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進入開埠以來的黃金時代。哲學家勞思光從台灣來到香港,因為香港有比解嚴前的台灣更多的自由。
與勞思光截然相反的旅程
一九四九年,勞思光隨父母移居台灣,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完成學業。白色恐怖年代,他因發表反對國民黨獨裁、主張民主自由的言論,引起調查局與警備總部注意,被迫離開台灣,寓居香港。到港後,他任教於中文大學,並完成《中國文化要義》及《新編中國哲學史》等著作。一九七零年代,他發表長文「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當時中英還未就九七問題正式表示過意向,他在文章中論及,九七問題儘管香港人沒有決定權,但真正受影響的是香港人,因此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應該面對問題,形成一個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可惜這一先知式的洞見,大部分香港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由此埋下日後香港沉淪之伏筆。
當初離開台灣前,勞思光發誓,除非台灣解嚴,否則不回台灣。在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著作都被台灣政府列為禁書,甚至父母過世,也無法返台奔喪。他也發誓,除非共產黨下台,否則不回中國,所以下半生從未踏足中國。台灣解嚴後,他應邀回台講學和任教,這一時期,仍不改關心時事的心懷,與民進黨人士接觸,建議不能只以反對國民黨而自足,而應對兩岸問題及台灣前景提出正面方案。
勞思光討論九七議題時,已隱隱感覺到香港命運多舛。果然,一九九七之後,尤其是反送中運動失敗、《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由與法治蕩然無存,公民社會趨於瓦解,文化界面臨嚴厲的政治審查,一把雨傘、一張漫畫、一首歌曲、一點噓聲,都可能觸犯《國安法》。熱愛自由的香港人,走上了與勞思光從台灣島香港的截然相反的旅程——從香港到台灣。短短幾年間,香港文化界半壁江山已轉移到香港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轉移到台灣。這一相反的旅程,亦表明晚近三十多年來,台灣與香港兩地背道而馳的發展方向。
鄧小樺笑稱自己在台灣如「保外就醫」
輾過他們的坦克,駛入我們的巿街
曾經轉播他們的電視,每餐煮給我們完整的謊言
我們的肉身開成黃花風鈴木,也如他們高舉
他們哀求過的警察,擊傷了我們的頭顱
這首名為〈指甲〉的詩歌,為香港詩人鄧小樺所作。詩人將六四天安門事件死在廣場上的那一代,與雨傘學運的這一代學生連接起來。詩中的「銀色指甲」(他們用銀色的指甲,撫摸我們破爛的傘 )指的是六四亡魂的指甲撫摸著這一代的雨傘,六四的抗爭的意義已經慢慢從北京移到香港,且是進行式的,人們都若有所感,而最黑暗的時候似乎還未到來。
二零一九年,香港理大圍校時,詩人身在現場,因旁觀而被捕;二零二零年元旦,旺角衝突時,詩人也在現場,被警方發射的催淚彈射中,左眼角受傷、血流滿面。她批評說,政府口稱要復和,但一到開槍時,仍然是毫無憐憫,詩人抗議說:「解散警隊,刻不容緩。」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鄧小樺在臉書發文表示,她以就業金卡方式來到台灣,笑稱自己有如「保外就醫」,一方面休養,另一方面處理出版工作,她喜歡這種臨時身份,並沒有想過要移民,她還會回到香港,她還有很多朋友在香港監獄中——但她是否真的還能回去,不得而知。到台灣後,作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她安排該館參加台北國際書展,並數次獲台灣文化界邀約演講,談國安法之後的香港文化書寫等。她認為,香港文化人來此地,令台灣文化更多元,而香港文化人也有了一次學習異質文化的機會。
廖偉棠:林口的雨和霧
一九七五年生於廣東的廖偉棠,於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那一年,香港已走上下坡路,他來得不是時候。在他成為香港人的二十一年間,親眼目睹香港的分崩離析,也曾用詩歌與散文來力挽狂瀾。二零一八年,廖偉棠舉家搬到台灣,因為慕名林口的霧,就在此定居下來。一年後,香港開始「反送中」遊行,那時他剛取得台灣身分證,在異鄉客多的林口已像個在地人,但他的心,仍始終掛記著家鄉。廖偉棠在散文《謝謝你,林口的雨和霧》中寫道:
這次遷居,在空間上是一個移民一般的大變動,在另一種意義上,卻是時間上的返鄉之舉。
忘了是海德格還是荷爾德林說過:詩人就是在返鄉途中的人。當然我們最熟悉的兩句古詩詞是:「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及「夢裡不知身是客」,詩人寄身天地逆旅之中,該是永恆的客人,兒童算是道破天機了;夢裡不知,乃是因為夢是所有詩人的故鄉,不會拒絕詩人的寄身。
寫後一句的李煜,還寫過一句我也常常想起的句子:「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是啊,為什麼我們會說「醉鄉」而不說「醒鄉」?
