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抗戰烽火終止了王齊相聚的筵席
可不幸的是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隨之就是大半個中國處於失守。在國敗家亡時，王纘緒忙於迎救中央入川後，又率軍奔赴前線。乃北方戰時可危，王纘緒派部屬把齊一家四口與長房妻兒送到重慶居住。
據王復加與齊白石全家經多日相處卻介紹說：「因我們（指王纘緒孫輩們）要在祖父創辦的私立重慶巴蜀學校讀書。當時我的父親王澤浚也隨祖父王纘緒奔赴抗戰前線。僅母親帶著我弟妹們由成都到重慶，而重慶的許多房子讓祖父提供中央軍作了抗戰指揮部，齊的一家是與我家同住一處。在祖父奔赴前線後，白石老人可不像在成都那樣的風光，他失了倚重。只見他日漸苦惱，整日閑在家中苦練繪畫，搞得若大的居所都隨處可撿到齊廢棄作品。我和弟兄們經常撿些蝦兒或魚兒帶到巴蜀學校與同學們一起玩耍。另外他在成都居住與祖父閑聊說：「他缺乏自信，敏感又多疑等類似事，還誤會好友王森然。然而對這些缺點，自己曾在成都治園公館特意刻「吾狐也」印提醒自己，邊款很有意思：「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時客成都之治園。」那時的齊白石誰都知對王將軍是如此崇敬與信仰。
但因祖父王纘緒奔赴前線，昔日曾介紹給予齊相識的名人異士乃書法界人士等都不再與他往來。依然清楚記得，齊臨別前與大眾一樣，天天報怨國情局勢，他長嘆氣說：「戰爭使其欲望就此落空」！
世道蒼茫，前途未蔔，此時戰役更加激烈，日機將集中火力對準重慶為攻擊目標，每日都輪番轟炸。祖父在前線曾特派專人護送齊全家返鄉時。除交待護送人負責返鄉所有費用外，另讓家人交給齊400銀元，僅作為齊與家人路途備份零用而已，不存在任何交易。
那麽，幾年後為何一場被外界看來頗為圓滿成功，為20世紀30年代的齊白石在西南贏得極高聲望四川之行，會被他在事後滿腹牢騷？則幾年後發生巨變的是國共內戰即將興起，國民黨仕途已不被齊看好，因他曾長期住過王纘緒成都治園公館，為撇清關系，卻翻騰日記塗抹掉關於王纘緒的一切記憶。當齊塗抹的那一刻，把自己認定的崇高摯友而變成陌路人。
十二、齊白石的內心千千結
1941年冬（時隔六年），又追憶起蜀遊之事，於是他在日記後補記道：「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後人見之笑倒也……。」到了1946年9月9日，齊又翻檢出《蜀遊雜紀》手稿則再次在日記結尾直言：「偶檢舊書，見此本子也，伴我虛遊四川。」但胡龍龔著《齊白石傳略》稱：「齊白石在成都作品還是不少……。」齊《自述》中他又向張次溪回憶說：「有人問我：『你這次川遊，既沒有做多少詩，也沒有作什麽畫，是不是心裏有了不快之事，所以興趣毫無了呢?』我告訴他說：『並非如此!我們去時是四個人，回來也是四個人，心裏有什麽不快呢?』齊反復無常之態但給後人所作齊白石傳記著作中，對一些情節都采取了語焉不詳的敘述。」從二者關系看王纘緒是軍政要員身份和齊白石平民以刻字轉為畫家之間，人們極易想象不出「附庸風雅」等詞匯，於是衍生出一些民間說法。後引起四川省文物專家對此深有研究及論證，（轉載）他們認為：第一，王纘緒將軍看重齊白石藝術成就，屬獨眼識慧，不惜重金且連續數年不間斷購買其印和畫。齊白石為王纘緒將軍作畫乃求購而非贈送；從很多史料中看出齊白石對王纘緒將軍，亦心存感激。
可就在抗戰結束，一場內戰隨之爆發，當國民黨處於冰消瓦解，日趨不利氛圍時，不少人士是四顧茫茫，憂心如焚。這時，生性多疑又膽小的齊白石已看出形跡，善懂機變要撇清與王纘緒的關系，劃清「界限」。卻罔顧事實地否認兩者關系，甚至否認住在治園公館。齊在《蜀遊雜記》上塗抹掉有關他與國民黨極為重要人物王纘緒的一切記憶，自然引起眾人猜想交惡之因。
