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到馮友蘭，是在剛進北大那年冬天的12月4日他88歲當天北大哲學系為他舉辦的生日紀念會上。88歲是日本人的所謂“米壽”，為何不等到下一年按中國規矩“過九不過十”的做90大壽，又為何要把1909年生人、比他小14歲的張岱年捎上一起慶生75歲，我就不得而知了——顯然那時剛剛緩過人氣來的中國大學儀式覺悟和作秀本領還太膚淺。
馮友蘭在我少年歲月里共產黨“評法批儒”時候的名氣太大了，張岱年則是我看第一本哲學書時就已經熟知的書的作者，如今居然有機會親睹本尊，我自然不能放過，於是就以《北大校刊》特約記者的身份去躬逢其盛。
活動在哲學系小院舉辦，地方局促的很，而且連暖氣都不足。北大內外名家來了不少，校長張龍翔也到了。馮友蘭穿一件大棉袍，滿臉大胡子，還是民國時代的範兒。別人講話後他致辭感謝，說要爭取活到日本人的“茶壽”一百零八歲。那次聚會在我的記憶里灰暗、熱鬧、簡樸，由於冬日的陰沈，也和時代的色彩相符——那種熟悉、親切、古老的歲月再也無法追回了。臨走我請馮友蘭和張岱年簽字，馮友蘭的字還很連貫，只是有些歪倒，相較“你辦事、我放心”不知強上幾百倍——可見他晚年雖然仍舊熱衷事功，但養生做得還是不錯的，比殘忍暴戾、放縱無度、日夜顛倒、機關算盡的領袖硬朗多了。
馮友蘭住在燕南園，獨棟小樓外面有三棵松樹，被他命名為三松堂。晚年他把生平著作十五冊起名為《三松堂全集》。
三松堂離我本科宿舍37樓步行六七分鐘。現在想來，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和我近在咫尺，如同把我和民國時代連接的一個紐帶。我最初知道三松堂是從馮友蘭女兒宗璞的文章中，她的小說《三生石》是傷痕文學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曾經讓我蕩氣回腸。距那時近三十年後一段暗無天日的生命歷程中，我看了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至今，我仍舊記得十年前昏天黑地里我讀到的那個錚錚鐵漢的主人公對他默默眷戀著的女性撕心裂肺的無聲呼喚：“薇拉、薇拉，你在哪里？讓我見到你吧。我真的好想你、我真的不好受呀！”我記憶中的《三生石》，就如同《癌癥樓》一個微縮版。
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描寫了前蘇聯時期一個陰暗的醫院病房里一群癌症患者既悲慘又震撼人的生活，展示了那個黑暗年代和國家里弱勢人們的痛苦、不幸、掙扎以及無法泯滅的人性力量和對美好生活、真摯愛情的不倦追求。
我有一個北大經濟系的朋友是北大子弟，從小在燕園見過無數赫赫有名的風雲人物，他現在還能記得上幼兒園時親眼目睹的聶元梓老太太的威風氣派。大學入學後不久，同學總仰慕地說到馮友蘭，他自告奮勇地說：“我帶你們去見他！”於是六、七個新生來到三松堂門口，躡手躡足半晌，他按響門鈴。許久，有人來開門；大家本以為是保姆親戚一類，不料門一開，正是傳說了數不清年頭的本尊！朋友大著膽子敬告來意，老人沈默了一會，說：“進來吧！”然後轉過身徑直往里面走。大家遲疑片刻，魚貫而入。跟進書房，老人書桌前坐下，大家或站或坐。又無聲了好一陣，老爺子突然開口了：“你們要學好，別學兄弟我：一輩子沒出息！”所有人出乎意料，不知所措地楞著，半天老人第二次沒頭沒腦地說：“北洋軍閥敬重兄弟，老蔣對兄弟優禮有加；就說江青吧，也待兄弟不薄啊！”完後再也吝發一語。學生們眼巴巴又等了不少功夫，看著等不來下文了，就告辭而出。