世有離亂,方有詩人。我們生逢小小的亂世,遷徙也一波一波地進入我們的生命,把我們帶到一個個似新乍舊的夢裡面去。古人說「安土重遷」,「安土」固然是儒家價值,到杜甫,我們才漸漸明白「重遷」的另一重意義,那就是遷移也是很重要的,客心也是很敏感的。
晚年的杜甫索性買了一條船,安於人類漂泊之命,親投逝水,比傳說中的李白攬月其實更放達。因此也別說陸遊「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淒涼,入,即是「打馬入紅塵」之意,更何況前面還有一句「遠遊無處不銷魂」,銷魂,當用今義。
不過這兩三年,我還是不知身是客的時候居多,像草堂時期的杜甫,左右營度,添磚加瓦。「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人到中年自然幻想一張在偌大世界容不下的書桌,無論這個幻想多麼短暫。第一次走進這個園子裡的時候,在亂草和瓦礫中坐下,便有《小城之春》開場時,戴禮言坐在廢園中吁歎的既視感。
人是客人,園卻永遠是故園。
李怡:一個人的終結,不是後來者的終結
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香港資深政論家李怡在台北去世。一九四八年,李怡從中國逃難到香港。他雖生活在香港,從小接受的卻是左派文化教育的熏陶,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機構任職,後創辦立場親共的《七十年代》雜誌。直至一九八一年,他才南柯夢醒,脫離左派,轉向自由民主價值,並在一九八四年將雜誌更名為《九十年代》。他的一生與書籍和文字分不開,除主編雜誌外,也曾參與創辦及經營天地圖書。那時,他編輯的雜誌、出版的書籍,大部分讀者來自相對封閉的中國和台灣,反而香港讀者較少,「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都是無償地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李怡生命中最後兩年,遷居台灣,撰寫《失敗者回憶錄》,縷述其立場的轉變,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也因近年的社會運動而徹底改變。他直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愛國民主派的錯念」對香港的沉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自從一九八零年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扎。開始時,香港人寄望在中英談判中,達致九七後英國以某種形式留下來,包括『延後轉移主權的日期』、『主權換治權』、『九七後繼續留在英聯邦』等等。而當時大專界關心國族命運的學生領袖們,就從概念出發反對殖民主義,嚮往民主和民族主義,支持中國『收回主權,民主治港』。支聯會擺明『愛國』,亦沒有反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來成立與支聯會一體兩面的民主黨,走的是同一路線。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立法會是民主黨的黨鞭。他們的路線可以概括為『反共不反中』。符合鄧小平的『可以罵共產黨』但『尊重自己民族』的愛國者標準。」他幾乎是唯一一位在觀念更新上走得最遠、跟年輕一代本土派和獨派實現「無縫銜接」的老一輩民主派人士。
在一時一地,筆打不過槍,詩戰勝不了坦克。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中承認:「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但他引用邱吉爾的名句「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來自我勉勵——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黃國才拿出台中圖書館的借書證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香港視覺藝術家黃國才在臉書貼出一封給香港的信,感慨「相識五十一年,我不會忘記你(香港)」、「遠走不易,留下亦難」,作為一名「老香港」,他最終選擇「優雅地離開」。他亦以《We’ll meet again》的歌詞表明會再回到香港,「直到藍天驅逐烏雲遠去」,「在某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再見」。