對王纘緒將軍而言從未表示對齊白石不滿，如若交惡系雙方才可行成。於1946年抗戰結束後，齊白石《遊蜀雜記》出現塗改字跡，可以看出是他個人開始疏遠。相反，王不知情，並在1949年2月曾向記者說：「齊白石先生的畫是我所愛」。據研究學者認為，王對齊疏於問候確可發生，因為1937年至1946年處於抗戰時期，他作為總司令率第29集團軍赴前線作戰，1938年授命擔負抗戰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全川軍管區及保安總司令等諸多的重要職務，又於1940年請纓再次出川抵禦日軍入川，先後任第五、第六、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並指揮諸多的重大戰役，而占據他全部時間和精力。直到1946年國共內戰再起，由於國民黨的失敗，自然像王纘緒這樣的高級將帥是不被看好。況且，齊白石瞬間成為中南海毛府中的座上賓……，與政治鬥爭相配合的文化藝術也是風起雲湧，變化無常。加之齊白石的入川，曾經打破四川書畫界與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響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該個別人製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
十三、齊白石遺恨王瓚緒結是三千元
如1936年5月28日《蜀遊雜記》齊寫到：「廿八日申時到成都，住治園公館。」可齊白石有意把他抵達成都後的住處用墨筆塗掉，但成都《新新新聞》就有24篇新聞提及齊白石在四川與王治易將軍各項活動等，於5月28日報道齊白石到成都下榻王纘緒治園私邸。又如《蜀遊雜記》齊寫到：「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幹。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方三。謂方鶴叟，名旭。」末句「千秋名跡借方三」的「借」字下方有墨筆塗改痕跡，「方」字是後補。而「謂」字後也被塗抹掉，改寫為「方鶴叟，名旭」。此舉，分明是齊白石否認事實真相。
因王不是江湖之人，從未有結拜兄弟之事。他在家中兄弟行三故稱王三，齊為顯親切，才在《岱廟圖》中稱王纘緒為「治園三弟」。因1935年王纘緒任第四十四軍軍長兼國軍剿匪第五路副總指揮及第六路總指揮兼第一縱隊總司令。故而齊白石詩中所稱「王纘緒軍長」。
今已不難看出，極會洞徹世態的齊白石，為何對恩人說翻就翻？這分明是因政治立場要擺脫不利關系，而刻意抹去及惡殺掉與王纘緒有關任何信息與他們之間的美好過去。甚至是他自己製造出事端證明他與王的關系未曾好過。但他不夠智慧的犯下低級錯誤是，他忘記有這麽多的報刊都在那個時期報道過他所有信息。
「勝者王，敗者寇」，轉瞬間王纘緒上將的處境敵不過徐悲鴻大師，可沒有王纘緒為齊前期鋪墊，他是得不到徐大師提攜，加之搖身一變儼然靠毛澤東為依托，成了當之不愧的人民「藝術家」。便理所當然讓人把他塗改日記大作文章，甚至侮辱落井之人，稱「王纘緒自許儒將，喜玩古瓷器及書畫，有權有錢，曾在鑒賞王纘緒家藏古畫時，齊指出贗品居多，未在假畫上題字，因此沒付給齊重金等等。
曾於1936年9月21日齊白石致弟子姚石倩書信說：「予已與中英弟有約每月來函一次。無論老年人答與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亂，已免懸懸。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執吾弟代王纘緒許贈三千之函說話，纘緒騙人三千元，吾弟從中難矣，吾愛吾弟，故一擲千金，足見君子與小人也。方鶴老、曾默躬如相見，代稱名問安。」
事實上，姚石倩是王纘緒將軍門客及幕僚，不具有經濟上的決定權，不可能代王纘緒將軍許贈三千元。而王纘緒將軍也不缺這三千元。為什麽王纘緒將軍要決定贈送齊白石三千元？贈送金額確定的標準是什麽？理由是什麽？卻都沒找到任何史料可以佐證。相反，王纘緒將軍對知識分子、對文化人的尊重，卻有不少記載，尤其對貧困家人，都是傾囊相助。作為任何人都難已想到，一個曾施重金購置印章與畫作、還外贈小婢、及特派專人邀一家四口入川，並長居近一年的友人府上，是會坑三千元的人嗎？
十四、軍人的劍與畫家的筆
而世道一變，人性也隨之改變的齊白石被塑造成勤勞農民象征，而王纘緒已從抗日名將淪落為潛逃的反革命分子。這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把王纘緒製造成「壓榨」人民藝術家是合情合理，視同革命需要。但不難讓人想起「農夫與蛇」的故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見人見誌吧！
