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編者按：1942年，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國際旅戰士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被送解至奧斯維辛集中營，很快又被黨衛軍醫生魏斯挑選作他的書記員，這個職位使他享有了某種“特權”，不僅免除了很多非人的待遇，還可以接觸到遠遠超出普通囚犯層面的信息。而且，他恰好屬於政治犯，也是奧斯維辛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這又為他打開了一個了解奧斯維辛的特殊窗口。從這點來說，他具備了萊維所說的最好的集中營歷史學家的資質。
這部寫於1972年、最初以德文發表的作品《奧斯維辛的人們》還有一個難得的特質：作者記錄過去，並非要給人群簡單貼上道德標簽再加以審判，相反他意在理解，意在通過人們在集中營條件下的極端表現來理解人性，所以他把更多的篇幅用於描述那些反應不同於常態預期的人——比如那些在非人條件下仍然展現出人類情感的人，而非記錄日常罪行。
所以，最好的集中營歷史學家出自極少數人之中——他們有能力和幸運去獲得特權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觀察集中營，而不用卑躬屈膝，出賣人格；他們有技能去講述目睹的事實，遭受的苦難；他們能夠以優秀歷史學家的謙卑，既考慮到集中營現象的複雜性，又記述其中千姿百態的人生命運。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幾乎都是政治犯——因為集中營是一個政治現象；因為與猶太人和其他罪犯（正如我們知道的，集中營的三大類囚犯）相比，政治犯擁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釋他們看到的現象；因為，更準確地說，鑒於他們原本都是反法西斯鬥士（甚至現在仍是反法西斯鬥士）的事實，他們意識到證詞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戰爭手段；因為他們更易於接觸到統計數據；而最後，因為他們在集中營內有著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至少，在戰爭最後的歲月里，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許他們記錄和保存筆記，這對於猶太人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奢侈，而罪犯們則可能毫無興趣。
——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一
集中營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萊維的這段話似乎就是為奧地利人赫爾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量身定制的。1942年，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國際旅戰士朗拜因被送解至奧斯維辛集中營，很快又被黨衛軍醫生魏斯挑選作他的書記員，這個職位使他享有了某種“特權”，不僅免除了很多非人的待遇，還可以接觸到遠遠超出普通囚犯層面的信息。而且，他恰好屬於政治犯，也是奧斯維辛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這又為他打開了一個了解奧斯維辛的特殊窗口。從這點來說，他具備了萊維所說的最好的集中營歷史學家的資質。
這部寫於1972年、最初以德文發表的作品還有一個難得的特質：作者記錄過去，並非要給人群簡單貼上道德標簽再加以審判，相反他意在理解，意在通過人們在集中營條件下的極端表現來理解人性，所以他把更多的篇幅用於描述那些反應不同於常態預期的人——比如那些在非人條件下仍然展現出人類情感的人，而非記錄日常罪行。所以他特別要求自己保持客觀立場和冷靜分析（！）：
