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就職滿周年，各界必然會檢視他過去一年施政得失，於此同時，對他個人政治風格、路線也出現了一種「對照論」。其一角度，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載華府智庫（CSIS）文章所寫：（智庫專家推論）北京方面不認為賴清德總統是在延續前總統蔡英文的執政（外交路線），反倒更像前總統陳水扁；另一方面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批評，陳水扁總統時代朝小野大的問題比現在更嚴重，陳都可面對解決，為什麼賴只有透過鬥和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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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一後國內外不同視角，便出現了賴清德同時看似陳水扁、又不若陳水扁的鏡像，但無論如何，以「陳水扁」去投射賴清德（無論對內、對外），終究是徒勞，時局、時空雙重變異，這樣的對比既無法協助看清過去一年台灣內外局面，也無法預判賴就職周年之後的可能發展，而唯有回到台灣政治現下的本質，或許才更能適切解釋賴清德究竟該走什麼路線。
因此，「賴清德就職周年這一天」，其作用亦可仿照當初「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在歐美社會同時引發人們對政治本質和模式的反思，畢竟「民主國家的困局」，很顯然將會是賴清德在有限任期內，對個人本事的終極測試。
前述所言，北京認為賴清德不像蔡英文，更像陳水扁，但在今天川普執政所引領的「新國際遊戲規則」，所謂「蔡英文路線」還足以應付比第一任發牌更快、更無章法、更不可測的「川普美國優先論」？另外，陳水扁第一任內，在野國會做大，我們看到了對抗、對立甚至混亂，25年後的今天，倒是有一群在野黨成員，似乎更完全無視破壞任何現有體制，即便掌握國會多數席次，卻見他們以一種沒有邊界、沒有禁區的行事作風，且相當敢於涉足那些過去同為資歷尚淺新科立委者所不敢挑戰的衝突領域。現實上，賴清德想「像陳水扁」也無從像起，我們自然也無法忘記，2000年朝野惡鬥起始，不正是當年10月所謂「扁連（連戰）會」後不到一小時，行政院即宣布停建核四，在「羞辱性」極強下，在野黨憤而對陳水扁發動罷免（最後陳水扁道歉弭平風波），和這次在野挾國會多數卻不顧黨譽，糟蹋立法正義（程序），引起民間不滿遂有的大罷免反噬，情節剛好倒了過來。
於是，同時面對「高不確定性的川普美國優先」，以及「立場極端卻力量巨大的在野陣營」，這就是賴清德少數執政下所迎面的內外政治格局，外有美式民粹，內有台式極端（亦是民粹主義的另一變形），此即歐美社會關於「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對政治本質和模式的反思課題──如何以建設性的方式對抗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以期恢復多數人對政治和民主的信心。
理想狀態下，民主國家本當容許基於政治思想的鬥爭，允許不同立場者激烈辯論，問題就在於，「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背後，實已對既有民主的本意造成很大衝擊，其中最大的教訓就是，在極端、民粹風氣之下，「事實」對許多人來說已愈來愈不重要，很大原因，又在於當每個人都被迫接受大量（過量）資料時（新媒體環境所促使），再會迫使人們愈加「選擇事實」，當政客提出的「主張」比「事實」更容易博得回響，則任何事都可以被「宣稱」，既然任何事都可以被宣稱，則任何事也可以輕易被相信。如此對事實和證據的草率總結方式，早證明對民主只會有害無益。
此時，為政者的挑戰，就在若無法及時、準確理解問題，並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解決方案，其結果就是任由反應速度更快的「民粹式承諾」，去填補民眾所需的這一空缺，並直接吸引那些對未來感到幻滅的公民情感。亦即，無效的執政治理，將是助長政治民粹、極端的幫兇，更會大為鼓勵反建制風潮。簡言之，何以有「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很大原因之一，不就在美國銹帶或英國部分地區的選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在「國家經濟」好轉的同時（縱然是事實），當地社區的人們卻在失業（卻無效治理）。
賴清德任期尚有三年，「極端版」朝小野大遭逢的困局，已然有「大罷免」做出回應，接下來為政者如何「治理」將會是最重要關鍵。一如政治學者（Nancy Rosenblum、Russel Muirhead）對「不治理」（ungoverning）──「執政者以犧牲行政專業，換取對總統的個人忠誠」做出的警示：如此將直接折損政府行政的專業知識價值，其危機不只是讓民粹填補空缺，讓極端成為主流，它還會反過來「讓強人變得軟弱」，當「忠誠」以絕對值的形式取代「專業」，「卑鄙的追隨者」將只會愈來愈多，然後愈難領導國家，希冀重返有效的民主政治，讓政策選擇以合理和事實的分析為基礎，將也只會更困難，
賴清德第二年執政開展，盡速提出新的、具有競爭力的政治項目亦是重要之務，即使「大罷免有成」，台灣政壇依舊會是在不和諧的聲音下組成。是不是蔡英文路線、陳水扁模式已不重要，因為賴清德面對的，已是更勝前面多任總統的嚴峻挑戰。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