時隔今日，曾指王纘緒家藏古書字畫多為贗品，是否屬實？都已不攻自破！歷史終究為歷史，不要以當今現象看待過去的歷史，一些事實與人物是彼是此不能顛倒混淆。關於齊白石是否擅長鑒定書畫？等諸多問題及困惑？已有記者專門查詢四川民國史料和國家博物館原史，卻有以下發現：
一、在民國時期，四川所有將領中也只有王纘緒是唯一的秀才出身，他具備良好的古典文學基礎，與黃賓虹、張大千、陳澤霈等不少名人往來甚密。其家藏多為珍稀文物，如唐人《妙法蓮花經》卷、元人《仙山樓閣圖》扇面、冒辟疆《草書詩文》軸等歷代名家畫作。金石學家曾默躬、姚石倩等長年住在治園府為其整理編目。1952年10月10日，王纘緒將軍分別將家藏文物送交西南博物院(現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和川西博物館(現四川博物院)保管。由此可知王纘緒將軍並非粗劣武夫，其收藏品中不乏國家珍貴文物居多。
二、在王纘緒將軍收藏書畫中，從未出現齊白石任何書面鑒定結論。今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保管部江潔女士查詢藏品告知，王纘緒將軍藏品中也沒有發現齊白石題跋。但王纘緒將軍在其收藏的古書畫上廣泛使用了齊白石刻製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項聖謨山水人物圖冊》就鈐有齊白石為王纘緒製印多方，如「治園眼福」、「治園所藏」、「治園心賞」、「王纘緒印」、「王治易」等印。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趙之謙花卉圖扇面》上鈐有「治園心賞」。在戴山青編《齊白石篆刻作品選》收錄有多方齊白石為王纘緒製作的收藏印，如「治園暫有」、「治園考藏」、「治園鑒藏」、「治園藏書」等。這些印章是從1931年至1936年，王纘緒將軍購置齊刻印章共100枚中的一部份。
三、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聞》報道中：「在治園公館內，齊氏語王，謂早間已晤余中英、姚石倩諸人，並極賞姚家藏之板橋道人畫竹有瀟灑出塵之態，王謂彼亦藏有板橋畫竹四張，現存重慶取來欣賞。當談到鑒別古董，大家都認為書畫鑒定是一件很難的事。」
現藏北京畫院齊白石在成都刻製一方鑒賞印「白石見」，這枚印章邊款雲「丙子六月，治園」。丙子年為1936年，該年六月齊白石就是居住在王纘緒成都「治園」公館。經專家鑒定說：「相對於姓名印和詩文閑章，齊白石的鑒賞印非常少，從中可見齊對古書畫收藏態度。今保存在北京畫院的齊白石收藏品，也多是師長、友朋、門人作品，更像是保存自己的文獻資料，而非帶有主題性的專業收藏。」
最後，王纘緒長孫接著說：「1948年初，國民黨面臨崩潰之際，各路敗兵湧向成都。李宗仁攜郭德潔女士來到治園公館向祖父辭別，他把乘坐林肯牌轎車留給家人使用。於1949年初蔣介石曾派蔣經國、俞濟時到治園公館，向祖父王纘緒傳達迅速收拾資財家小離開大陸，同飛臺灣。並傳達特派兩架飛機，叮嚀祖父王纘緒把他所有文物也帶到臺灣。可祖父王纘緒沒有聽從蔣的安排。並堅持不去臺灣留守大陸。此時，祖父長女王澤瑜在香港，知父珍愛家藏，電告「速攜物去港」準備移民美洲。而祖父同樣沒有采納女兒的建議，他說：「這些文物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帶出國去，最終落入洋人手中。」由蔣公派經國和濟時來家相勸後，又曾派楊森由重慶赴蓉到治園公館相勸去臺，也都被拒絕。」
摘取《新新新聞》報載：「1949年2月8日，王纘緒將軍在家宴請摯友，宴客的地方是在他家後院洋樓下，客堂裏掛上齊白石的山水屏條四張，又花鳥四張，當中壁上大幅紫藤一張。大廳裏面兩邊白壁上分左右共掛上大幅山水十二張，也是齊白石畫的。來客疑心王將軍是在待客之際開齊白石畫展呢!大家在主人殷勤款待下，慢慢地吃著喝著。席間無所不談，到杯盞狼藉之後，好像大家都有話要說，主人也希望客人多坐一會兒，於是又你一句我一句，對於當前的時局都非常苦悶，因而更打開了王將軍的話匣子。他把他在抗戰勝利後向中央當局關於內政、外交、軍事、經濟諸大端建議是如何的，他失望得很，因為他所建議的，當局只是點頭稱好，而從未實行一件。鬧到今天這個樣子，他除了感概外，更加悲憤。當談到他收藏畫甚多時，他幹脆得很，對大家說：齊白石先生的畫是我平生所最珍愛的，在座諸公，如果你們也喜歡他的畫，除這十二條山水留著紀念外，其余外面的，你們可以每人取走一張。大家都充滿驚喜的心情，一轉眼間，王將軍早已將取畫的木叉拿在手中，問大家愛那張取那張，並聲明確系誠意並非玩笑。於是劉自新心厚得很，要了齊白石四張山水畫，有的要了一張，有要兩張，外面客廳裏的畫光了，他說還有，又引大家到別一間客室裏大取特取……。」
