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在新德里示威，救我於死亡之手
有一天早上，我以為又要接受審訊，結果說是有親戚來探訪。「你跟洛桑和多瑪有關系嗎？」達杰問，我點頭。達杰把我帶到另外一個房間，哥哥的兒子洛桑和他妹妹多瑪正在等著。洛桑於1981年曾到寧塘來看過我。現在他穿著很好的衣服，臉上油光光的。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只熱水瓶，一個籃子裡面放了餅干和一塊藏式奶酪。多瑪倒了一杯茶遞給我。洛桑說他們現在住在拉薩，他當裁縫，生活很好。我的繼母也跟他們住在一起，不過她現在病得很厲害。洛桑告訴我警察也去查過他們。「長官說如果你老實交待的話，他們會釋放你。」他說，我沒有出聲。「班旦，請你坦白吧，為了我們的緣故，」洛桑說。接著他和多瑪開始哭起來，我叫他們別擔心，請他們好好照顧繼母。達杰來把我帶回牢房。
我又被帶到審訊室去，洛桑和多瑪眼中的淚水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我告訴審訊員，現在願意交待了。年輕的中國軍官給我從熱水瓶裡倒了一杯茶並且請我吃餅干。我開始敘述我從八歲以來的身世，他們沒有打斷我。當我講完故事之後，年紀大的審訊員湊過臉來問「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被抓進監獄裡來？」「你們在我哲蚌寺的房間發現了證據，所以逮捕我，不是嗎？」我問。在沒有弄清楚他們知道多少內情之前，我不願意吐出更多的話來。「那你承認自己的罪行啦？」年長的干部說。我松了一口氣，他知道大字報的事，但是顯然不知道桑丁幫我偷偷帶出去給達賴喇嘛的那一篇報告。
我承認張貼了大字報，但是接著就引來其它的問題﹕誰給了我筆、紙和漿糊等等。他們要知道我是單獨行動還是有同謀，我一再重複這是我一個人做的事情。當局不滿意我的回答。第二天他們要求我把一年來接觸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寫在紙上。我怎麼能避免牽連朋友呢？我決定不向他們提供名單，只向他們交待出我的「同謀」。我說藏在熱水瓶裡面的國旗和那幾張紙是一個名叫洛桑格列的老僧侶給我的，我知道他在我被逮捕的那一天夜裡去世了。「誰是洛桑格列？」審訊者問。「他在寧塘」，我回答。他們把他的名字和一些細節記下來，似乎對我的招供感到滿意。我已經連續被審訊了十一天了。我的計謀成功了。
幾天之後一個中國干部告訴我，他們已經抓了洛桑格列，他作了徹底的交待。我聽了以後只是暗笑，知道中國人不願意丟面子。不過依然覺得很困惑，為什麼這一次沒有遭到毒打？難道這些審訊者發了善心？事後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幾個在哲蚌寺被逮捕的人被判了死刑，我的親戚們已經在拉薩的大昭寺替我點了油燈。聽說新德里的藏人在中國使館門口進行示威游行，要求將我釋放，這是把我從死亡之神手中救出來的原因。
1984年再度被判刑八年
到了1984年年初審訊告一段落，四個穿著深藍制服的高級司法官員，宣讀了我一系列罪狀的控訴狀，並且問我內容是否正確，我點頭，接著把指印蓋在文件上。以前犯人們僅僅得到一張紙，上面寫著判刑結果。文革時藏人經常連審訊的記錄都沒有，就被投進監獄。現在是「新紀元」時代，當局建立起所謂的司法制度。
一天早晨，我被一輛吉普車載到拉薩的法庭。已經坐了二十多年的牢，這卻是生平第一次經歷法庭審判，不知道等待我的將是什麼。法官是一個胖胖的名叫多杰的藏人，他簡略介紹庭上的其他幾個官員。一個名叫普布的老人被帶上來，這是我的辯護人。法官問我有沒有什麼話要說，我看看普布，想他也許會做一些什麼建議，可是他只是一動不動地面對法官坐在那兒。
