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閣下大作《當代士人繡像系列之八：王耳》，王耳是我尊敬的新聞界老前輩，人脈深厚。為人熱忱，是晚輩的良師益友。
文中提及我的一件事：「王光美托王爷（王耳）请来高瑜，高也为她写了一篇大家都以为不错的稿子。文章发表以后，王光美却不甚满意，说王秘书，你都找的什么人哪。」白駒過隙，一晃近40年，你所寫之言，至今我一無所知，險成终天之憾。
仔細回想，你文中所言應該是1987年我在香港《鏡報》11月號發表的「毛澤東整劉少奇的歷史真相」。那年是文革結束10週年，我和何家棟先生談及文革，他拿出一些有關劉少奇的素材，劉案無疑是「文革」的第一大案、要案。
何老是《中國工人出版社》的建社元老，該社和《工人日報》共同成立於1949年7月15日 ，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主管的國家級綜合性出版機構。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於1925年，是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人民團體」之一，是中共治下免於在民政部登記的「社會團體」，是黨辦的各級工會的最高領導。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正是劉少奇。劉少奇是工運出身，何家棟作為《工人出版社》的創始人之一，受過「反右」、「文革」的慘重衝擊，多年蒐集、研究劉少奇，手頭的材料豐富、鑿實，很多是難得的一手材料。
徵得何老同意，我將撷取何老的研究材料，系統寫一篇毛、劉治國理念的分歧。劉少奇是中共黨內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並竭力將毛澤東推向「神壇」的核心領導人。1945年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修訂黨章的報告，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使之成為指導全黨的理論。但是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毛劉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1970年美國作家斯諾訪華，採訪了毛澤東。他問：「你什麽時候確感到要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倒？」毛回答：「那早了，是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講的，不是實話。
斯諾後來在他所寫的《漫長的革命》一書中寫了這樣的意思：在1962年中共7千人大會上，毛的「三面紅旗」受到劉的批評，兩人的分歧由此開始。內地的研究者沿襲了斯諾的說法。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毛劉的分歧始於合作化。何家棟贊成我的看法。
農業合作化這是中國第一場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劉少奇20年代就創辦過工人消費合作社，建政之初也不遺餘力組織手工業合作社。他對農民和小生產者如何集體化做過理論探討，他認為「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因為它是建立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不是個好基礎！不是真正的個體經濟。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車才是真正的個體經濟。」這與毛澤東的理論相距太遠，毛澤東要消滅的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
英國一家百科全書將毛劉分歧歸結為中國農民階級與中國工人階級的分歧，有一定理論的深刻性。
毛澤東原來估計農業合作化要用七年、五年、三年實現，結果一年就實現了，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是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哩！」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講話，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麼一點錯誤，鄧小平也說有那麼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都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同時號召在全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
這項反對一直貫穿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1967年8月5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聲討劉、鄧、陶大會的同時，在中南海由戚本禹秘書王道明指揮，對劉少奇、王光美進行武鬥，69歲的劉少奇被打得鼻青臉腫，行走困難，被拖進屋裡時，他叫來機要秘書，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國家主席，誰罷免了我？我是個公民，為什麼不許我講話？憲法還在，你們這樣做是侮辱國家。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遲群則向警衛二中隊宣布：「你們現在任務變了，不是保衛，而是監視。」
我這篇文章很長，寫完請何老過目，何老表示滿意。《鏡報》一字未刪，整整四個對開頁。題目登在雜誌封面頭條。以上就是文章寫作經過，並非「王光美托王爷（王耳）请来高瑜」。至於「王光美却不甚满意」，我認為閣下用筆客氣了，王光美十分不滿，對何家棟大光其火，搞得老人家情緒低沉，我嚇得一個月沒敢見何老。一個月後，我悄悄地去看何老，老人家抱了抱我算是沒事了。至於王光美對王耳也表示不滿，我相信。
何家棟1983年曾經陪同王光美去湖南，了解了劉少奇1961年到湖南寧鄉縣蹲點考察44天情況，詳細記錄了當事人的回憶。回到北京，忙於出版社總編輯工作之餘，廢寢忘食，頗費斟酌地寫作，期間多次與王光美交流，幾易其稿寫成《四十四天——劉少奇回鄉記》。有了這44天的考察，次年7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口頭發言中才能講：「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那裡的農民，你們的困難處於什麼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才能在中南海游泳池邊對毛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就這樣一篇有重要史實價值的作品，卻因為王光美一個女兒認為「文章語言太平淡，沒有反映出作為國家主席的應有風範」，成為了廢稿。何老去世6年後，正是王耳閒談中說他保留着這篇作品的打印稿，當時《領導者》編輯慧眼識珠，在總44、45期連載，引發強烈反響。時年何老夫人陳蓓正值米壽，自費印刷單行本，以贈親友。我也收到陳夫人親筆簽名的贈書。
今年正值毛澤東發動「文革」一個甲子，謝謝茶先生私信寄給我文章，並問：「这一篇中提到您。不知道是否您还记得其事吗？」以上我的作答，可作為「文革」結束50週年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