在集中營里，人們被置於極端環境之中。本研究將描述囚犯和看守是如何對這些環境做出反應的，因為生活在奧斯維辛鐵絲網另一側的人們，同樣也被置於一種極端情境之中，盡管這種情境與囚犯所經歷的截然不同。
……迄今為止，還沒有人主動對奧斯威辛集中營這種極端情況下人類的反應進行冷靜的分析。這就需要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像看待十九世紀的事件那樣超然地看待奧斯威辛集中營。
這一點甚至反映在書名中。全書的主體是觀察兩類人群，囚犯和看守，但作者沒有像通行的那樣，把他們用“受害者”、“魔鬼”這類詞區分開，而是用了一個統一的、中性的稱呼：“奧斯維辛的人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作者牢記一位波蘭作家安傑伊·維爾特的告誡：“要揭示20世紀大規模屠殺的真相，就不能把兇手妖魔化，也不能把受害者神化。我們應當控訴的是法西斯體制所制造的非人境況。”作者也是這麽定位自己的研究的：
任何了解奧斯維辛大屠殺規模的人，都會試圖尋找罪魁禍首。而我這項研究，應被理解為一種對倉促下結論的警示。如果其他人被派往那里，他們的行為未必會與大多數看守有所不同；正如那些在毀滅機器中充當齒輪、因此背負罪責的人，如果沒有被置於奧斯維辛的氛圍之中，很可能一生都不會想到殺人或謀殺。……難道是幾千名願意服從命令的人，在最嚴密的保密狀態下建立起一整套滅絕體系，而民眾卻聲稱對此一無所知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對奧斯維辛行兇者行為的任何嚴肅分析，都必須超越這一小部分人。
由於這兩個特質，這本書構成了我閱讀萊維等集中營作家之外的一個很好的補充，事實上也確實拓展了我對人性的理解。
二
作者說，在奧斯威辛，英雄主義常常不為人知。是的，讀過這本書後，我們發現，雖然非常罕見，但還是有反抗，如果不是作者所處的位置，不是事後的匯總，很可能不為人知。
反抗有很多類型。最極端也最罕見的是起義——納粹從囚犯中招募的特遣隊（負責將囚犯送入毒氣室、然後清理現場）就發動過一次起義，當然結局可想而知。
除了這種極端的類型，有的反抗是公開宣示立場。比如1944年7月22日，當435名從科孚島押解來的猶太人被分配到特遣隊時，他們拒絕工作，然後遭毒氣殺害。還有一幕為很多女囚犯記得的場景是，被裝進卡車送往毒氣室的法國婦女高唱 《馬賽曲》……
另一些反抗是秘密進行的，但同樣彰顯了非凡的勇氣。三名在黨衛軍中央建築辦公室工作的女性，克里斯蒂娜·霍爾恰克、瓦萊麗婭·瓦洛娃和維拉·福爾蒂諾娃（一名波蘭人和兩名捷克人），秘密複印了集中營的建築圖紙和帶有內置毒氣室的火葬場設計圖，並成功地通過地下渠道將之送了出去。福爾蒂諾娃曾描述她們從事這一危險行動的動機：“我們相信自己永遠無法走出那個地獄，但我們希望世界有一天能知道這一切。”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一位名叫莫達爾斯基的波蘭平民設法將相機帶入營地，然後由負責焚屍爐工作的特遣隊員拍下照片，底片再由在黨衛隊食堂工作的海倫娜·達頓偷偷帶出集中營。這些照片後來成為舉世聞名的證據。
最令人動容的秘密反抗的例子，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遣隊。他們從被挑選出來的那一刻起，就成為集中營罪行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因而每過一段時間，納粹就把他們全部殺害，然後換上另一撥人。這一點是如此確定，以至於戰後在法蘭克福監獄中，黨衛軍軍官卡杜克被告知有一位該小組的幸存者作證時，他勃然大怒，認為這絕無可能。——然而他高估了他的同事們在戰爭最後階段的辦事效率和冷靜，少數特遣隊囚犯在一片混亂中逃脫了。
就是這些被納粹委派去毀滅別人、自己也注定被毀滅的人，他們中有人小心翼翼地做了文字記錄，然後把筆記埋在了地下。在奧斯維辛解放十七年後，這些文件被挖掘出來，只是由於保存狀況不佳，部分筆跡已無法辨認。以下文字就出自這樣的筆記，記錄者是特遣隊員列文塔爾：
