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統一的根本意義，在於以商業利益取代民族主義激情，以此避免戰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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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書評》前編輯、作家 馬毅仁（Ian Buruma）
去年11月，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宣稱歐洲正瀕臨「文明消亡」的邊緣。在官方戰略文件中提出如此論述已是罕見，而更令人費解的是其核心論點：當今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並非來自中國或俄羅斯，而是歐洲。不斷接納移民的歐洲人顯然是在社會性自殺：該文件預言「某些北約成員國」注定會變成「非歐洲人佔多數」的國家。
川普不僅對歐洲的現狀深感憂慮，更曾警告移民正在「毒害美國血脈」。 然而，無論是對西方文明瀕臨消亡的恐懼，還是對血統純淨度的憂慮，這些都非新鮮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反動派就已經沉迷於這些議題了。 在這些人眼中，西方軟弱、頹廢、膚淺、物質，更被「種族混亂」侵蝕。
反觀充滿生命力的德意志民族，他們紮根於血與土地，甘願為國犧牲物質享受，甚至生命。這種精神透過肅清與法國共和主義、英國自由主義及商業主義相關的有害思想，被認為能拯救歐洲免於文明崩潰。他們將德國視為戰士之國，與那些以小店家為主的經商國家格格不入。
這些激進德國民族主義者將美國視為西方世界的首惡分子：自由主義、膚淺的物質主義、對安逸的沉溺、商業主義，尤其是「種族混亂」盛行。他們認為，猶太人及其他「劣等」和「不受歡迎」的種族只需花上幾美元，就能買到美國公民身份。
而當下正發生一個奇特的視角轉換。美國現任領導階層刻意將自己定位為歐洲自由主義、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法治精神及缺乏戰士精神的對立面。正如二十世紀初，某些德國民族主義者視俄國（後為蘇聯）為對抗較自由的歐洲國家的有用盟友，如今，川普政府則將俄羅斯與匈牙利視為共同對抗敵人的伙伴。
這種角色逆轉有幾個原因。儘管在20世紀初，美國象徵德國及其他歐洲沙文主義者所憎惡的一切，但也存在著類似的反移民、反猶太的本土主義思潮。飛行員林白（Charles Lindbergh）在1930年代倡導孤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美國優先」議程，反動電台佈道者考夫林（Charles E. Coughlin）及多名共和黨政客也持相同立場。但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的新政以及希特勒第三帝國的暴行，則使這類思想聲名狼藉。
然而，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卻將這套曾遭唾棄的意識形態，轉化成共和黨的教條。正因如此，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相處，要比跟德國總理梅爾茲（Friedrich Merz）或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等歐洲民主領袖一起更自在。他欽佩普丁赤裸裸且不受約束的權力行使，認同其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敵意。
而MAGA運動的反歐狂熱，也是對美國知識精英崇尚歐洲風尚與高雅文化的民粹主義反撲。這種崇尚被視為某種勢利眼，這有時也不無道理，也就是看不起那些（與現任總統一樣）寧可吃漢堡也不要鵝肝醬的「普通美國人」。
但歐洲之所以備受憎惡——不僅是被MAGA群體，還有川普在這片大陸上的極右翼崇拜者們——是有更古老而深刻的根源。德國本土主義者及其他國家那些懷有類似想法的民族主義者，曾將英法美自由主義與羅馬帝國主義相提並論，後者被視為旨在企圖將統一規則強加於那些迥然不同的歐洲部落之上。
這類超國家帝國追求某種普世主義，以公民權而非血統界定人群。 從某種意義上說，歐盟是羅馬帝國的天然繼承者。同樣承襲其衣缽的還有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也就是美國所強加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其價值觀曾被許多美國人視為普世真理。
但這個美國非正式帝國有壓倒性軍事力量支撐，而在美國戰士保護下的歐盟，本質上是個商人聯盟。 戰後歐洲統一的根本意義，在於以商業利益取代民族主義激情，以此避免戰爭重演。
歐盟本質上就是一個基於規則的共同體，其核心在於法律，而非種族特徵，而這正是荷蘭的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英國的法拉吉（Nigel Farage）等右翼政客憎惡該集團的原因。
當川普竭力破壞本國法治時，其外交政策則旨在培養歐洲的「愛國者們」，也就是即極右派勢力，以阻止歐洲以「文明衰落」為名，做跟他一樣的勾當。 因此，自由主義的歐洲也面臨了一個悖論。為了守護這個建立在法治和共同貿易體系上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歐盟必須抵禦來自外部的破壞企圖。這意味著這個商人共同體必須為自己注入某種戰士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它在1945年後試圖消除的。
轉載自《上報》，原標題為《Trump’s Fear and Loathing of Europe》© Project Syndicate
馬毅仁（Ian Buruma），作家，著有《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合作者：三個關於欺騙與生存的二戰故事》（The Collaborators: Three Stories of Deception and Survival in World War II），最新著作是《斯賓諾莎：自由的彌賽亞》（Spinoza: Freedom’s Messi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