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最後一本書的名字叫『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我們紀念劉曉波的活動，自然要回到現實中去、回到民間中去，面對動蕩的世界局勢，面對中國專制逆行的至暗時刻，中國民運怎麽辦？文明世界怎麽辦？我們每一個人該怎麽做？
中國民運面對動蕩時代
廖天琪的開場演說，提出了當今天下的一個尖銳話題：中國民運如何看待當今天下？如何面對西方民主制度？
她指出：當今的世界動蕩態勢世人一目了然：世界再度呈現兩大陣營的冷戰對抗，歐美亞民主國家VS中俄、伊朗朝鮮的極權專制等，特別是如今的俄烏戰爭和以巴沖突，造成人權災難，將世界帶入熱戰，甚至有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
歐洲的幾場選舉反映人心浮動不安：歐盟議會、英國選舉、法國選舉等，極右翼勢力死灰復燃，在歐洲形成社會的一大政治勢力。特別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激烈競選，民心不穩，社會分裂，美國的11月大選，牽動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走向與態勢。
她提醒世人：民主制度也存在問題與困局，但是民主制度有自我修正、完善程序與規則，百年以來，民主制度曾幾度發生政治、經濟危機，但是都能堅定地完成修復、更正，重新步入正軌，總而言之，我們對憲政民主要有堅定必勝的信心！
中國經濟、科技能否拯救中共一黨統治？
潘永忠發言道：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中國經濟2024年GDP增長率約為5%，2025年GDP增長率約為4.5%，從數據上觀察，或許在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之際，尚且屬不錯。近年來，客觀上中國的科技、探月工程、北斗衛星、芯片等方面有不少突破，近期中共又大肆渲染軍工體系的成就，什麽航母、055大驅、096潛艦、殲20、殲35等裝備，是否憑這些就能鞏固中共的一黨統治？維持中共的制度性危機？
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的問題是嚴重的制度性弊病與危機。從中國幾千年極權統治沈淪歷史來觀察，中共體制與中國皇權有幾大共同點：一是相同的專制獨裁統治，從家天下，變成了黨天下，眼下又回到習天下；二是官民不平等、百姓沒有言論自由，成為統治者的奴仆、奴隸；三是與歷朝歷代一樣貪官污吏肆虐。
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四大盛世，最終均被制度性腐敗滅朝。
比如：漢武盛世，貪官污吏有記載的約有7500人；唐朝的開元盛世，貪官污吏有記載的約有18800人；明朝的永樂盛世，貪官污吏有記載的約有28000人；大清的康乾盛世，康熙一朝貪官污吏有記載的約有15600人，嘉慶一朝貪官污吏有記載的約有17600人。中國的問題是制度性問題，這是國家滅亡的嚴重窟窿和弊端。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1982年至2011年，30年間處理的貪官污吏案子約為420萬件。王岐山曾說過：習近平表示，中共領導下就不信這個邪？自2012年至今，約12年內處理的貪官污吏案子高達約409萬件，尤其是涉及到魏鳳和、李尚福等軍隊高層，令世人觸目驚心。
一個健康的政權，必須有監督與制衡。民主國家通過議會、反對黨、媒體、民間社團等發揮監督、制衡作用，而中共的黨委始終建立在企業、組織、社團之上，其實質是喪失了社會監督、制衡機制。
總而言之，中國的問題始終是制度性問題。中國民運的使命不改初衷：以建立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為最終目標！
為什麽在倫敦舉辦劉曉波紀念活動？
今年的劉曉波紀念活動，原計劃安排在柏林中國駐德大使館前舉行，2010年以來，德國肯普市萊茵馬斯職業高校牧師、教師羅蘭德•庫訥（Roland Kühne）差不多每年都會與我們（中國民運）一起在這里舉辦紀念、示威、抗議活動，從呼籲、吶喊釋放劉曉波開始，直至悼念劉曉波的逝世、譴責中共迫害劉曉波之罪行，再至吶喊釋放劉霞，再至每年國際人權日的紀念活動，為台灣、香港、西藏、維吾爾、南蒙古、國內受迫害的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呼籲吶喊。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王冠儒獲悉後，與我們商議，將今年的劉曉波紀念活動放在英國黨部會議上舉行，這樣有利於對年輕黨員的教育與培訓。
冠儒說：2022年劉曉波逝世五周年紀念活動是在倫敦皮卡迪里•聖詹姆斯教堂舉行的，是否能再次移師來英國舉行，我們參與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和提供經費後援。他特別表示了活動的積極意義，他說：劉曉波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子，紀念劉曉波、宣傳劉曉波非常重要。在國內的網絡上，劉曉波、六四等信息是被屏蔽的，八〇後、九〇後、〇〇後等年輕人，出國後才了解與知道這些重要信息，我們民主黨黨員需要這樣的學習機會。