沒有人能夠真正想象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因為我們的經歷根本無法用準確的語言描述……然而我們——一小群灰色的人，將會讓歷史學家大費周章……也會讓那些想要了解並研究我們心理狀態的心理學家頗感興趣；哦，那倒是值得研究的！但誰又知道這些研究者是否能夠觸及真相，是否有人能夠徹底……
作者告訴我們，有許許多多的囚犯正是被這樣一種信念所支撐：“我們必須活下來，這樣才能將我們所看到和所遭受的一切告訴世界。”
三
普里莫·萊維在他的作品里提醒過，在集中營環境下，對人類行為進行嚴格的道德審查是草率的，“我們並不排除受害者也會犯罪，有時客觀的罪行還很嚴重，但據我所知，人類的審判團並沒有資格去審判這些罪行。”朗拜因也持這樣的觀點，他的作品里也有很多例子。這里補充一個集中營長老的例子。
集中營當局為了更好地管理囚犯，總會挑選一些犯人擔任輔助的管理職務。這些人得到授權之後，在集中營環境下無疑有了對其他囚犯生殺予奪的大權。那麽，這些人的品質好壞是否會影響到日常秩序和囚犯生活呢？如果這樣，一個有責任心的好人是否應該接受這種職務？——然而問題的另一面是，他們擔任這樣的職務，是以必須配合當局的許多惡行為前提的。
作者當然理解這種兩難困境，作為抵抗組織成員，他說他總是勸說那些有責任感的人出來任職：
對個人而言，拒絕接受職務、保持良知不受牽連當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是那樣，許多集中營中所取得的改善又是如何實現的？那些施暴者和騙子又怎能被從關鍵崗位上移除？如果所有尚未喪失道德感的人都拒絕承擔責任，營地將會是什麽樣子？對於一個同意佩戴臂章的人來說，在履行職務、保持職位所必須做的事與濫用權力之間把握分寸是極其困難的。然而，如果一個人認真看待自己在拒絕職務時所承擔的責任，他就不會逃避這種困難。在納粹黨衛隊設定的體制框架內，營中的“重要人物”確實可以做出許多事情——既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惡。
那麽，對這些人又該如何做道德評判呢？或許，在通常情況下，道德行為總是默認符合社會的利益；然而，集中營社會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道德準則與整體利益不再一致，需要我們擱置或者調整通常的道德判斷？
對監獄看守，同樣存在道德判斷上的困難。一些囚犯會提到少部分看守的善行，比如猶太人雷妮·耶利內克說起有位士兵問她來自哪里，當得知兩人是來自同一地時，士兵設法將她調到了護理組，這相當於拯救了她的性命。耶利內克再也沒有見過那名男子，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還有一位犯人奧托·沃爾肯本來已經被選到送往毒氣室的那個隊列，一個黨衛軍士兵聽到他的口音，問了他並確定兩人來自同一地方後，他也想辦法救出了他。
同樣地，黨衛軍女營領導人瑪麗亞·曼德爾因為熱愛音樂，對小提琴演奏大師、猶太人阿爾瑪·羅澤多有照顧。當羅澤生病時，曼德爾安排她住進單間接受護理。有一次她甚至安慰羅澤，說她肯定會是最後一個被送進毒氣室的人。
他們是好人嗎？他的“行善”可能只是臨時一閃念，或者出於個人喜好，甚至可能是以犧牲另一個和自己無關的人為代價，而救下那個和自己有些紐帶的人，用前者來充數，這樣他算好人嗎？
而且即使那些以兇殘著稱的黨衛軍，也有發善念的時候，這種時候，如何對他們評判？
一些黨衛隊成員對兒童表現出的“軟弱”在特雷津家庭營被清算期間體現得最為明顯。當時，以殘暴著稱的舍房長斯特凡·巴雷茨基竟是那些請求黨衛隊營地指揮官饒恕年幼囚犯生命的人之一。後來，在法庭上被問及他的動機時，這位頭腦簡單的日耳曼裔德國人回答說：“嗯，我們在營里也沒什麽事可做，但總是去看孩子們的劇場演出，所以我們已經習慣那些孩子了。”
這種複雜性大概就是作者要我們更專注於專制體制所制造的非人境況，而非對個人進行道德評判的一個原因吧。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普里莫·萊維書里的一個細節，我覺得我找到了答案。
