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獲》雜誌上的一篇報告文學
《收獲》雜誌2018年第一期刊登了作家袁敏撰寫的題為《興隆公社知青檔案追蹤始末》的報告文學，引起不小的震動。
袁敏，浙江作協副主席，她姐姐是1969年3月9日到黑龍江省富錦縣（現為富錦市）興隆公社插隊落戶。後來袁敏又接連寫了好幾篇關於杭州知青的文章。但是有一個知識青年，袁敏沒有寫，或者說，她寫了並沒有發表，這個知識青年就是陳同海。陳同海也是插隊興隆公社，在興隆公社、在富錦的知識青年群體中曾是大名鼎鼎。陳同海後來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與袁敏有過交集。袁敏曾任國家計委《中國經濟導報》副刊主編、總編室副主任。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罪名是受賄金額接近2億元。
二、知青的檔案袋
袁敏在文章中公布了當年富錦知青辦制作的浙江杭州知青登記表（見圖1、2和3）。
據可靠消息，杭州知青檔案袋現存於富錦市檔案館，不可公開查閱。
三、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知青檔案袋上註明：1969年3月。這不是制作杭州知青登記表的時間，而是記錄了這批知青於1969年3月到達富錦，具體時間是3月12日。制作杭州知青登記表的時間應該是在1969年4月或者更晚，因為來自杭州的檔案是在知青到達富錦後一個多月後才到達的。知青檔案袋裏的杭州知青登記表是富錦知青辦在收到檔案後匯總、濃縮而成。具體制作每一份知青檔案的是知青所在的中學，如杭州一中、杭州鐵路中學、杭大附中（後改稱學軍中學）等學校的革委會和工宣隊、軍工宣隊。
一千多名杭州知青被分散在富錦縣的7個公社，一共有七個知青檔案袋。袁敏看到了六個知青檔案袋，應該有一個公社的知青檔案袋已經丟失（也許富錦市檔案館現在存有7個知青檔案袋）。
知青登記表分九欄，分別是：原在單位、姓名、年齡、性別、文化（程度）、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有何政治問題。每個知青各占一行。
原在單位是指在杭州上學的中學，文化（程度）分高中或初中，本人成份均為學生，家庭出身是指父母親的成份，政治面貌指本人是否是黨員或者團員，最重要的是最後一欄的內容：有何政治問題，是指家庭成員有什麽政治問題，是否被隔離審查。袁敏寫道：「上面記載的個人信息很全，最後一欄是‘有何政治問題’，一頁上大概10個人，每人的這欄上面都寫著父母有各種問題，比如叛徒、特務、大右派等，都是各種政治帽子。」
由於年代的久遠，許多內容已經模糊，看不清楚。但是在圖2中的第三行還是可以看到：一中、熊虎、20、男、高中、學生、不詳、團員、父叛徒投機分子。
圖2中的7位知青中有6位的父母有政治問題，正被審查。圖3中的10位知青的父母個個都有政治問題。
最早到北大荒的杭州知青是在1968年12月23日出發到撫遠縣（即黑瞎子島所在的縣，中國地圖最東北角上），那時毛澤東的上山下鄉的指示尚未公開發表。1969年3月6日至3月9日，杭州知青分別奔赴赴黑龍江同江、虎林、饒河、富錦、綏濱等縣插隊。撫遠、同江、虎林和饒河都是和蘇聯直接接壤的邊境線，也叫一級縣，對知青的政審要求高。富錦與撫遠、同江、綏濱相鄰，是二級縣，所以成份不好的、家庭有問題的、父母正在隔離審查的，都只能去富錦。
去富錦的杭州知青家庭出身各種各樣，有革命幹部、工人、貧民、職員，也有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反動學生權威、特務、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等等，真可謂牛鬼蛇神樣樣有。舉幾個例子，他們中間有原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後任最高法院院長）的兒子；原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偉達（後任天津市委書記、中紀委第二書記）的子女；原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陳冰（後任寧夏自治區副書記、天津市政協副主席）的兒子；原浙江省幾位副省長的子女；原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後任公安部部長）的兒子；許多省市委幹部的子女；原國民革命軍第五路軍上將總司令，兼任津浦鐵路南段警備司令的吳化文的兒子（投誠後的吳化文在杭州解放時任杭州警備區司令）；原北京大學校長、原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蔡元培的曾孫；杭州大資本家的子女；著名學者馮至的外孫女。還有一對杭州知青姐弟的父親是「反動學生權威」，最大的罪行是「汙蔑毛澤東」，「攻擊」毛澤東的詩詞不講平仄，可謂「狗膽包天」。
熊虎的父親文化大革命前是浙江省委廳級幹部，文革中被打倒，被審查，所以在檔案中有「父叛徒投機分子」的記錄。文革後期熊虎父親被解放，出任浙江省國防工辦主任。人算不如天算，就連熊虎本人最初也不知道，當時合江地區（富錦縣下屬合江地區）的革委會主任（軍代表）曾是熊虎父親手下的通訊員。世界就是這麽小！這也是熊虎不久被提拔為富錦縣革委會常委的原因。