「有要說的話嗎？」多杰重複問道。「我不認識我的辯護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任何人拿出證據來證明我有罪，」我回答。法官不理會我，下令審判立刻開始。一個年輕的西藏人站起來讀訴狀，提到在我房間找到的物證，並且說我承認了張貼過大字報。法官又給我一次機會發言，我開始陳述﹕中國人一直宣稱西藏十分進步，這都是假的，藏人並沒有象中國人宣布的那樣從農奴制度中被解放出來。我接著敘述寧塘村民的生活情況和那邊嚴重缺糧的現象。法官讓我把話說完，然後帶著不同意的笑容說﹕「瞎子只能看見黑暗，反動分子也只能看見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陰暗面。」
1984年4月29日我被再度判刑八年。我已經五十一歲了，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國人在我的國家裡所設的監獄中度過。新家在俄日尺度監獄（Orithridu)。發了一套夏天和冬天的制服，要管三年穿。我被分派到主要是老年人組成的大隊，指定從事比較輕微的勞動，象照管菜園或在廚房裡幫忙。會議已經不象以前那樣嚴厲，也不需要假裝吹捧黨和它的領導人。但是犯人仍然需要定時學習，每次都要討論《西藏日報》上的文章。
國際聲援達到獄中
那一年九月，我經歷了一次很奇怪的會見。我被叫到主樓的一個房間去，坐在一張鋪了很講究的桌布的桌子前面，上面有一只熱水瓶，兩只很昂貴的杯子、一盤餅干。牆上掛歷的照片是中國現代化的建築。稍後，一個年輕的中國人進來，他打著領帶，攜帶了一個很講究的皮包。他的翻譯替我們倒茶，招待我們用點心。「他們怎麼樣對待你？」他說他是從北京來的，需要知道監獄的管理人對我好不好，我需不需要進行醫療檢查，他的態度看起來十分真誠。當時我對這種待遇感到非常驚奇，但是後來才知道我當時被意大利的一個國際大赦組織指認為良心犯，所以這次的訪客跟那個組織向中國政府和拉薩當局寫信，有直接的關系。但是不久之後，警衛們又恢復了慣常的殘暴。
改造不了就受虐待和酷刑
有一天，我對廚子達瓦抱怨，供應的茶常常都是涼的。過了一會兒，達瓦帶著一個名叫強巴的守衛走到我房間。犯人都叫強巴「爺爺」，因為他的白胡子。強巴問，誰抱怨了，我說是我。他說要測試茶是否真是涼的，說完之後，就把整整一熱水瓶裡的水倒在我赤裸的右手臂上。其他犯人看到強巴揮舞著電棍走向我，都急忙躲開了。開水把我燙得疼痛難當，接著他接著用電棒不斷剌我的肩膀和胸部。廚子站在一旁觀看，非常欣賞這場權力的示範表演。強巴瞪著其他犯人，好像在說「下一個輪到誰？」我痛苦得大聲喊叫，其他的監獄干部跑來看發生了什麼事，我大聲喊道﹕「黨在殺害一個犯人。」一個上級干部把大家趕走，然後責備強巴和廚子。我被送到醫療室去，一個年輕的護士替我處理燙傷。
共產黨現在改變了策略，以前舉行坦白和批判大會是為了要把我們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如今黨注意到這些政治犯不會因為黨讓他們改造，他們就能被改造。我們這些人被打上「改造不了」的標簽，同時得到相應的對待。唯一能讓政治犯讓步的方法是把我們孤立起來，同時讓我們盡可能多受痛苦。在俄日尺度打人是家常便飯。警衛們都象要赴戰場一樣全副武裝，他們隨身帶有手槍和兩把別在腰帶上的刀，還常有兩種不同的電棍﹕一尺長的短電棍上面有閃亮的塑料把手；另外一種是長電棍，伸長了象一把劍一樣。警衛也穿盔甲，有時候他們這樣全副武裝連走路都有困難。警衛們經常毫不猶豫地用手中的新式武器來對付我們這些改造不了的犯人。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