十五、王瓚緒促成四川的和平解放
1949年蔣公從重慶來到成都，曾在北較場召集四川將領開會，命上將王纘緒復位至抗戰初期的軍政雙重大權，他手持八千份國府委任狀在成都收編各路國共戰場退兵，組織起了強大的軍隊，準備作最後決戰，蔣令他與成都、重慶兩大城市共存亡。
1950年，王纘緒出於對國家與民眾愛戴，在成都召集各界與他麾下上百萬軍隊起義，賀龍等人曾特意到王纘緒治園公館專訪，並商討接管等諸多事宜；並傳達人民政府委任王纘緒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省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等職。但都被王纘緒婉言謝絕。
1950年，王纘緒將軍把自己創辦二十多年的重慶私立巴蜀學校（乃民國時期的著名學校）和創辦11年的西充巴蜀分校（今西充中學），以及他畢生最珍貴家藏文物全部捐獻國家。王纘緒將軍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不可復製的文化遺產，以及最寶貴的文物遺產。至今巴蜀中學和西充中學仍都是國內最著名的學校。
於1951至1952年王纘緒將軍分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館（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國重慶三峽博物館）捐贈了他全部家藏。他的文物現藏四川博物館字畫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為曾默躬、姚石倩、齊白石所刻）；瓷器8件。現藏重慶三峽博物館的字畫300余件（套），其中一級文物44件，二級文物96件。據當時接受捐贈的工作人員孔叔苑先生與何域凡先生，曾在《捐贈目錄》中特別註明「精品字畫諸多」。今重慶三峽博物館在「景仁懷德」展覽《前言》稱：「王纘緒先生捐贈300余件（套）書畫，全為珍貴文物」。當今已有不少專家鑒定其藏品的品級為首屈一指、價值連城。王纘緒諸多藏品為國寶級有：唐人《妙法蓮花經》卷、宋拓《韓琦墓誌》、宋人院畫冊頁、元人《仙山樓閣圖》扇面、冒辟疆《草書詩文》軸、徐渭《草書詩文》軸、王鐸《草書詩文》軸、傅山《草書詩文》軸、藍瑛《疏林遠岫圖》軸、李復堂《秋葵圖》軸、羅聘《研山圖》卷等等歷代名家畫作。（以上記錄均為博物館提供）
十六、王纘緒將軍提攜陳子莊
陳子莊，重慶市永川縣，下裏巴人，幼時家境貧寒，他六歲時一面牧牛，一面拜拳師彭水老六為師學武，之後竟成了武林高手。但他浪跡江湖，依僧而居，靠廟貢為生，後參加成都武術打擂，打死第二十九集團軍教官，榮獲頭獎。因生活窘境，王纘緒任其少將侍衛，從此便成為王纘緒治園公館出入一員。故而，他生活在一個特殊地位的家庭環境裏與濃厚的文化氛圍中，王便待他如同家人一樣，並有意識地培養陳子莊的文化素養，以及他在書法上的造詣都給予了足夠提攜與重視。陳子莊作為王將軍侍衛20多年，他曾奉命赴上海迎接黃賓虹入蜀，長期居在治園公館。故而，黃賓虹和齊白石等人卻都在不同時期，入川長居在王纘緒治園公館。於是，陳子莊便有了向著名畫家黃賓虹和齊白石等人學習與交往和機會。
自1949年12月25日，王纘緒在成都招集了各界民眾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他的軍隊整合到各共軍部隊。陳子莊仍是王纘緒侍衛改稱秘書兼第十八兵團聯絡部成員。至1957年因陳子莊告發王纘緒出境真相，王被關押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三年，即未對他作出任何定論與判決。最終，王纘緒以絕食抗爭到死。而陳子莊升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第三屆委員會委員。於文革陳受打擊，晚年窮困潦倒，其畫作被人拿來糊窗的下場。他言道：「自己思想境界遠未達到文人境界，談不上藝術兩字；書畫是道德體現，藝術家的心量無窮，一個小小印章，一幅畫作都往往可以窺見人心品德。」
