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促成這一劇變的決定性節點事件並不是發生在德國，而是發生在波蘭、匈牙利和蘇聯。
它像徵了東方和西方的分野，象徵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1961年獨裁統治下的民主德國修建的柏林牆。自那時起，西柏林被一道155公里長、由水泥和鐵絲網構成的隔離帶包圍，但西柏林的居民仍可以自由出入，通行無阻。西柏林是共產主義東德國土上的一個自由孤島。
但對東德人來說，近在咫尺的西柏林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嚮往之地。直到1989年11月9日，電視直播的一場在東柏林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東德政府宣佈了新的旅行法。新法允許公民從東柏林自由出境–而且即刻生效！成千上萬東德人湧向東柏林市內由軍人守衛的各個出入境關卡，幾小時後，這些關卡真的被打開了。
突然間不再被分割的柏林和歡呼的人群的畫面傳遍了世界。它以感人至深的方式標誌著德國分裂的事實終結。不到一年後，1990年10月3日，二戰結束後一直被政治分治的德國慶祝了重新統一。這一歷史性劇變終成正果，是因為二戰戰勝國–西方盟國美國、英國、法國和共產主義的蘇聯對此開放了綠燈。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1985年上台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柏林牆紀念館的負責人克勞斯邁爾（Axel Klausmeier）也認同這一觀點，他指出，戈爾巴喬夫的”開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政策突破了所謂”勃列日涅夫教條”。後者要求華沙條約的歐洲成員國不得偏離克里姆林宮的既定路線。
蘇聯的政策出現了大轉彎：”不管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發生了什麼，這些國家都應該自己負責”，克勞斯邁爾這樣總結。蘇聯告別了此前數十年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當波蘭、匈牙利和東德國內要求民主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之際，莫斯科沒有出手干預。而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前的數十年中，東歐陣營發生的爭取自由的運動均遭到蘇聯的殘暴鎮壓：1953年的東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
東歐聞聲而動
整個東歐的民權人士都受到鼓舞，要求在自己的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波蘭的共產黨政府自1988年夏就開始與當時仍然被禁的團結工會接觸，結果促成了”圓桌對話”，除了反對派組織外，在波蘭影響力巨大的天主教會代表也參與其中。
來自波蘭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在共產黨執政期間曾三次訪問自己的祖國，並公開對團結工會表達了好感。天主教會最高領袖的威信讓波蘭反政府人士更加堅定了事態將向積極方向發展的信念。1989年6月舉行的波蘭議會選舉成為一個重要的階段性事件。當局首次允許反對派候選人參選，不過執政黨事先將議會三分之二的席位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
共產黨的權力壟斷被打破
這次選舉是一個歷史轉折點，意味著共產黨在波蘭的權力壟斷被打破。在其它東歐國家，時代變革的跡象也日益顯露。匈牙利政府在1989年5月開始拆除與奧地利邊境上的監控設施。由此，在這個東西歐交界地帶，通往自由的道路不再那麼危險。數百名東德公民就這樣經由匈牙利踏上了告別故土的道路。
與此同時，1989年夏天，有數千人逃離東德，前往西德駐多個東歐國家的大使館。隨著時間一天天推移，拒絕改革的東柏林政府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從9月份開始，博覽會城市萊比錫每周一都有數萬人上街遊行。10月9日，示威活動達到高潮。7萬人參加了呼籲變革的和平集會。
昂納克下台
示威者呼喊”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不要暴力”等口號。不少歷史的見證人對克勞斯邁爾說，由於不清楚當局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人們當時”非常害怕”。當大家看到這一天政府也沒有強制干預後，反對派感到”我們勝利了”。
幾天後，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被迫下台，他的繼任克倫茨（Egon Krenz）釋放出願意與民權人士對話的訊號。11月4日，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上舉行了東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示威，近50萬人參與。當反對派代表發言時，總是贏得一片掌聲，而在”體制內”代表發言時，卻是一片噓聲。發言者中也包括執政黨統一社會黨（SED）東柏林第一書記沙波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
1991年：蘇聯解體
5天後，沙波夫斯基在11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宣佈了新的旅行法規。可以說，他的話–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引發了柏林牆被推倒。在東西德邊境全線，沒有動一槍一彈。通往自由的路就這樣敞開了，而且無法再被關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東歐各國的民眾爭取到了自由。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這一進程的結束。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後，為這一變局開啟了大門。1990年戈爾巴喬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