“一輩子沒出息”和權貴們都厚待自己，應該是馮友蘭晚年內心的自我認知和歷史定位，說明他對自己的一生既悔愧又得意。我相信馮友蘭真的說過這番話，因為它們太符合一個一輩子追逐功名的哲學思考者的雙重人格了。不過，他的前一句不留情面、自我懺悔的話卻並不準確：因為在1949年之前，馮友蘭是極其有出息的。他少年即名滿天下，對西方人來說他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他。據說直到幾年前，樸槿惠在鋃鐺入獄之後還說：“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我找回了內心的平靜”。但是，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生不逢時太不幸了，馮友蘭“有出息”的好日子沒過幾年就到了1949的大劫難之歲。那一年的12月，國民政府一架專機降落在如同今天被土匪草寇占據的喀布爾一樣的北平機場，前來緊急搶救、轉移仍然滯留、困守在即將陷落的北平里的著名知識分子——可惜當年國軍不像如今美軍，無法運出接走更多大禍臨頭、渴望逃離恐怖的平民百姓，否則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蜂擁到北平南苑相互踩踏——。此時的馮友蘭是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在國寶名單的前列。然而，馮友蘭卻也像今天那些對塔利班一再詛咒發誓的謊言一廂情願、信以為真的蠢貨們一樣，聽信了共產黨的欺騙，天真的以為“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有用的”，居然堅持要留下來與狼共舞、與虎謀皮。當然，這還真不能怪馮友蘭。半輩子浸染中國傳統價值、道德、文明的他，自信熟悉這個老大民族幾千年一脈相承的倫理和人性，自忖深知歷朝歷代帝王之道和君主皇權的風範、品性、規格，根本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原來乃是萬年不世出的一個妖孽和劫數，完全想不到禮儀之邦、信義之國竟會孽生出這麽一個違天理悖人倫的鬼怪伏地魔，永遠不曉得世上還有一夥強盜打下天下的目的原來是毀滅、蹂躪、糟蹋國家——他和今天中國那些好了傷疤忘了疼、第二次上了塔利班當的愚不可及的混蛋學者們還是完全不同的。
很快，馮友蘭就後悔莫及自己的見識愚鈍、眼光淺薄了。但上了賊船就下不來的他，如今只能俯首屈身的乞命、茍活、求生了。他謙恭的辭掉了清華文學院長的職務，然後給新君毛澤東上了一道語句卑微、諛詞肉麻、自我醜化、竭力輸誠、逢君之惡的奏疏順表。一周之後，新君的朱批下來了，里面屈尊俯就、冷漠嚴酷的說：“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收到這麽一封熱臉貼上冷屁股的信，馮友蘭猶如一盆冷水澆下，又像吃了一個死蒼蠅。他在回憶錄里說：看了信的內容，“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點反感，我當時想，什麽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麽不老實？”
可是不舒服盡管不舒服，毛澤東的“既然你自投羅網進了監牢就得先挨三百殺威棒”的目的卻達到了。從此之後，馮友蘭心里的陰影成了潛意識、無意識和下意識，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心甘情願、低三下四、一再再三、不厭其煩地表達自己的“老實態度”：1951年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時任印度總統普拉沙德介紹馮友蘭成就時大為恭維他的《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猝不及防的馮友蘭驚弓之鳥、忐忑不安，下一程到了加爾各答，他終於抓住機會在講話中趕緊亡羊補牢的聲明：“中國革命的成功，讓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是沒有任何價值的”；1963年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開會期間，毛澤東接見了馮友蘭、劉大傑、周予同、周揚等人，大寵若驚的馮友蘭，激動難抑，立即“急就章”對聯一幅：“執手感關懷，三人並列文、史、哲；集會明任務，一筆齊掃帝、修、反”；1964年全國政協會議間，馮友蘭被毛澤東召見，沐浴雨露的馮友蘭，夜不成寐，疾書詩一首：“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舊史新編勞詢問，發言短語謝平章。