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美國作家丹尼爾·布朗出版了《船上的男孩》，講述20世紀30年代，一群華盛頓大學划艇隊員的真實事蹟，他們憑藉著兄弟情誼、毅力和團隊合作，在完全不被看好下，以黑馬之姿，一路闖進1936年納粹德國主事下的奧運，最後竟然得到冠軍。到了2023年，喬治·克隆尼再根據本書執導拍攝同名電影，代表了它確實是一個近百年後依舊值得傳頌的美國熱血運動故事。
雖然有影評認為，《船上的男孩》儘管很勵志，但劇情鋪排太老套，或說喬治·克隆尼把它拍得有點膚淺，以及缺乏其他促使電影更煽動人心的元素，不過，在有限景象中，許多微妙的細節，仍讓今天的美國人點滴在心頭。主要在於，它不僅僅是關於華盛頓大學划艇隊的求勝過程，而是和「堅持下去」關係十分密切。
首先，這些被招募來的選手全是菜鳥，他們之所以會投入校方舉辦的划艇集訓選拔，很多純粹是為了「打工賺錢」，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來自生活不優渥的工人階級家庭，在這之前，有人是住在廢棄車裡，有人成天吃著罐頭食品，有人付不出學費，總之，他們和傳統常春藤名校生的樣態大異其趣，又即使他們一路過關斬將取得奧運參賽資格，卻一度因經費短缺，必須靠著所有隊員出動向社區鄰里募資，最後才勉強湊齊了前往柏林比賽的旅費。
而單就菜鳥立大功、挑戰自我和以意想不到的勝利實現目標及克服障礙等等面向，都尚不足以說明「船上的男孩」何以會被歌詠至今。因為最重要的是，它的時代背景適逢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當時所有人心繫一群經濟拮据的大男孩，靠著不凡的逆境求生挺進柏林，便彷彿是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一個努力擺脫大蕭條深淵國家的希望。尤其，儘管每一個「船上的男孩」從開始訓練到比賽的環節，幾乎無一是順遂的，他們卻十分樂在其中。
可以說，「船上的男孩」無論是著作還是電影，一方面，皆如時傳達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生活的現實，一方面，又同時創造了一個有如夢幻般的英雄場景。進而，它不光是體育故事，尤其，沒有哪項運動是如此依賴隊員們動作的同步性且如此費力，於是自然也成為了美國史上，藉由體育運動自我證明的一段寓意，再又投射到日後美國人的生活、希望和夢想。
《船上的男孩》一方面如時傳達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生活的現實，一方面又同時創造了一個有如夢幻般的英雄場景。（電影《船上的男孩》劇照）
這次世界棒球12強比賽，台灣選手的組成，同樣從賽前不被看好，還在日本體育資訊平台Sportsnavi的戰力分析中，被列為後段班，卻又一路闖關奪冠。當我們看到「船上的男孩」（無論書還是電影），認識到其中角色，有伐木工人、造船工人和農民的兒子，看到他們如何克服了心理、身體和經濟上的困難，共同為美國人創造無上光榮，這次台灣隊的組成，則恰恰彷若「船上的男孩」那般的感動勵志。不只透過電視轉播，網路上一段又一段球迷自製的現場加油畫面，瀏覽每一場不同角度的影片，幾乎可拼湊出比制式轉播比賽更兼具宏觀和細緻的全景，幾如鬼才導演諾蘭對電影裡平行時空的運鏡。有這麼多球迷自費前往東京觀戰，花時間、力氣剪輯比賽畫面，顯然這不只是「台灣棒球」的事。
至於和「船上的男孩」的差別在於，台灣此刻並無經濟大蕭條，甚至各項經濟指標，在國際評比上仍然表現不俗，但何以具備同樣國家逆勢爭上的鼓勵效果，振奮人心的集體氛圍，背後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每一次台灣登上國際比賽，除了運動競技本身，往往都帶有另一個取得身份認可的額外推力，或說強烈呈現出對台灣這個國家被一股力量刻意屏除在國際舞台的反抗意志，無論是從選手到球迷，似乎都想積極把握住「來自台灣」、「代表台灣」的訴說權。隊長陳傑憲賽後訪問說的：「（奪冠）讓世界看到台灣」即說明了一切。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上報》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