在紀念活動中，我們特意安排了年輕黨員的自由發言。
黨員朱雙林發言：劉曉波先生的一生，活出了基督的樣子，特別是「我沒有敵人」，讓我想到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最後我希望大陸早日實現民主，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黨員盧靈飛發言：劉曉波先生是知行合一的殉道者，中國特別缺少和先生一樣道德品質特別高尚的學者，先生的諾貝爾和平獎實至名歸。
黨員朱司勇發言：天賦人權不應被剝奪，更不應被自己放棄，培養公民意識從我做起，中國民主憲政任重道遠。
黨員李景棠發言：今天是悼念劉曉波的日子，我們年輕一代會學習他的精神，繼續發揚民主精神，讓更多的年輕人知道民主法制是多麽的神聖。只有中國民眾覺醒，才能早日推翻中共統治，實現民主自由生活是中國人的夢想，我希望夢想成真。
（備注：這些年輕黨員的發言由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秘書長諶彬提供）
中國民運的「大政治」與「小政治」
著名作家馬建與會演講，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民主事業是一項重大的歷史使命，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大政治」，我們這些人的力量與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實不然，從我們身邊的「小政治」入手，就容易得多，而且可觸手可及。
什麽是「小政治」？就是從身邊親人、朋友開始，讓他們傾聽我們，讓他們首先理解我們，支持我們，加入我們的隊伍。馬建還舉例說了自己如何從「小政治」入手？馬建為母親舉辦80歲生日慶典，他母親有位閨密早年在中南海工作，他們邀請這位閨密也參加了母親的生日慶典，這是一次「小政治」的極好機會。馬建努力說服母親的閨密，從客觀描述與揭露毛澤東等中共統治者開始，遺憾的是他的工作失敗了。
所以「小政治」也有一定的難度，我們每個人從身邊親人、朋友工作開始，這雪球便會越滾越大，這就是星火燎原的道理。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有所建樹、有所成功！
堅持自由民主，台灣與大家站在一起
台灣駐德國謝志偉大使就台海危機談到：近年來，中國武力威脅、恐嚇與騷擾台灣，已成為全球風險與危機之一。天琪也提到，俄烏戰爭和以巴沖突，造成人權災難，將世界帶入熱戰，台灣問題同樣是全球三大危機之一，甚至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高危險。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針對台海局勢一再重申：「中國大陸所采取的行動和施壓單方面改變了現狀」，並明確指出「美方方針就是要確保『台灣有事』永遠不會發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南海和台灣議題上也表示：「如果台灣發生危機，那將會是一場影響全世界所有人的危機，而不僅僅是近鄰。每天有50%的商業貨運通過台灣海峽，世界依賴的70%半導體都是在台灣制造的。」
大家都在這樣揣測與期待，幾年之內中共可能不會打吧？我的想法是：如果讓中國共產黨覺得，國際社會都不在乎台灣的命運，習近平一定會打。但我們所接收到的美歐國家、歐盟、北約等各種訊息表明，西方民主國家聯盟對於台灣的關注與重視，超過很多人的想象。
德國的朔爾茨總理、貝爾伯克外長等在訪問中國時，一再明確告訴中共政府：他們的態度是「不能接受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以往各國維護與聲援台灣，傳統的理由都是說，台灣是亞洲自由民主的燈塔，不可以讓它被推倒、垮掉，這是一種道義的支持，democracy（民主）要support democracy（支持民主）。
最近這一年多來，我們聽到的、估計各位也聽到了，美歐民主國家反對中共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堅定的理由變成了四個，這很關鍵、也很重要。
第一、還是傳統的對台灣的道義支持，同樣是民主國家，不能欺辱與侵略一個民主政權。
第二、國際貨物運輸，即全球貿易貨櫃每兩艘貨輪就有一艘走台灣海峽，而德國的利益跟台灣的利益是相連接的。去年7月13號，德國通過了「中國戰略」，以前是「對華政策」，現在叫「中國戰略」，其中特別提到了，如果在台灣海峽發生戰爭狀況，它的影響涉及德國和歐盟利益。有英文版與德文版文件為依據。
