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歲的納粹集中營前秘書受到審判、100歲的前看守受到指控：二戰結束80年後，對納粹罪犯以及幫兇的刑事追究已近尾聲。
除了一些罪魁禍首之外，納粹殺人機器中一些「較小的齒輪」——協助謀殺者也有人受到追責。比如2022年被判有罪的Stutthof集中營前秘書弗爾希納（Irmgard Furchner）。去年終審維持判決時，她已99歲。弗爾希納於今年1月去世。她被判在一萬餘起案件中協助謀殺。
促成這一案件審理的首席檢察官維爾（Thomas Will）向德國之聲表示：「我們的任務仍是搜尋須面對審判的人。我們仍在繼續調查集中營的情況。每座集中營都仍有大量可能仍在世的責任人，是我們過去沒有發現的。」不過，隨著年深日久，如今僅出生於1925-1928年的責任人還可能被追責。
追查責任人身份難
一位如今已百歲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前看守受到在3300餘起案件中協同殺人的指控。對維爾及其團隊而言，二戰後近80年找尋這些納粹罪犯的蹤跡，非常困難。因為僅在極少數情況下，這些人員的出生地、出生時間都在材料中。很多時候，調查人員只看到一個名字。
自1958年12月1日，納粹罪行清查中心（die Zentrale Stelle zur Aufklärung von Nazi-Verbrechen）開始工作以來，共收集178萬張寫有姓名、犯罪地點、所屬單位的個人資料卡。德國檢察機關和法院共進行了近19000起案件的審理。除了在德國國內，也借助申根訊息系統以及國際刑警組織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搜捕，因為許多納粹兇犯移民國外。
謀殺沒有追訴期
對一位100歲的人進行審判，還有多大意義？他們時常已失去接受審訊的能力。維爾表示，答案是明確的。「宣判有罪本身就已非常重要，即便是遲來的。此外，對於受害者家屬而言，其意義更是極大的。」
維爾批評說，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罪犯的宣判太少。他表示，原因之一是普通的刑法不足以追查國家大規模犯罪的責任人。此外，當時的基本立場是，除了罪魁禍首之外，其他是被納粹誤導的協從者。
民間的「納粹獵手」
除國家機關以外，個人的努力也推動了對一些納粹凶手的法律追究。比如，在歐洲頗為知名的克拉斯菲爾德夫婦（Serge Klarsfeld，Beate Klarsfeld）就經過多年努力，找到四名納粹戰爭罪犯及幫兇的下落，並促成對其繩之以法。比如，有「裡昂屠夫」之稱的1942-1944年裡昂的蓋世太保頭目巴比（Klaus Barbie），以及將76000名猶太人、其中包括11400名兒童從法國送入集中營的裡什卡（Kurt Lischka）和哈根（Herbert Hagen）。
克拉斯菲爾德夫婦於2015年獲得德國聯邦十字勳章。
他們的努力也為1979年7月3日德國議會一項歷史性決定奠定基石：經過近20年有關納粹罪行追責的辯論後，德國聯邦議院決定，謀殺、種族清洗不允許有追訴期限。
戰後的追查
1945年至1946年，紐倫堡審判對20餘名納粹主要戰犯進行審理。
但是，如何對約850萬納粹黨成員進行所謂「去納粹化」？
盟國同意，頂尖的政治和社會職務必須由致力於民主原則的人，或至少接受民主原則的人擔當。
但具體過程中，各佔領國採取了不同的做法。
美國在其佔領區內進行了非常繁瑣的程序。他們向所有成年人發放了一份問卷，上面有131個問題，以此將德國人劃分為五類：主要罪犯、有罪者（通常是與政權關係密切的官員或軍人）、罪責較輕者、跟風者、無罪者。
現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的帕爾姆（Stefanie Palm）向德國之聲表示，僅1.5%的人被定性為主要罪犯和有罪者。
該歷史研究所的戈托（Bernhard Gotto）向德國之聲表示，在蘇聯佔領區內，處罰力度更大，所開除的人數更多。比如，80%的法官因納粹黨成員背景被開除。只不過，他們往往被忠於東德政府的所謂「人民法官」代替，後者沒有司法專業能力，時常作出不公正的判決。
此外，除納粹罪犯外，蘇聯秘密警察也將政治對手送入關押營。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