一門親屬傳佳話，兩派史論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願隨日月得余光”；1966年，馮友蘭在工作的北大哲學系做了《自我揭發和自我批判》的長篇發言；1968年11月，得知是毛澤東的講話間接使他出了牛棚，感激涕零的馮友蘭，流著淚上書毛澤東表達肺腑之情，並獻上《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朝前邁。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過於激動之下，他的詩才詞能一時無影無蹤、百喚不回，雖然情真意切，但遣辭用藻、糟蹋古詞直追郭沫若；1968年12月，一起被揪鬥的翦伯讚留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遺言後與夫人一起服藥自殺，狐悲“他人命不長”的馮友蘭晝夜憂心即將“自己歸來喪”，趁著謝靜宜來看他，托她代為跪呈詩一首給毛澤東：“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話里話外乞求毛澤東好歹刀下留下自己卑賤的性命；1969年夏天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周年這種屁事，馮友蘭都不忘了諂媚歌頌順帶扇自己幾個嘴巴：“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終於一命嗚呼，馮友蘭悲不能禁，當天痛心疾首、感恩戴德的賦詩：“神州悲痛極，億兆失尊親，一手振華夏，百年扶昆侖。不忘春風教，長懷化雨恩。猶有鴻文在，燦爛照征塵”；幾天後意猶未盡，他又加賦一首：“紀念碑前眾如林，無聲哀於動地音。城樓華表依然在，不見當年帶路人”……
1963年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開會期間，毛澤東接見了馮友蘭、周予同、劉大傑、周揚等人。
看了郭沫若、馮友蘭寫的那些讚美詩和君王頌，我真替當代的核心們惋惜：他們生的年頭太晚，尋遍中華大地的犄角旮旯、陰溝暗道，也只能找來些看到“主席喚、總理呼，黨痛國愛”就恨不得自己馬上被地震砸死好趕緊去不但享受“做鬼也幸福”、而且還能“盼墳前有屏幕”來“看奧運、同歡呼”的王兆山和“感謝你，冠狀君”的作者們來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再也無法命令那些從貨真價實的民國老年頭里自帶流量而來的大師大家們為自己捧場踮腳——這些大師大家哪怕詩文寫的再爛，吃瓜者們也只能忐忑、猜想自己水平太差檔次不夠或對方大雅若俗、大智若愚，而絕不敢去懷疑權威、挑三揀四、不恭亂噴。
馮友蘭雖然全心全意、卑躬屈膝、不擇方式的懺悔贖罪、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但仍舊逃脫不掉在共產黨眼里、心里的他早年欠下的孽債。文革驟起，算總賬的時候終於到了：北大最終給他的結論是“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禦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經失去的天堂，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覆辟……成了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他被兩次抄家，所有貴重物品、藏品全遭劫掠；家里搬進另外五戶人，自己夫妻蝸居於一間鬥室；工資皆被凍結，兩人每人每月發給12元活命費；關進牛棚天冷了回不了家沒有冬衣，只能披著麻袋片去參加批鬥；除了挨鬥寫材料，余暇全用來打掃街道；他尿中毒了住院，手術還沒做完就被趕出來，只好拖著尿瓶接受批判。這個時候，哲學家人生洞明和世事通達的效用就顯出來了：馮友蘭雖然膽小怕死，但絕不小心眼想不開；這樣人不人鬼不鬼的窘境居然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胃口和飯量，連窩頭鹹菜都不肯將就少吃，竟然向紅衛兵看守們索要更多；紅衛兵目瞪口呆說：“別人一份都吃不了，你怎麽還想要兩份？”馮友蘭臉不紅地說：“我的飯量大”——絲毫不像同住的洪謙，心情壓抑、水米難進，每頓只能吃馮友蘭食量的四分之一。