所以這已經與民主不民主沒有關係了，這表示台灣的利益與德國利益在一起，因為如果是民主挺民主，中國共產黨政權就會說，你們這是挺「台獨」，意圖轉移焦點，把台灣的民主簡單的污蔑為「台獨」。但是當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日本都在講，台灣的地理位置、它在全球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我們息息相關，也就是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我陳述的比較極端一點。
第三、是指台灣的戰略位置，最近幾年以來，「印太」的概念取代了「亞太」說法，亞太是所謂的貿易關鍵詞，但是印太是表達戰略的關鍵詞。所以台灣的戰略位置，使得所有自由民主、以及自由貿易的國家，沒辦法忍受台灣被中國共產黨侵略與占領。
第四、大家一定耳熟能詳，就是台灣半導體所扮演的世界供應鏈的重要角色，這些年以來，台灣在政治、經濟、國際貿易、軍事戰略等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世界各國的公認，或者說已形成國際社會的共識。
時常有德國友人（有執政黨的，也有在野黨的）詢問我：謝教授請問一下，你們認為我們德國應該做什麼？怎麼做才能幫助與維護台灣的安全？
我每一次都這樣回答：你們對於台灣的安危，不需一兵一卒、一顆子彈、一個鋼盔，完全不需要。
德國友人：那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說：在任何時候當中共政府不管在什麼地方表示：「台灣自古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你們就要站出來明確告訴他們：「抱歉我們不這麼認為」。
同樣的，當中共對外強調，如果西藏、或者是維吾爾族、或者是香港等有風吹草動的時候，這些都是中國的國內事務，中文叫做「關起門來打狗」。「二戰」後，美歐國家組成了聯合國，1948年12月10日頒布了《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的概念遠遠超過民族和國家，所以只要與人權有關係的、跟人命有關係的、跟一個一個族群自由民主有關係的，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日本都會、或者應該發聲。
謝謝在座的各位，在暢談中國命運的時候，也會把你們對於台灣的支持、及反對中國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把它放入議事日程。我作為台灣的代表，非常感激！我也在這裏要表示：我與天琪、或者是王丹、包括魏京生兄，我們2006年在德國就相識，我們的這些力量相聚，我如實告訴大家，每一次我與你們相聚，或者參加香港人活動、西藏人的活動、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參加維吾爾族的相關活動，中國政府常常會去德國（我就不要講什麼單位部會）表示抗議。
各位想想看，有時候那些在場的人數不會超過三、四十個，但是中共為什麼抗議？因為他們知道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中國對於各位不管在美國、在法國、在英國、在澳洲、在台灣、在德國的每一次集會，第一他們都有在追蹤、有在記錄；第二、因為他們心虛，所以他們對於每一場活動，不管是到了倫敦，或在柏林，他們對每一場活動，都是戰戰兢兢地追蹤。因為他們知道，只要我們的聲音不消滅，他們永遠寢食難安。就這點來看，這是一個比氣場的階段。
我知道你們在海外比我們更辛苦，我們台灣至少有一個紮實的家，可是這個紮實的家，我們都很擔心my home will be canceled。只要台灣存在，我相信就足以讓中共心驚膽戰，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個火把，一定會星火燎原。
中國大使館舉行示威抗議活動
當年下午，與會者集結於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前（49-51 Portland Pl, London W1B 1JL UK），舉行示威抗議活動，由黃華主持。
黃華拿著高音喇叭向中國使館喊話，要求中共盡快開放言論、寫作與新聞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尊重與維護西藏自由民主，尊重與維護維吾爾自由民主，廢除《國安法》，恢復香港民主法治社會，反對武裝威脅恐嚇台灣，聲援與支持台灣自由民主等，隨後黃華帶領示威抗議隊伍喊口號：打倒共產黨！結束中共獨裁統治！
有青年黨員也喊話：「中國共產黨專幹壞事，在國際上成為過街老鼠，大家看大使館屋頂居然五星紅旗都不敢掛起，他們自己都知道不得人心，夾著尾巴過日子……」有人指出：「有旗子，在樹叢中。」年輕人憤怒道：「這老共真不給面子，不是都不掛了嗎？今天豈不是與老子作對！」
抗議示威隊伍高舉劉曉波畫像，及長期被關押在中國監獄的王炳章、秦永敏、王怡、桂民海、陳傑人的畫像，也有朋友舉著「自由台灣」、「台灣獨立」的牌子等。潘永忠用話筒向大使館與眾人介紹了至今身陷囹圄的這五位民主英雄，要求中共政府即刻釋放這些人民英雄，釋放一切政治犯！
走出國門皈依上帝與民主園地