萊維在入獄前獲得過化學博士學位，在獄中，當集中營的橡膠實驗室挑選化學專業人才時，主考官潘維茨博士面試了他。“他威嚴地坐在一張覆雜的寫字台後面。我，編號174517的囚犯，站在他的書房里”，而“當他寫完之後，就擡起頭，看了看我”，萊維從此留下了一個心結：
打從那天之後，我以許多方式多次想到了潘維茨博士。我自問，他作為人的內在功能是什麽；我在想，除了聚合實驗，除了他作為印歐日耳曼人的意識，他怎麽打發時間的；尤其是當我又成為自由人之後，我還曾想再遇見他，並非為了報覆，而只是對於人的心靈的一種好奇。
因為那種目光並非是人與人之間的目光，倒像是人隔著魚缸的玻璃壁看魚時的目光，是兩個不同世界的生物之間的目光，而要是我能夠解釋那種目光的本質所在，我也就能解釋德意志第三帝國瘋狂的實質了。
我想，潘維茨博士之所以用人隔著魚缸玻璃壁看魚時的目光來看萊維，就是為了避免和他產生任何紐帶，為了把他看成與自己毫無任何關系的“人”，從而可以避免對他的命運產生任何不安和同情，不然他也有可能像前面提到的幾位黨衛軍士兵一樣。這確實是極權政體瘋狂的實質，那就是割斷受害者和普通人之間可能產生的任何生活和情感紐帶。
四
納粹戰敗後，很多德國人——從高官到平民——都聲稱自己並不知道滅絕營的存在，並努力證明這是黨衛軍嚴格保守的秘密。對此，黨衛軍軍官卡杜克在接受審判時作出了激烈回應：
火葬爐燃燒時，躥出的火焰有五米高，從火車站都能看到。那車站滿是平民。可沒有人說一句話。還有一些休假列車經常在奧斯維辛短暫停留。有時整個車站都被煙霧籠罩；這時國防軍軍官會探出窗戶問：“怎麽有一股甜味？”但沒有人有勇氣問：“這到底是怎麽回事？這地方又沒有制糖廠，這些煙囪是幹什麽用的？”
看起來，人們不知道首先是他們不想知道，他們是知道那里有一個危險而且不體面領域的存在的，但他們自覺地繞開了，如政府所期望。
正如作者指出，任何不願被災難性消息打擾內心平靜的人，都能找到理由將各種傳言統統排除在外。比如，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編造的虛假暴行報道可以成為他們心理上的保護帷幕，使他們躲藏其後，不必去了解眼下正在犯下的真實暴行。再比如，一位在德國化學工業公司工作的金屬工人赫爾曼·豪斯曼證實，當時確實有人在討論毒氣處決囚犯的事情，但“我們拒絕相信”。——而任何一個拒絕相信的人，事後便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對此一無所知。
五
最後，作者講到了幸存者在重獲自由後的各種反應，對我們理解同類人群也非常有幫助。
作者首先以自己為例，講到經歷奧斯維辛之後，自己對許多事情的反應已經不同於普通人，已經奧斯維辛化了：
1945年5月我回到維也納時得知，我在維也納的朋友魯迪·弗里梅爾、維克爾·韋塞利和恩斯特·伯格在集中營撤離前不久被絞死。其中最後這位伯格，是我最能彼此理解、我最為敬重的人。得知這個消息對我來說是一次沈重打擊，而我對此的反應卻是典型的奧斯維辛式反應：事情已經發生了，人只能設法接受。
作者還講述了另一次經歷：一次在講座上，有位女士問我在營地是否認識一位叫魯迪·弗里梅爾的人。我回答說是的。她接著問他後來怎麽樣了。我簡短而冷靜地答道：他在1944年12月30日被吊死在廣場上。那位女士瞬間崩潰，失聲痛哭。事後，我的弟弟目睹了這一幕，責怪我把這個消息傳達得太過冷酷和突兀。而我唯一的回答是：“那麽，誰又曾溫柔地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呢？”
在極端苦難環境中習得的心理防御機制（如冷漠等），使作者難以回到“正常”的感情表達方式中，換言之，他失去了那種可以自然流露情感的能力或信任。
也有一些奧斯維辛人提起過去時會說，我首先記得的是奧斯維辛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作者自己就遇到過，當時他為了搜集寫作材料而參加了一次女性難友的小聚會。然而，這次聚會卻未為他的研究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作者描述當時的情況：“她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同時說話，互相提醒起那些有趣的往事，笑個不停，整個氛圍就像一場喧鬧歡樂的聚會。一個毫不知情的聽眾可能會以為，這些女性是在分享她們青春年華中的美好回憶。”