黃國才去過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為什麼選擇移居台灣台中呢?他說有三個理由:第一,在外貌上,他和台灣人並無二致,他喜歡走在街頭上,沒有人認為他是「他者」的感受,這種最表層的融入,卻讓他可以擁有不被另類目光打量的安寧。第二,港幣兌換成台幣,他的資產似乎增加三倍多,「物質的東西不可能彌補我失去國土的感受,但能讓你在流亡的過程中,有些表面的安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台灣擁有百分之百的藝術表達自由。回想在香港的生活,每天都活在恐懼裡,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下一個被政府清算的人。在這樣的恐懼下,人們為了生存在表達與創作都會演變出一套對應的方式,「久了,你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記。我知道如果繼續留在香港,自己持續創作的後果絕對是這樣,我不想迷失自己」。
黃國才拿著台中圖書館的借書證,查閱了包括陳澄波、戒嚴時期的種種史料與老照片,讓他深刻理解自己選擇台灣並非偶然,而是因為覺得此處是生命下個階段可以學習、成長的地方。若有人批評台灣是「鬼島」,他總是聽不下去,到最後按耐不住地喊著「台灣什麼都好,因為我來自地獄」。他自認保衛台灣的意識可能比部分台灣人更加堅定,「因為我知道失去故鄉、國家的感受,我希望台灣是我最後的故鄉,我不想再失去一次」。
作詞人林夕:香港、台灣都是家
愛好民主自由、勇敢無畏的作詞人林夕,謹守創作者的本份跟良心,沒有為了市場而抹紅,他曾公開支持香港雨傘革命,和台灣滅火器樂團合作《雙城記》一曲,護台撐港,他作詞、羅大佑作曲的《皇后大道東》也成為香港反送中的名曲,雖然因此而被中國封殺,他寫的歌詞在中國變成了「佚名」,他卻不以為意,反而選擇以台灣以家。林夕表示,香港、台灣都是他的家,如果要形容他對香港和台灣的感情,他在香港土生土長,香港對他一概承擔,香港如同結髮妻子;而台灣是愛情,是他的自由選擇,就像情投意合的情人。「二零一五年當我在台灣有了落腳的地方,就有雙城記的感覺,當我踏入台灣家門,整個人鬆了一口氣,離開又很捨不得,如果住的心安的地方就是我家的話,那台灣就是我的家。」
謝傲霜要把香港的種子種到台灣
二零二二年初,香港作家謝傲霜透過專業移民途徑來台居住。她在香港曾出版十多本文學及文化評論書籍,所撰寫的《中英街一號》的電影劇本也獲得大阪亞洲電影節奬項,文化事業正值收成期,但她毅然帶著年幼兒子踏上移民之路。她坦言,離開香港十分不捨,亦感到內疚及無奈。她任職中學的圖書館主任,自《國安法》生效之後,學校成立「國安法委員會」,圖書館首當其衝,她必須把敏感書籍下架,這有違她「自由傳播知識」的工作抱負,只好選擇辭職。來台短短幾個月,她已協助出版有關烏克蘭的書籍,也在撰寫另一部香港電影的劇本。移居台灣令她的文化工作可以跨地域,把香港的種子種到台灣或其他地方。
攝影師謝至德:生命向前滾動
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從事新聞及報導攝影二十餘年,長期記錄香港城市變遷和香港故事,曾獲頒多項攝影獎,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曾授予他一九九四年「全年最佳攝影記者」。二零一九年,已屆知天命之年的謝至德,毅然放下過去幾十年在香港、在紀實攝影與藝術策展領域所累積的輝煌資歷,選擇在台灣開啟「滾動人生」的大冒險。這一年,他完成了在香港最後的藝術策展工作,以一檔「萬念‧歸寂」告別香港,然後搭飛機來台灣,落腳全然陌生的台中,改造一輛露營車作為可自由流動的家,深入行旅台灣日常,在其中,遇見表定之外的美好故事和風景。香港話「滾動」也有感動的意思,「生命一直向前滾動,」謝至德說:「而我們不能阻止人生的滾動,滾動就是人生。」他希望以此個計畫傳遞其生活態度和信仰,在執行過程中,克服個人難題,以愛和寬恕的學習,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並分享良善的能量,這個行動本身就是藝術作品。
無論短期還是長期,移居台灣的香港文化界人士還有:演員黃秋生和杜汶澤、作詞人潘源良、漫畫家柳廣成、政治學者及「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評論人桑普、歷史學者徐承恩、專欄作家游清源、電台主持人曾志豪……這張名單很長很長,還在不斷增長中。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轉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