筆者插隊落戶的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一共有35位知青。這裏挑幾個政治問題說一說。
某同學姥爺（實際上是姥爺的哥哥，也稱姥爺）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勛、長期在國民政府擔任高管（如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于右任一向被中共看作是國民黨中的左派人物，是統戰對象。但是富錦縣抗戰之前屬於滿洲國，抗戰勝利之後就成為解放區（第一任中共富錦縣委書記的是李昌，後任科學院黨委書記），沒有經歷過國民黨統治，對國民黨、對民國政府一無所知，認為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民國政府的公職人員、甚至中小學教師都是罪大惡極的敵對勢力。
某同學父親是「叛徒」，1927年之前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比江華等資格更老，李鵬的父親李碩勛曾任浙江省軍委書記、中共浙江省代理書記），1927年退黨，後在中學、大學任教謀生。
某同學父親是「美國特務」。其父親是由基督教美北長老會和美南長老會聯合創辦杭州之江大學的負責人。1949年前後只身離開中國赴美，曾代表美國方面和中方談判之江大學的財產處理。僅僅美國、基督教長老會這兩個詞就能致人於死地。
某同學父親也是「美國特務」。其父親早年留學美國，1950年學成回國，是新中國最早的一批海歸。他在美國的同學中有一位名叫基辛格的。後來基辛格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陪尼克松訪華並訪問杭州，點名要與同學會晤，其父親才獲特許被「解放」。
四、地富子弟的待遇
關於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動機有多種解釋，其中一個動機是為了懲罰紅衛兵（參見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撰寫的《失落的一代》一書）。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志在奪回失去的實權。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學生正處於逆反心理的年齡段，提出「造反有理」口號，引誘、縱容紅衛兵開展的過激的「革命行動」，無異於當年土改中的積極鬥地主的貧雇農。紅衛兵運動席卷中國兩年多，幫助毛澤東打倒一大片政敵，但是毛澤東卻失去了對紅衛兵的絕對控制。在懷疑一切的革命思潮下，一部分紅衛兵走到了毛澤東的對立面（就像當今一批大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走到了另外一面上去了）。雖然毛澤東派出了工人宣傳隊、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來統治和管教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人，但是效果並不顯著。一怒之下，毛澤東就讓這些沒有多少知識的「知識青年」到偏僻的農村落戶，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早年毛澤東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理論上前後矛盾），先學習解決自己吃飯問題。當紅衛兵離開了大城市，離開了政治經濟中心，要為自己的一日三餐和生存問題拼搏時，紅衛兵革命造反的影響也就消失了。
從杭州知青的登記表上的政治問題一欄中，可以明顯看到毛澤東利用上山下鄉懲罰紅衛兵的目的。這些政治問題是套在知青頭上的緊箍咒，讓他們象地富反壞右一樣老老實實做人，套用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微博的話說，是腳踏實地。
當杭州知青到達富錦之前，3月2日爆發了第一次中蘇珍寶島戰役。第二次中蘇珍寶島戰役（3月15日）即將來臨。到達生產隊後，即被編入基幹民兵，進行「軍事訓練」。雖然發的槍支都十分陳舊，是抗戰時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槍，發的子彈也有限，外加幾顆手榴彈，但是一點不減知青保家衛國的決心。「秦時明月漢時關，千裏征戰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在知識青年群中，那時前唐的邊塞詩很受歡迎，許多人都準備「誓宰樓蘭」「馬革裹屍」。
文化大革命爆發，中蘇關系趨向惡化。面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困境，毛澤東把老百姓的視線轉移到國際問題上。在中蘇珍寶島戰役發生之前，中國國內的民族情緒高漲，國內的媒體上充滿了反對蘇修的宣傳：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蘇修繼承沙俄帝國主義的衣缽，蘇修非法占領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海參崴、伯力等都是中國領土，沙俄在璦琿海蘭泡殺害中國公民五千余人（也有資料說六、七千人），沙俄在江東六十四屯殺害中國公民兩千余人……斑斑血淚！家仇國恨！這是中蘇軍事沖突的輿論準備，杭州知青的腦袋裏裝滿的是對蘇修的仇恨。
