
「人類當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來改變社會，但有時候就是不得不選擇革命，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恰好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只能選擇革命。我只能說，我生在一個不好的時代，但我認為，我的選擇沒有錯。
曾參與省工委活動的陳明忠，在事件之後多年終於能夠吐露自己的心聲，那是面對威權政府的壓迫下，為了反抗不得不踏上的道路。
轉載自《新世纪》
（全文載於《不沉默紀錄：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由前衛出版社發行，2022年2月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