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只是攻擊了另一個國家，就指望自由和民主隨之而來。
~《紐約書評》前編輯、作家 馬毅仁（Ian Buruma）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或許真心相信，以色列的炸彈會促使伊朗人推翻其神權獨裁政權，並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而似乎有這麼一瞬間，美國總統川普也是如此認為。但有鑑於川普對絕大多數事件的反覆無常，包括美國對伊朗戰爭的目標，我們還是應該對這種可能性持保留態度。
轟炸平民將為「政權更迭」創造條件，這個概念已有餘百年歷史。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期，英、美、義大利三國的戰略家們就曾主張，持續轟炸足以打擊平民士氣，使其轉而反對自家的領導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戰略以毀滅性的方式實行，當時德國和日本的大部分城市被夷為平地，導致數十萬平民喪生。數十年後，美國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投下相當於前者三倍的炸彈。但在所有這些案例中，都並未出現因士氣低落而反抗領導人的民眾。
恰恰相反，遭受這類空中恐怖襲擊的平民，通常會展現出非凡的韌性，逐步適應惡劣環境，並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在倫敦大轟炸期間，倫敦人就曾自豪地宣稱，「倫敦能挺住。」1940年秋，我的祖母在倫敦買新夾克時，遇上一次嚴重空襲。店員一邊默默將她引導到防空洞，一邊與她討論不同粗花呢布料的品質。
柏林人也是如此，河內市民亦然。伊朗人如今正展現出同樣的堅韌，尤其是德黑蘭的居民。英國《金融時報》駐德黑蘭記者博佐格梅爾（Najmeh Bozorgmehr）就描述，在日夜遭受轟炸且深知隨時可能喪生之際，「生活依然堅持繼續下去」。對她而言，這意味著思考明天、甚至後天的午餐吃什麼。「提出這些問題」，她寫道，「並不是因為覺得明天有保障，而是恰恰相反。」
即便在1944年，當柏林不分日夜遭受美英軍隊轟炸、幾近成為一座廢墟之時，電影院依然座無虛席，音樂會門票更是一票難求。柏林愛樂樂團在屋頂破洞的臨時劇場裡演奏，樂手和觀眾都穿上冬天大衣。
這種堅韌不屈，與意識形態或忠於特定統治者幾乎無關。在戰爭快結束時，大多數柏林人早已厭倦了納粹。如今，大多數伊朗人也痛恨那個狂熱的伊斯蘭主義政權。但正如身處柏林的德國抵抗組織成員安德莉亞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在1943年的日記中所寫：「清理瓦礫……與是否是納粹毫無關係……當人們用木板封住廚房窗戶時，沒人會想到希特勒，而是知道在嚴寒中是無法活命的。」
許多伊朗人在反抗伊斯蘭共和國的起義中冒著生命危險，甚至為此犧牲，但這並不適用於飛彈如雨般傾瀉而下的時刻。在這種情況下，光是生存就已足夠艱難，走上滿目瘡痍的街道，面對全副武裝的兇殘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則無異於自殺。
平民在遭受空襲時不願起義，還有另一個原因。在這種時刻，政府當局往往是唯一能提供食物和庇護所的人。當人們耗盡全部精力只為熬過明天，就像在戰時的柏林，「活下去」（Bleib übrig）是跟朋友道別時常說的一句話，他們已經無力反抗。
川普在競選總統期間，有一點說得沒錯：以推翻外國政權、建立民主國家為名發動「選擇性戰爭」（war of choice），實屬愚蠢之舉。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新保守主義者曾援引1945年美國在德國和日本的「成功」，為入侵行動辯護。難道美國沒有在那些戰敗國建立起良好的民主制度嗎？
然而，這種類比是錯誤的。美國人確實協助重建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但它是在遭到日本襲擊後才加入二戰，而且是在迫使德日無條件投降之後，包括使用原子彈，才著手進行民主建設。你不能只是攻擊了另一個國家，就指望自由和民主隨之而來。更不能一邊轟炸人民，一邊聲稱要解放他們。
然而，川普並非新保守主義者。建設民主從來就不是他想做的事。他的策略更類似有組織犯罪的手段：施加威脅，必要時動用武力，以迫使對方接受一項無法拒絕的交易。但只有對方同樣憤世忌俗，同樣只認交易，這一套才有用。在一個黑幫橫行的世界裡，幾乎無法想像有人會為某種原則或信念而獻身。但無論伊朗的神職人員們還有其他什麼身份，他們絕非黑幫分子。
美國和以色列透過軍事干預，幫助伊朗人將神權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曾幾何時，美國的自由主義理想，也是其軟實力的主要源泉，會透過接納那些尋求擺脫暴政的人民帶來希望，並緩解苦難。可悲的是，對於這些尋求自由的人以及美國自身而言，現任政府正在做完全相反的事。
【作者簡介】馬毅仁（Ian Buruma），作家，著有《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合作者：三個關於欺騙與生存的二戰故事》（The Collaborators: Three Stories of Deception and Survival in World War II，暫譯），最新著作是《斯賓諾莎：自由的彌賽亞》（Spinoza: Freedom’s Messiah，暫譯）
摘自台灣《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