從德國杜塞爾多夫到英國倫敦的飛行距離僅502公里，飛行時間一小時，而廖老師和我因航班取消好一陣折騰，整整耗時13小時有餘，一直處在等待、焦慮、問詢、期盼與行程中……，終於於晚上10點多抵達。倫敦的謝瑞牧師來接機，她的熱情洋溢、歡聲笑語，猶如上帝給人們帶來了溫暖、喜樂、安慰，令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忘卻了一路上的抱怨與疲憊。
此次赴倫敦參加紀念劉曉波系列活動期間，冠儒告訴我們：倫敦科斯塔基斯總主教（Archbishop Dr. Abraham Costakis Evangelou MBE）邀請我們參加一次重大的彌撒節活動。我們曾見過並結識了總主教，他是一位傑出的宗教與社區的領袖，幾十年如一日為他人提供幫助，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他的仁愛與善良跨越種族、文化、背景和信仰，影響了倫敦整個社區，因此獲得了無數獎項。2019年3月19日，埃萬傑洛總主教因多年來忠實地為北倫敦的年輕人所做的傑出工作和服務，在白金漢宮榮獲了劍橋公爵威廉王子頒發的MBE勳章。
身臨其境，斯時洋溢著一派和平、友情與溫馨，這是一次萬國信徒的聚會與彌撒，來自於五湖四海的真情和友愛，以歡快友愛的音樂歌舞開啟歡慶活動，信徒們用自己的語言、各國家各民族的語言，與神聖上主進行心靈溝通、禱告與頌歌，斯塔基斯總主教宣講神聖福音，我在思緒他是上帝的使者，他在鼓舞眾信徒，將目光投向和平、兄弟情誼、正義和團結，雖然人生會遭遇曲折和逆境，但人們並不孤單，主在我們心里，主在我們身邊，在聖神的庇蔭下，享受著它的恩賜，人生永遠有一種安全感，我們可以堅強的走下去，我們每一個人在上帝的庇護下，前途都會越來越好。
整個儀式歡樂、喜悅、肅穆與莊嚴……，沈浸其中，令人感悟到一種人性的溫馨，一種神聖的力量，一種愛的釋放……。
彌撒結束後，一群中國年輕人圍著謝牧師，她告訴我們：這些年輕人剛剛進入英國，逃離了家鄉，我們每天都在幫助這些第一次遠離故土的年輕人，在異國異鄉順利的安頓下來，在上帝的家園，這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謝牧師說：這些年輕朋友都很不錯，走出國門，一腳踏進了主的園地，皈依了上帝；一腳跨進了中國民主黨，堅定地為自由民主奮鬥。聖經中說，真正的自由來自上帝，並通過我們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實現，這種自由超越了政治和社會環境，使我們有能力以正義和愛心行事，聖經呼喚我們反抗壓迫。
海外民運工作深度思考
俗語道：白駒過隙，彈指一揮間。海外的流亡政治，既普遍，又艱難，是人類社會的政治現象，或者稱社會政治生態，它是與專制（極權）體制並存。流亡政治，是指個人或群體因政治、宗教、種族、戰爭、迫害等原因，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或家鄉，尋求安全或自由的狀態，這些並不是中國特色。馬克思一生流亡了四十年，被稱之為「流亡家」，成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世界公民」。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納粹時期曾流亡挪威、瑞典等，曾負責政治流亡者協會等。50年前他的驚世一跪，被譽為「華沙之跪」總理。
中國海外民運組織眾多，王炳章是海外中國民運第一人，自1982年他創辦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次年12月，他主導在紐約成立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至今已歷經四十餘年，八九民運後數年，海外民運一度呈現高漲熱潮，民運人幾乎都深信不疑：三年之內我們能榮光回國！
三十餘年過去，國門對民運人來說，是銅墻鐵壁，是金城湯池，中國民運的現況是：組織繁雜、山頭眾多，各有綱領、各謀其政。雖說做到了隊伍不散、口號不斷、旗子不倒，但是籬笆林立，處處欄柵，矛盾交錯，力量分散，成效甚微等。
與英國的王冠儒、黃華、謝瑞等相識後，經過幾次討論海外民運工作運作與走向，他們有了不少新想法與新做法：
1、民運工作社會化。海外民運必須與普通民眾（華僑）工作相結合，建立中國憲政民主制度是一項社會改造工程，僅憑幾十個精英人傑是改變與顛覆不了一國政體的。
2、民運與宗教相結合。民運人要有社會意識，要遵守社會行為準則，在道德規範上需要自我錘煉與完善，要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素養，而宗教信仰是一條捷徑，太平天國、義和團均選擇了宗教途徑。
3、民運工作企業化。海外民運工作在異國異鄉，沒有民眾基礎，沒有資本條件，嚴重缺乏社團組織運作基礎，對於組織者來說，僅憑理念長期堅持與運作一個政治團隊，其艱辛坎坷可想而知，長期的民運工作途徑在於企業化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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