在馮友蘭漫長的一生中，他變來變去；而且每次變後，都毫不猶疑、也絕無吝惜地否定、出賣掉以前的自己，把過去的人生貶低的一無是處和一文不值。馮友蘭不像郭沫若，郭沫若也變來變去、也出賣自己，但他總是變在潮頭來到之前、賣在賣方市場之上，而且變了、賣了之後還能自圓其說地為過去的自己辯解和解套，讓人相信他始終和永遠正確。馮友蘭看似見風使舵、好像聰明順勢，但他總是變在風口之後，總是變得晚了一步，總是賣的失之東隅，總是賣得買方為王。郭沫若的變證明他永遠正確，馮友蘭的變說明他總是錯誤。在共產黨的厚黑環境中，馮友蘭終於大徹大悟，知道要想茍活和死里逃生，必須以攻為守、以進為退的去迫害別人，因此他漸漸也變得厚黑；但即便如此，他的厚黑也還是遠遠不夠，即使想整人也很少能輪到他有機會、夠本領。所以，馮友蘭的變和賣，不是主動、不是無恥、不是投機、不是為了權勢、不是為了整人、不是為了榮華富貴、不是為了金錢美女，而純粹是被逼迫、為自保、求生存、留小命。老不得不變的人、老需要換東家緊跟的人，說明他老是做出錯誤的選擇，說明他老實弱勢、任人宰割和受人欺負，說明他更易命運多舛、殃及池魚和禍起蕭墻。因此，你可以說馮友蘭沒有骨頭，但他可憐不可恨——至少，我對他同情而不蔑視。馮友蘭雖然不甘寂寞、功利心強，但在一個清平世界里，這不但不是罪過，或許還是動力。我不恨馮友蘭，因為他是一個純粹可憐的書生而不像郭沫若是一個可恨的政客，他最後糊里糊塗地卷進了自己完全陌生的權力角逐，純屬身不由己地被人脅迫利用。我不恨馮友蘭的另一個原因是盡管他變來變去、賣身投靠，卻從沒因此少受過一天罪、沒因此得到過了不起的好處：晚年雖然受寵於江青，過過幾天風光的日子，但江青倒霉後，他占的那些便宜，很快就加磅幾倍的找補回來了。
胡適曾當著錢穆的面評價馮友蘭：“天下蠢人無出芝生之右者”。馮友蘭既不能堅持原則信念、風骨人格，又不能未雨綢繆，提前看好潮流所向、大勢所趨，以便搶得先機、占盡便宜；最終弄得不但自己、而且連累老婆都跟著既飽受劫難、又丟人現眼，以至於老婆都看不起他：夫人任載坤恨之入骨他在“四人幫”即將失勢的最後幾年還毫無主心骨的跟著批孔批儒、加入“梁效”班子、被裹挾入一竅不通的政治搏殺、並最後進了一次華國鋒的絞肉機，罵他：“天都快亮了，你還在床上尿了一泡！”結果，馮友蘭生時不能如郭沫若、沈雁冰那樣享盡殊榮，死後又不能像梁漱溟、熊十力這般垂範士林。他晚年對一幫素昧平生的孫子輩學子第一句話就說自己“一輩子沒出息”，未嘗不是終於領悟和承認了自己進退失據、攻守皆輸的第一“天下蠢人”的事實。適之先生能在幾十年之前就看穿人的一生，真是目光如炬的先知呀！
既然馮友蘭最後終於壽終正寢、得以善終，我們也就不妨寬容一些，不像譴責導致吳宓的苦難不幸那樣對共產黨再次譴責了。進一步地，我們還可以更正能量一點的看待馮友蘭的一生：如果他一輩子生活在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或者一輩子留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歐美大學，獨立自主、自由自在、順風順水地教書做學問，哪怕他再不甘寂寞，他95歲的人生能像他真實經歷的這樣大開大闔、跌宕起伏、驚心動魄、曲折入勝嗎？不要說當時的過程如何如何的苦痛卓絕，核心說的“艱難的探索”不也是一種經歷和財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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