當杭州知青的檔案到達富錦後，縣革委會、縣知青辦裏發生了什麽，筆者不知道。嚴酷的事實是杭州知青被繳了槍，被開除出基幹民兵隊伍。當年村子裏只有地主、富農子弟不能加入基幹民兵。
被開除出基幹民兵隊伍，沒有了槍，赤手空拳能幹什麽？記得有一次村黨支部和民兵營組織「蘇軍打進來」的演習，民兵在村外打槍、炸手榴彈。村大隊部的喇叭裏傳來「老毛子打來了！老毛子打來了！大家馬上到大隊部集合!」的命令。一時村子裏亂成一團，人哭狗叫，老鄉們扶老攜幼趕到大隊部。知青們則不為所動，躺在炕上說笑話。「現在發槍了……」，臺下熱烈鼓掌，「一人一支……」，熱烈鼓掌，「是不行的。」臺下無聲息。「兩人一支……」，臺下又鼓掌，「還是木頭的。」臺下又無聲息。炕上一片笑聲，心卻在流淚。報國無門啊！「怒發沖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從西子湖到北大荒正好八千里路！
偶爾有一次機會在富錦縣武裝部看到一份文件，在中蘇軍事沖突中，富錦縣、同江縣、撫遠縣等均屬於軍事上的放棄地區。中方的第一道防線始於黑龍江的綏化。是啊！三江平原，一片平原，不少沼澤，無險可守。富錦縣的駐軍僅有兩個雷達站，沒有一件像樣的重武器，如何抵擋蘇軍的坦克兵團？用人們的血肉築成的長城？
據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是建設邊疆保衛邊疆。如袁敏在文章中記錄了幾位來自孤兒院的杭州知青，「這哪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教養分子發配邊疆勞動改造啊！我們在孤兒院時，國家沒讓我們吃過苦，遭過罪，可到了北大荒農村，可以說把這個世界上能吃的苦都吃遍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等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也說，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五、結束語
非常感謝袁敏、感謝《收獲》雜誌，將富錦縣杭州知青的檔案資料公布與眾，讓人們了解知識青年所經歷的苦難，特別是政治上的錯誤對待。
最後想糾正一下袁敏文章中的一個錯誤。袁敏在文章中有下面一段記述：「當年的興隆公社裏，有一位19歲的女孩，父親是杭大老師，她的母親早已去世，兩個哥哥疾病在身，父親一直將聰明伶俐的女兒視為掌上明珠。這個女孩多才多藝，會吹笛能唱歌，和當時很多年輕人一樣，懷著一腔熱血插隊下鄉接受改造學習。女孩下鄉第19天，和同伴們出去砍柴，返回時，一行人坐在馬車高高的柴垛上，藍天，白雲，年輕人們高聲放歌。這群從城裏剛剛下來的年輕人，幹農活的經驗並不足，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捆綁的柴垛並不牢固，而這種不牢固在崎嶇的山路上就是一種隱患。果然，馬車下坡時，木柴翻滾下來，這位19歲的女孩一下子被從馬車上甩了出去，就在這一瞬間，失控的馬車從她胸前硬生生碾壓過去……在那樣的小山村裏，幾乎談不上什麽醫療條件，即便是最近的衛生院，也要輾轉幾個小時才能到達。當被送到醫院時，女孩反復地問同伴，我會死嗎？我會死嗎？同伴拉著她的手說，不會，妳看妳都沒有流血，妳不會死的。其實，女孩的肺已經被馬踩爛，肋骨全部踩斷，在同伴的鼓勵聲中，女孩還是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女孩出事後一周，父親的第一封家書才從江南輾轉送到公社，信裏滿滿都是鼓舞的話：妳要好好表現。「和她一起下鄉的都是她的同學，當時所有人的感覺就是懵了，哭不出來，傻在那裏。對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刺激太大了，這大概是她們第一次直面死亡。」多年以後，當年的見證者們再說起此事時，都還記得每一個細節。因為下鄉時間太短，女孩連張照片都沒有留下，那場追悼會上，是同去的知青們素描了一張她的畫像作為遺照……」
這位女知青不是插隊興隆公社，而是二龍山公社北山大隊的，女知青的名字叫徐明，當時18歲，杭大附中（學軍中學）初三學生，身高1.7米多，總是戴著一副眼鏡，平時沈默寡言。父親徐兆華是浙大化學系的老師（原杭大化學系），是家父的同事，大家都住在杭大新村（那時叫道古橋杭大宿舍）。徐明離開杭州時，徐兆華老師還在隔離審查之中。好像當年杭大革委會還是「網開一面」，受審查的人，如果有子女上山下鄉的，可以獲得特許，與子女話別。上山下鄉子女準備行裝需要錢款，可以從凍結的存款或工資中提取一部分。徐明死亡時間是1969年3月31日，星期一，13時45分。死亡原因是駕轅的馬突然發毛（受驚，馬車老板無法駕馭），拖著馬車發瘋似地奔跑，把徐明從馬車的柴火垛上顛簸下來，馬車壓過徐明的身體。由於內傷過重和公社醫院救治條件有限而死亡。徐明她們去打取暖和燒飯的柴火，是因為當地的貧下中農並沒有做好歡迎知青到來的準備。為徐明追悼會的繪制遺像的是我們村裏那位美國特務的兒子。當年筆者參加了徐明的追悼會，現在腦海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那一片淒慘的哭聲。
錄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祭奠那些把青春和生命永遠留在北大荒的同學：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