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肝癌在獄中去世。從此，7月13日就成為一個文化與歷史的符號，成為世人每年紀念劉曉波的祭日。每到這一天，我們就要聚集一起，緬懷劉曉波的英雄事績，重溫劉曉波的思想遺產，繼承劉曉波的未竟之業。在這裏，我們不僅僅是紀念劉曉波。劉曉波也是一個文化與歷史的符號。他代表著許許多多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而抗爭與受難，並先我們離去的仁人誌士。我們紀念劉曉波，同時也是紀念所有的先驅者。
有人說，你們紀念劉曉波有什麽意義？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很多壓根就不知道劉曉波；那些年紀大一點的、知道劉曉波的人，很多也淡忘了。我的回答是：不。正因為很多人已經淡忘了劉曉波，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劉曉波，所以我們的紀念才格外重要，格外有意義。
我曾經感慨道：歷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鬥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為他們反對的專製暴政還不那麽專製不那麽暴政。以研究極權主義著稱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使殉難成為不可能的事」。因為極權主義一手遮天，切斷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極權主義製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還要抹去人們的記憶，使歷史成為空白。阿倫特說：西方在最黑暗的時期，也允許殺死的敵人有權被紀念。最專製的政府也給殺死的敵人以榮譽，早期的羅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們仍然允許基督徒寫自己的殉難者列傳，教會得勢後迫害異教徒，但是在對人的悼念中也讓異教徒復活。正因為如此，所以一切都沒有失去，也永遠不會失去。唯有極權主義才製造匿名的死亡――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被死亡，連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們在周圍人中的記憶――都被消失得無影無蹤，好像從來不曾存在過。
任何偉大的事業都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就的。如果當它們初露端倪之際便遭到殘酷的鎮壓，那麽它們便不可能實現，不可能完成。尤其是，縱然出現了偉大的行為，如果它們不能為眾人所知曉，那麽這些偉大的行為也就不能獲得它們應該獲得的完整意義。這後一點也許更為關鍵，說「反抗吧，你們的反抗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並不可怕，因為誰都知道羅馬不是一天之內就建成的；但要是說「反抗吧，你們的反抗不會留下任何痕跡」。那就太可怕了，因為無數個零相加依然是零。問題在於：要抹殺一件發生過的事實，使之留不下任何痕跡，並不是做不到的。這就是共產專製最為恐怖之處。
所以我們說，人類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所以我們說，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書寫的歷史。死者已矣。我們生者的責任就是：記住他們，講述他們，讓他們的抗爭和受難廣為人知，讓他們的英名長留青史，讓他們活在人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