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進入開埠以來的黃金時代。哲學家勞思光從台灣來到香港，因為香港有比解嚴前的台灣更多的自由。
與勞思光截然相反的旅程
一九四九年，勞思光隨父母移居台灣，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完成學業。白色恐怖年代，他因發表反對國民黨獨裁、主張民主自由的言論，引起調查局與警備總部注意，被迫離開台灣，寓居香港。到港後，他任教於中文大學，並完成《中國文化要義》及《新編中國哲學史》等著作。一九七零年代，他發表長文「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當時中英還未就九七問題正式表示過意向，他在文章中論及，九七問題儘管香港人沒有決定權，但真正受影響的是香港人，因此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應該面對問題，形成一個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可惜這一先知式的洞見，大部分香港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由此埋下日後香港沉淪之伏筆。
當初離開台灣前，勞思光發誓，除非台灣解嚴，否則不回台灣。在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著作都被台灣政府列為禁書，甚至父母過世，也無法返台奔喪。他也發誓，除非共產黨下台，否則不回中國，所以下半生從未踏足中國。台灣解嚴後，他應邀回台講學和任教，這一時期，仍不改關心時事的心懷，與民進黨人士接觸，建議不能只以反對國民黨而自足，而應對兩岸問題及台灣前景提出正面方案。
勞思光討論九七議題時，已隱隱感覺到香港命運多舛。果然，一九九七之後，尤其是反送中運動失敗、《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由與法治蕩然無存，公民社會趨於瓦解，文化界面臨嚴厲的政治審查，一把雨傘、一張漫畫、一首歌曲、一點噓聲，都可能觸犯《國安法》。熱愛自由的香港人，走上了與勞思光從台灣島香港的截然相反的旅程——從香港到台灣。短短幾年間，香港文化界半壁江山已轉移到香港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轉移到台灣。這一相反的旅程，亦表明晚近三十多年來，台灣與香港兩地背道而馳的發展方向。
鄧小樺笑稱自己在台灣如「保外就醫」
輾過他們的坦克，駛入我們的巿街
曾經轉播他們的電視，每餐煮給我們完整的謊言
我們的肉身開成黃花風鈴木，也如他們高舉
他們哀求過的警察，擊傷了我們的頭顱
這首名為〈指甲〉的詩歌，為香港詩人鄧小樺所作。詩人將六四天安門事件死在廣場上的那一代，與雨傘學運的這一代學生連接起來。詩中的「銀色指甲」(他們用銀色的指甲，撫摸我們破爛的傘 )指的是六四亡魂的指甲撫摸著這一代的雨傘，六四的抗爭的意義已經慢慢從北京移到香港，且是進行式的，人們都若有所感，而最黑暗的時候似乎還未到來。
二零一九年，香港理大圍校時，詩人身在現場，因旁觀而被捕；二零二零年元旦，旺角衝突時，詩人也在現場，被警方發射的催淚彈射中，左眼角受傷、血流滿面。她批評說，政府口稱要復和，但一到開槍時，仍然是毫無憐憫，詩人抗議說：「解散警隊，刻不容緩。」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鄧小樺在臉書發文表示，她以就業金卡方式來到台灣，笑稱自己有如「保外就醫」，一方面休養，另一方面處理出版工作，她喜歡這種臨時身份，並沒有想過要移民，她還會回到香港，她還有很多朋友在香港監獄中——但她是否真的還能回去，不得而知。到台灣後，作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她安排該館參加台北國際書展，並數次獲台灣文化界邀約演講，談國安法之後的香港文化書寫等。她認為，香港文化人來此地，令台灣文化更多元，而香港文化人也有了一次學習異質文化的機會。
廖偉棠：林口的雨和霧
一九七五年生於廣東的廖偉棠，於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那一年，香港已走上下坡路，他來得不是時候。在他成為香港人的二十一年間，親眼目睹香港的分崩離析，也曾用詩歌與散文來力挽狂瀾。二零一八年，廖偉棠舉家搬到台灣，因為慕名林口的霧，就在此定居下來。一年後，香港開始「反送中」遊行，那時他剛取得台灣身分證，在異鄉客多的林口已像個在地人，但他的心，仍始終掛記著家鄉。廖偉棠在散文《謝謝你，林口的雨和霧》中寫道：
這次遷居，在空間上是一個移民一般的大變動，在另一種意義上，卻是時間上的返鄉之舉。
