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表示，他的「最高責任莫過於保衛國家」。那麼，川普上任第一天做了什麼呢？他讓美國變得更加脆弱和易受攻擊。
川普給美國的TikTok一線生機的舉動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稍後再回來討論這個問題。但這還不是唯一的此類舉措。
我們所有人面臨的威脅之一是一種始於地球某個遙遠角落的病毒性疾病，正如我們在2014—2016年伊波拉疫情和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所看到的那樣。世界衛生組織致力於病毒傳播之前在國外及早阻止它們，是保護我們不受大流行影響的護欄。然而，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美國將退出該組織，這加大了下一個病毒走向全球並導致大量美國人死亡的風險。
川普指責民主黨有時在法律和秩序方面過於鬆懈，這並非完全錯誤。然而，在擔任總統後，他釋放了2021年1月6日襲擊國會大廈而被監禁的所有人，和國內恐怖分子而不是執法部門站在一邊。「我得到了特赦，寶貝，」被稱為「匿名者Q薩滿」的雅各布·錢斯利發帖說。「現在我要去買槍了，」他用髒話寫道。
一個「驕傲男孩」告訴路透社，此次赦免有助於招募，成員們會感到自己「刀槍不入」。據路透社統計，在一個支持川普的網站上，有二十多人呼籲處決法官、警察或民主黨官員，稱其中一些人應該被絞死、毆打致死或被扔進碎木機。
一些共和黨人會不同意我對川普赦免行為的看法。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基本上都認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國。如果發生衝突，人們認為美國和中國將競相關閉對方的電網、銀行網路和衛星系統。在這場競賽中，TikTok是中國的王牌。
川普沒有遵守2024年的一項法律，迫使中國放棄這張牌，而是將最後期限延長了75天，「以便我們能夠達成協議」，讓TikTok在美國存活下來。這種拖延削弱了法治，並增加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可能會繼續有機會獲取我們1.7億TikTok帳戶擁有者的信息。最高法院在維持針對TikTok的法律的一致裁決中援引了一些報導，稱TikTok從用戶那裡收集的數據包括年齡、電話號碼、聯繫人、互聯網地址、確切位置以及通過該應用發送的私人信息內容。
事實上，當川普在2020年試圖限制TikTok時（他之前反對它，後來又支持它），他提到TikTok「自動從用戶那裡獲取大量信息」。如果我是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長，我會詢問有關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四個孩子的TikTok帳號。我還會詢問政府和軍方人員子女的情況，希望把手機和筆記型電腦變成麥克風和攝像頭，跟蹤位置，查找勒索材料，並且定位更多目標。
在最高法院的案件中，TikTok沒有對數據收集提出異議，但聲稱中國「不太可能」強迫該公司交出信息。這是真的嗎？中國法律要求中國公司與國家安全部門合作。即使是外資企業也得在壓力下屈服。
可以參考王小寧的例子，他是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在雅虎向中國政府提供了他與雅虎論壇上的電子郵件和支持民主的文章有關的證據後，中國將他監禁了10年。如果一家美國大公司都向中國政府屈膝叩首，你又怎麼能指望一家中國公司承受這種壓力？
我在《紐約時報》擔任北京分社社長的五年間，我的公寓被竊聽（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兼職為中國政府翻譯發生我院子裡的私人談話），我一離開公寓就會被跟蹤，辦公室的中國員工被迫向國家安全部門報告我的行蹤。有一次，我向一位計程車司機說我們被跟蹤了，他驚訝地看了我一眼。「你是什麼人啊？」他問。「殺人犯？」
對於在中國的某些美國人來說，這一切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不應該幫助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在美國領土上進行監視。還有一個因素：美國大約40%的年輕人定期從TikTok上獲取新聞，研究人員發現，有證據表明，TikTok的算法系統地操縱信息，向用戶呈現親中國的世界觀。作為記者，我反對政府的審查制度。但我們通常不允許外國在美國擁有哪怕很小的廣播電台或電視台，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允許中國控制一個重要得多的信息來源呢？
中國試圖監視美國人或推銷自己，這並沒有什麼不同尋常。這就是政府會做的事。中國曾經購買一架波音767作為主席專機，相當於「空軍一號」，結果在上面發現了27個竊聽器。我們會監視中國，中國也會監視我們——但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的監視變得更容易。
2024年，國會兩黨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的法律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公司將其出售，否則該應用將失去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然而，出售TikTok是複雜的，因為它的核心是其算法，只要字節跳動控制著算法，安全問題就會仍然存在。我還對川普在TikTok問題上改變立場的方式感到不安。他沒有明確說明自己改變主意的原因，但時機很奇怪。
2024年3月，川普會見了字節跳動的主要投資者、億萬富翁傑夫·亞斯；川普表示，他們沒有討論TikTok，但大約正是在那個時候，他改變了主意，試圖挽救這款應用。因此，在川普第二任期開始之際，他一方面宣稱要保衛美國，另一方面卻採取了有利於共和黨大資助者的行動，這可能會幫助中國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
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 2001起成為時報專欄作家，曾兩次獲得普立茲獎。他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名為《追逐希望：一名記者的報導生涯》(「Chasing Hope: A Reporter’s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