在這里，作者也同樣嘗試去理解，而非評判：
美國精神科醫生克勞斯·D. 霍普在對一些有明顯心理創傷的幸存者進行多次評估時觀察到，許多在迫害時期的痛苦經歷往往被淡化，甚至被貶低其重要性——顯然是因為回憶這些經歷帶來的痛苦太過強烈。許多奧斯維辛幸存者之間的對話會以輕鬆或滑稽的插曲為主，也許有一個更簡單的原因：我們無需彼此提醒那些“挑選”過程（指篩選送進毒氣室的囚犯）和堆積如山的屍體。
不過，作者也沒有忘記補充和提醒：那些在營中處於最底層、忍受最嚴酷待遇的幸存者，並沒有任何可以帶來笑意的回憶。只有那些得以逃脫饑餓折磨的人，才可能記得一些後來還能笑著說起的片段。
還有一類幸存者，他們的心理動機更是難以窺探，如果不是作者點出。我們知道在奧斯維辛，囚犯來源眾多，命運差異巨大，其中德國囚犯往往被他們的黨衛軍同胞委以管理其他囚犯的重任。對這些德國人來說，奧斯維辛不僅僅是恐怖與磨難的回憶，同時，那段時光也是他們人生中權力最為膨脹的時期——那種權力，是他們在其他任何時候都不曾擁有、甚至不曾接近的。這對那些遭到正常社會鄙視和排斥的犯罪分子尤其如此：
他們在奧斯維辛卻令所有人戰慄發抖。憑借他們在營中的職位，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如同“帕夏”（中東王公）般行事，羞辱那些在正常情境下連正眼都不會看他們一眼的人。事實上，這些人甚至會受到其他囚犯的巴結。在奧斯維辛——也只有在那段時間里——他們感受到被重視、被需要的感覺。
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一般罪犯中，即使是受到重用的政治犯也有這種情況，下意識地會把奧斯維辛記作他們一生中最有地位、最具分量的一段時光，在戰後仍會覺得自己比那些在集中營中只是“無名一員”的囚犯更加優越。
這里我們尤其感到作者的客觀研究的價值，把受害者的真實面貌也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努力去理解。
六
霍斯是奧斯維辛的指揮官，對超過一百萬人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戰後被判處死刑。他在死刑宣布後，留下了遺書，這里摘錄幾段作為本文結束：
這是一個悲劇。我本性溫和、好心腸，總是樂於助人，卻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滅絕者之一，冷酷而堅定地服從著每一道消滅人類的命令。黨衛軍多年的嚴格訓練旨在把每一個黨衛隊員都變成無脊梁的工具，用於執行全國領袖的一切計劃，這種訓練也把我變成了一個盲目服從命令的自動機器。我對祖國狂熱的愛和極度誇大的責任感為這種灌輸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在人生的終點承認自己走錯了路，因此必須為這一結局承擔責任，這是極其痛苦的。
他給長子克勞斯的遺言：
一個人應該接受溫暖而敏感的人性導引，學會獨立思考和判斷，不要不加批判地把遇到的一切都當作絕對的真理。要從我的人生中汲取教訓，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我相信並信任一切來自上面的東西，不敢對那些被灌輸的“真理”產生絲毫的懷疑。睜大眼睛走過你的一生。不要變得偏執，要全面地看待所有事物的利與弊。
他寫這些，是真誠懺悔，還是為了洗脫罪名？
然而，他個人如何，重要嗎？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作者注：翻譯借助了chatgpt網站；同時，出於行文流暢的考慮，有些敘述引用了原文，但未用引號標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