忘了是海德格還是荷爾德林說過：詩人就是在返鄉途中的人。當然我們最熟悉的兩句古詩詞是：「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及「夢裡不知身是客」，詩人寄身天地逆旅之中，該是永恆的客人，兒童算是道破天機了；夢裡不知，乃是因為夢是所有詩人的故鄉，不會拒絕詩人的寄身。
寫後一句的李煜，還寫過一句我也常常想起的句子：「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是啊，為什麼我們會說「醉鄉」而不說「醒鄉」？
世有離亂，方有詩人。我們生逢小小的亂世，遷徙也一波一波地進入我們的生命，把我們帶到一個個似新乍舊的夢裡面去。古人說「安土重遷」，「安土」固然是儒家價值，到杜甫，我們才漸漸明白「重遷」的另一重意義，那就是遷移也是很重要的，客心也是很敏感的。
晚年的杜甫索性買了一條船，安於人類漂泊之命，親投逝水，比傳說中的李白攬月其實更放達。因此也別說陸遊「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淒涼，入，即是「打馬入紅塵」之意，更何況前面還有一句「遠遊無處不銷魂」，銷魂，當用今義。
不過這兩三年，我還是不知身是客的時候居多，像草堂時期的杜甫，左右營度，添磚加瓦。「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人到中年自然幻想一張在偌大世界容不下的書桌，無論這個幻想多麼短暫。第一次走進這個園子裡的時候，在亂草和瓦礫中坐下，便有《小城之春》開場時，戴禮言坐在廢園中吁歎的既視感。
人是客人，園卻永遠是故園。
李怡：一個人的終結，不是後來者的終結
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香港資深政論家李怡在台北去世。一九四八年，李怡從中國逃難到香港。他雖生活在香港，從小接受的卻是左派文化教育的熏陶，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機構任職，後創辦立場親共的《七十年代》雜誌。直至一九八一年，他才南柯夢醒，脫離左派，轉向自由民主價值，並在一九八四年將雜誌更名為《九十年代》。他的一生與書籍和文字分不開，除主編雜誌外，也曾參與創辦及經營天地圖書。那時，他編輯的雜誌、出版的書籍，大部分讀者來自相對封閉的中國和台灣，反而香港讀者較少，「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都是無償地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李怡生命中最後兩年，遷居台灣，撰寫《失敗者回憶錄》，縷述其立場的轉變，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也因近年的社會運動而徹底改變。他直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愛國民主派的錯念」對香港的沉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自從一九八零年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扎。開始時，香港人寄望在中英談判中，達致九七後英國以某種形式留下來，包括『延後轉移主權的日期』、『主權換治權』、『九七後繼續留在英聯邦』等等。而當時大專界關心國族命運的學生領袖們，就從概念出發反對殖民主義，嚮往民主和民族主義，支持中國『收回主權，民主治港』。支聯會擺明『愛國』，亦沒有反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來成立與支聯會一體兩面的民主黨，走的是同一路線。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立法會是民主黨的黨鞭。他們的路線可以概括為『反共不反中』。符合鄧小平的『可以罵共產黨』但『尊重自己民族』的愛國者標準。」他幾乎是唯一一位在觀念更新上走得最遠、跟年輕一代本土派和獨派實現「無縫銜接」的老一輩民主派人士。
在一時一地，筆打不過槍，詩戰勝不了坦克。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中承認：「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但他引用邱吉爾的名句「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來自我勉勵——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黃國才拿出台中圖書館的借書證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香港視覺藝術家黃國才在臉書貼出一封給香港的信，感慨「相識五十一年，我不會忘記你（香港）」、「遠走不易，留下亦難」，作為一名「老香港」，他最終選擇「優雅地離開」。