七十多年前的中華民國正處在風雲交集，大半個中國已盡遭日寇鐵蹄踐踏的危難時刻，王纘緒將軍辭省主席之職出於對祖國人民的愛，他攜子孫三代率領第二十九集團軍全體將士，英勇拒敵四川陪都大後方之外。乃八年抗戰歷史其濃彩重墨的戰績，是任何人無法從抗戰歷史長河中抹去。再有他創辦的重慶巴蜀學校（今巴蜀中學），至今在教育領域仍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曾為國民免遭內戰戰火塗炭，而選擇了和平解放四川的種種壯舉，卻都是很難讓國民忘懷。
附二份摘要：近來，收藏大家郭慶祥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藝術品收藏講座中惡批齊白石稱：「齊白石本來是雕花木工，30多歲才開始學畫畫，沒什麽學問，也沒讀過多少書，書法、國畫、構圖、筆法都只能死仿吳昌碩，齊白石是一位自稱「硯田老農」的普通人，齊白石都是拜官舔菊的頂級高手，後弄成美協主席。可以說，齊一直是被同時代文人所蔑視。於建國後成為了人民畫家身份，但低俗愚昧，思想膚淺、不學無術，比較接近江湖騙子。」
另摘取韋昊昱博士，本科畢業於四川大學，獲文學(藝術史)和歷史學雙學士學位，主要研究20世紀中國近現代藝術史和藝術史學史。曾在北京畫院舉辦講座《1936年齊白石的巴蜀之遊》，連續5年參加北京畫院「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學術研討會，並作專題發言。其內容摘要：「由於北京畫院「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公布了大批此前從未面世的齊白石信劄與手稿，其中有齊自1919年至1950年之間給四川弟子姚石倩所寫的41通書信手稿，即《瀕翁手劄》。昊昱博士對齊自述、年譜、日記、雜記、詩稿、書信、賬簿、金石書畫等既存原始史料的基礎之上，結合民國新聞報道、時人回憶、今人傳記、研究專文論著等，更了解到齊生平所涉四川一些極為重要稀見史實細節，逐一進行了發掘、整理與考釋，對現有一些含混不清或有悖史實描述，首次加以修正與糾謬。作者已力圖搞清齊的社交關系和藝術思想，更展現出齊白石穿梭活躍在軍、政、商、學等不同界別之間的人際社交網絡。」
昊昱博士還介紹到：「如齊白石與川名士王纘緒、顏雙表、吳秋士、田伯施等人的書畫金石酬應與潤金糾紛，從中折射出北平和四川兩地之間的文化聯系。這批書信還反映了齊白石的家庭生活狀況，如他不斷請求王纘緒為家中兒女安排工作，尋找側室失聯家友等。一窺齊從半生飄零，直至老身衰頹的言出心曲與所思所感，層層勾稽尋繹齊白石在不同歷史時段的心路歷程與多樣性格，見證這位「硯田老農」在被波詭雲譎的時代旋渦裹挾之下的人生抉擇與命運沈浮。昊昱是通過所有書信材料內容，生動展現了齊白石紛繁復雜的人事關系，展現出齊白石的多樣性格與心性變化，揭示了齊白石心緒遭際的不斷起伏，其這批書信，既可看成齊白石晚年生活史，也可視齊的精神史。與此同時，對齊白石涉四川史實的個案考察，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理清齊派藝術在西南地區的傳播源流，折射出外來藝術對川渝本土藝術的沖擊與融合，豐富了學界對於齊白石藝術作品傳播路徑的整體認知，反映出民國時代北平與四川兩地極為密切的文化聯系，擴充了四川近現代藝術史研究的內容和意義，也為當下探索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人物與地域的互動關系、人物思想史與心性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具體實證、見微知著的考察樣本。」
今憶王纘緒將軍命運跌宕，仍留待世人感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