他亦以《We’ll meet again》的歌詞表明會再回到香港，「直到藍天驅逐烏雲遠去」，「在某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再見」。黃國才去過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為什麼選擇移居台灣台中呢？他說有三個理由：第一，在外貌上，他和台灣人並無二致，他喜歡走在街頭上，沒有人認為他是「他者」的感受，這種最表層的融入，卻讓他可以擁有不被另類目光打量的安寧。第二，港幣兌換成台幣，他的資產似乎增加三倍多，「物質的東西不可能彌補我失去國土的感受，但能讓你在流亡的過程中，有些表面的安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台灣擁有百分之百的藝術表達自由。回想在香港的生活，每天都活在恐懼裡，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下一個被政府清算的人。在這樣的恐懼下，人們為了生存在表達與創作都會演變出一套對應的方式，「久了，你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記。我知道如果繼續留在香港，自己持續創作的後果絕對是這樣，我不想迷失自己」。
黃國才拿著台中圖書館的借書證，查閱了包括陳澄波、戒嚴時期的種種史料與老照片，讓他深刻理解自己選擇台灣並非偶然，而是因為覺得此處是生命下個階段可以學習、成長的地方。若有人批評台灣是「鬼島」，他總是聽不下去，到最後按耐不住地喊著「台灣什麼都好，因為我來自地獄」。他自認保衛台灣的意識可能比部分台灣人更加堅定，「因為我知道失去故鄉、國家的感受，我希望台灣是我最後的故鄉，我不想再失去一次」。
作詞人林夕：香港、台灣都是家
愛好民主自由、勇敢無畏的作詞人林夕，謹守創作者的本份跟良心，沒有為了市場而抹紅，他曾公開支持香港雨傘革命，和台灣滅火器樂團合作《雙城記》一曲，護台撐港，他作詞、羅大佑作曲的《皇后大道東》也成為香港反送中的名曲，雖然因此而被中國封殺，他寫的歌詞在中國變成了「佚名」，他卻不以為意，反而選擇以台灣以家。林夕表示，香港、台灣都是他的家，如果要形容他對香港和台灣的感情，他在香港土生土長，香港對他一概承擔，香港如同結髮妻子；而台灣是愛情，是他的自由選擇，就像情投意合的情人。「二零一五年當我在台灣有了落腳的地方，就有雙城記的感覺，當我踏入台灣家門，整個人鬆了一口氣，離開又很捨不得，如果住的心安的地方就是我家的話，那台灣就是我的家。」
謝傲霜要把香港的種子種到台灣
二零二二年初，香港作家謝傲霜透過專業移民途徑來台居住。她在香港曾出版十多本文學及文化評論書籍，所撰寫的《中英街一號》的電影劇本也獲得大阪亞洲電影節奬項，文化事業正值收成期，但她毅然帶著年幼兒子踏上移民之路。她坦言，離開香港十分不捨，亦感到內疚及無奈。她任職中學的圖書館主任，自《國安法》生效之後，學校成立「國安法委員會」，圖書館首當其衝，她必須把敏感書籍下架，這有違她「自由傳播知識」的工作抱負，只好選擇辭職。來台短短幾個月，她已協助出版有關烏克蘭的書籍，也在撰寫另一部香港電影的劇本。移居台灣令她的文化工作可以跨地域，把香港的種子種到台灣或其他地方。
攝影師謝至德：生命向前滾動
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從事新聞及報導攝影二十餘年，長期記錄香港城市變遷和香港故事，曾獲頒多項攝影獎，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曾授予他一九九四年「全年最佳攝影記者」。二零一九年，已屆知天命之年的謝至德，毅然放下過去幾十年在香港、在紀實攝影與藝術策展領域所累積的輝煌資歷，選擇在台灣開啟「滾動人生」的大冒險。這一年，他完成了在香港最後的藝術策展工作，以一檔「萬念‧歸寂」告別香港，然後搭飛機來台灣，落腳全然陌生的台中，改造一輛露營車作為可自由流動的家，深入行旅台灣日常，在其中，遇見表定之外的美好故事和風景。香港話「滾動」也有感動的意思，「生命一直向前滾動，」謝至德說：「而我們不能阻止人生的滾動，滾動就是人生。」他希望以此個計畫傳遞其生活態度和信仰，在執行過程中，克服個人難題，以愛和寬恕的學習，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並分享良善的能量，這個行動本身就是藝術作品。
無論短期還是長期，移居台灣的香港文化界人士還有：演員黃秋生和杜汶澤、作詞人潘源良、漫畫家柳廣成、政治學者及「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評論人桑普、歷史學者徐承恩、專欄作家游清源、電台主持人曾志豪……這張名單很長很長，還在不斷增長中。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